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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被炒上了天价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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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编在网上搜了下侯登科的作品集,意外地发现这本原价198元的《麦客》二手书的价格在孔夫子旧书网居然翻了近10倍。



△ 孔夫子旧书网截图




 这是什么书?



△ 《麦客》图书实拍



《麦客》由浙江摄影出版社于 2000 年出版,作者侯登科


“麦客”是我国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现象,尤以陕西关中居多,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历史。每到麦收季节,“麦客”们便走出家门,开始他们的“赶场”生活。


书中的大部分图片拍摄于 1995 年以前,及至 1997 年想结集出版时又补拍了一些。侯登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深入生活,追踪拍摄,采用纪实的手法,描述了具有浓郁西北乡土风情的有关“麦客”的生活历程。


在本书的后记中,侯登科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我本孤陋寡闻,执拗地不愿效仿大师们的东西,也没有条件效仿。生怕没有自信主见跟着外国人跑了。许多历史和现实给予的东西背在身上甩不掉,一甩就头轻脚重。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说“自恋”,主要我本不在一个摄影家或者职业记者的境遇中生活,因此,不得不面对企业面向市场找饭吃,还要面临职工下岗分流的窘迫,而这样的人又太多。农民就更不用说了,我今生只怕彻底改不了农民身份的遗传。自恋于图像,则次之。朋友们说我拍的片子看着太累,少有冲击力和快捷感。说对了。没有这种秉性、胆量、智慧和洒脱,更“残忍” 不起来,像麦客一镰下去麦子撂倒,亮出斜茬茬一片刃口。照相机不是镰刀,麦客也不是麦秆,我下不了狠心死手。摄影是一种观看方式,我就是这么个“看法”:恨不得像标本一样贴近看,放人看,钻进肉里扒开看,玩弄着看,另有一番滋味给眼睛,我不行。今后若想再拍专题,还是老办法,尽量与浪漫式的创作划清界线,多些老实、自然。许多类似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严谨素质,是该尊重、汲取、培养的。这正是我的教训和缺失。要不,走纯图像的路,有那种天赋吗?夹在“活法”和“活头”之间,常要和“我不是我”的念头纠缠。所幸信念尚存,良知未泯,人还在,心不死!人要不在,心也就死了。




 侯登科 



△ 侯登科(1989年,胡武功摄)


侯登科,1950 年 7 月 16 日生于陕西凤翔。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从事摄影,受星星画展、四月影会影响,风格自由多样。1983 年参加《黑白摄影作品联展》,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自由摄影师。1985 年,组织举办《西北风》摄影展,从此确立以西北为主要创作题材。代笔作有《麦客》、《四方城》(与胡武功、邱晓明合作拍摄)、《黄土地上的女人》等。2003 年 2 月 3 日,侯登科因病去世,享年 53 岁。以他名字命名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是国内最具分量的纪实摄影奖之一。




 侯登科:我拍《麦客》 




《麦客》书中,除了照片,还收录了他关于“麦客”生活的描写。在《我拍<麦客>》一文中,他回忆了童年家里屋檐下睡过的“麦客”们。



△ 侯登科手绘“麦客图”



