改革开放40年通信访谈 | 杨培芳：通信40年，信息经济学的生动“教科书”

改革开放四十年，要问中国哪个行业发展最快，恐怕非通信业莫属。四十年前，安装一部电话要五千元，后来一部“大哥大”要三万元，而现在智能手机几乎普及，人们发微信、视频聊天几近免费。通信业的发展发生了沧桑巨变。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回忆改革开放初期通信业情形依然历历在目。1982年，杨培芳从邮电部科技局的技术管理岗位转型经济研究之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信息通信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带领研究人员到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做了三天实地调研。

那时候人们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除了党政机关的电话开通了部分直接拨号长途电话功能，一般老百姓打长途电话必须到当地邮电局营业厅挂号，待话务员接通后，用大喇叭通知你到几号通话间去通话。有位来自东北某省的销售人员抱怨说，他为了给老板汇报，已经在这里等了整整三天，不敢上厕所，不敢出去吃饭。昨天他实在受不了，刚去了一趟厕所，就听喇叭里叫他的名字，等跑回来以后，对方电话又挂断了！这让杨培芳切身感受到信息通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通信经济：不算简单账

为了提高社会效益定量研究的理论水平，杨培芳曾经请教过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笃信西方货币主义。他认为经济学不承认社会效益，能赚钱才有效益，不能赚钱就没有效益。

杨培芳说：“我和他争论了近三个小时，涉及城市公共交通运营问题、西部铁路建设问题，自来水、燃气管道和水电工程的投资回收问题。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会在某些公共领域失灵。”

带着这些问题，杨培芳又去请教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他说，邮电通信的经济效益主要不在于企业自身的收益，而在于社会整体效益。信息传递迅速、准确了，会出现更大的外部效益，怎么测算？应该认真去研究。最后于老说，通信在未来信息社会越来越重要，你们通信行业有什么重要活动，我很愿意参加。后来杨培芳又有机会认识著名经济学家何伟和原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高尚全，他们都肯定了“信息时代新市场经济”的研究方向。

信息通信的后发优势

上世纪末，杨培芳去欧洲考察，发现法国只有大城市之间建设了光缆通信系统，中小城市之间依然采用电缆通信系统。而当时中国县以上城市基本实现了光缆化。他又到美国西雅图考察，看到许多人还在使用大哥大模拟手机，而中国的模拟移动通信已经淘汰，数字化手机开始快速普及。当时杨培芳有一个粗略估计：中国在农业领域可能落后发达国家40年，一般工业领域也许落后发达国家20年。但是在信息通信服务领域，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明显的跨越发展，一举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这个观点后来被杨培芳通过讲演、发表文章等许多渠道多次伸张，直到写进中央和国务院的正式文件。

杨培芳总结道，有三大举措使信息通信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一是制定了电话初装费和“三个倒一九”优惠政策。二是确立了“程控化、数字化、光纤化”跨越式发展道路。三是明确了适度竞争、协同治理的改革方向。

三个维度协同治理

1994年联通成立和1999年纵向拆分，这两次旨在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的改革都比较成功。2001年通信业第三次改革，杨培芳参加了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专家讨论会，当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按地域拆分的改革方案。后来南北拆分方案出台，某电视媒体采访，杨培芳还是肯定了这次改革也许能促进有效竞争的大方向，也暗示将来会有更好的、进一步改革方案。

就是在这个时段，许多经济学家提出泛市场化的改革主张，倡导取消一切规制，“不需要申请，谁经营电信都行”。结果走了弯路，造成了对真正市场经济的伤害。2008年通信业第四次改革，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当场问杨培芳，你提出“六合三”方案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六合二、或者六合四？我说，从协同理论上讲，在同一时空只有三个维度具备差异化竞争的正交完备性；实证研究也发现，多数国家基础电信领域放开竞争的结果，只有前三家最有效，也叫做金牌、银牌、铜牌三牌效应。

1992年10月国家确定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杨培芳参加了1993年7月在银川召开的首届全国经济学界市场经济研讨会。1994年他组织召开了全国通信行业首届市场经济研讨会，还参与了陈岱孙领导的《中国市场经济百科全书》的编写，不久又组织单位全体研究人员脱产恶补西方市场经济学课程。杨培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定位并不矛盾。新市场经济应该包容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要由社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社会化企业，实行社会协同治理。

倒阶梯资费的提出

但是由于精致利己和过度营销在通信行业蔓延，资费套餐日益纷乱。尽管主管部门多次强调要降低资费，提倡透明消费，但是由于传统理论和制度激励，资费套餐依然多如牛毛，几近失控。

2006年，杨培芳正式提出了适应信息经济成本规律的倒阶梯资费方案，并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经过两位老领导推荐给某运营商讨论，结果认为全行业的增收和增量已经不成比例，不愿意实行倒阶梯资费方案。

直到2018年，国务院领导多次要求通信行业提速降费，主管部门才正式下文，要求各大运营商推广简单透明、适合信息经济发展的倒阶梯资费方案。但是，也许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2018年11月，全国首家网络协同经济研究中心在重庆邮电大学成立，受到重庆社科联领导和中国社科院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以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鼎力支持。杨培芳说，希望这个中心能为信息时代的新市场经济趟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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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通信产业报（网） 崔亮亮

编辑 / 谭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