我是比较熟悉麦客的。


孩提时代,每到五黄六月,麦客一拨拨出现在我的故乡。我和同伴们常追在他们后边戏嚷:“你是哪嗒人?‘曹是西和礼县人’”,“炒面客,炒面客,‘算黄算割’到陕西”。前一句话是拟与麦客的一问一答:你是哪人?我是甘肃西和(县)、礼县人。自然,小孩子笑其“谓我为曹”,并不知这“曹”与古语“我”的瓜葛和后一句的“炒面客”中欺生的味道。早先,甘肃、宁夏一带的麦客一路乞食到陕,所带食物多是一小袋用燕麦、黑豆、豌豆、高粱混合磨就的“炒面粉”(不像今日去皮所磨的面粉),以备口粮断顿所用。吃时手撮入口,闭气,或用水拌而食之。“炒面客”由此而来。虽是谑称,但关中人善待麦客,还是谑而不虐的(现今出版的陕西《凤翔县志》,还将“白蒸馍,浆水面”“善待麦客”列入本地民风)。后半句“算黄算割”一词多义:每至麦黄前后,布谷鸟北迁,其鸣与“算黄算割”谐音;“算黄算割”在关中西部方言中意为麦子“边黄边割”,算,含认作、确认的意思;麦客西来东进,一路由绿而黄,行止麦熟边黄边割边退是谓。我家地少,不曾请过麦客,但屋檐下睡过的麦客不在少数,亦常有麦客乞食讨水,曾祖母总是一边唠叨着“可怜人”,一边赐予,无多有少。记得有一次,实在受不了“炒面”香味的引诱,我偷了家中的玉米面馍去换,掬之吞下,呛得鼻涕眼泪的一脸面粉,这才知道了吃炒面要闭气的原由。童年记忆中的麦客是难忘的,要不我也画不出“麦客图”。我新奇于他们圆尖底的背篓,据村里人说,他们与我一样是秦人的后代,秦修长城时怕劳役们停歇,律令之下,背篓的方底就编成了圆尖形,放不住,至今未变,而我家的背篓却已成方底。我新奇于他们的绑腿和套裤,绑腿是我从连环画上看到的当兵的扎的,套裤虽然曾祖母说解放前后家乡人也穿,但自我记事却没见人穿过,说是裤子,却又把屁股和裆留出来!我新奇于他们的话语,动不动“曹、曹”的(不像我们“我、我”),总有点吃生柿子的涩滞,好像舌头被门牙顶住了。老大老大的人了,还戴着像我一样的“裹肚”,也绣着花,睡在屋檐、场院,唿啦啦地来,悄默默地去。当年,还有和我大小高低差不多的娃娃,光着屁股,无遮无盖的,也是麦客!有的麦客还带些胡麻、皮筒子、麻鞋与人交换粮食、食盐,也卖钱。童年记忆中的麦客用镰刀片子剃头,头剃光,卷卷的胡子却留着。从曾祖母口中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麦客的事,她小时候见到的麦客是留长辫子的,她出世之前的麦客因了“白头反了”,(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后被镇压)被镰“片”(砍)了许多人,麦子全荒在地里,尸首烂在路上……曾祖母生于 20 世纪初,她讲的那些麦客故事却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像潮水般涌向关中甘肃、宁夏的“麦客”和“文革”期间许多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凤翔、千阳、岐山的北山区逃难的“黑人黑户”,我却是亲眼目睹(新版的《凤翔县志》,在《人口篇》中,也间接记载了这些逃荒落户的“甘肃人”有三千余口)。“文革”期间,“麦客们”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夹”了起来,自然不能“算黄算割”到陕西。1978 年后,他们这才陆陆续续地重新出现在关中平原上,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体味了曾祖母关于“可怜人”的唠叨和她所讲的那些并非故事的故事,并非传说的传说。



△ 麦客流徙分布区域图



1949 年以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变,他们再也不用百里千里地“脚踏实地”了。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麦客,将背篓换成了“尿素袋”(编织袋),许多人腕上戴着手表,扒火车、乘客车、坐汽车而来。尤其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条块割据”状态、生存条件明显向温饱型转变,各种乡镇企业对农民的吸纳及外出打工者的分流,使陕西关中以及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成了麦客们再显身手、冲脱贫困的“新天地”。这些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西安至天水间的铁路线上,常见整列整列扒满麦客的货车西来东往。关中几个较大的麦客集散地如宝鸡、咸阳、西安、高陵的车站、街道,麦客如潮,公路、阡陌但见麦客“赶”“转”匆忙,村落、集镇麦客出出进进。比之刚刚兴起的收割机来,麦客们更适应一家一户这几行、哪几畦的责任田。那些年来陕的麦客也有十几二十万!这是麦客历史上的“黄金段”。随着“联产形式”的出现和机械化收割优势渐强,由盛及衰的相持阶段出现了。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麦客与机械化麦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中后期,后者已把前者压缩到机械化难以“规模经营”的西安、宝鸡间有限的地方,并已将渭河以北、关中平原大面积的平坦区“占为己有”。麦客们仍然按着既定的路线“故地重游”,仍然坚守着自己还能坚守的势力范围,仍然循序着“生存节律”,候鸟似的来来去去,或夫妻同行,或兄弟父子爷孙相携,以同村乡亲相随最为普遍。他们有的“出入”(收益和支出)持平,有的略有“盈余”,有的则完全“负亏”。对多数人而言,赚个把月的“口粮”,还能挣些工钱就很满足了(雇麦客必须管饭,烟茶酌情)。用麦客的话说:“‘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 1992 年夏,摄影家贺延光一行到甘肃西和县去拍麦客之家,但见家中井然有序,温饱可就,麦客们还是出门远行了——也许应合了这个“逛”字以及“逛”字中隐含的现实变化: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对大多数不达温饱或已近温饱(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又不具备“打工仔”条件的麦客,这“逛”是艰辛的。“就是下苦人”这句麦客常说的话中,饱含了他们离乡背井的失落、自卑、懦弱的全部感受,虽然他们习以为常。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心瞎了”,老辈农民善待麦客的古风正在淡化。每遇争执被欺、被辱、被打骂,多是忍气吞声。甚至十几个汉子不敢与一两个“敌手”对阵,只求息事宁人。自然,麦客也在变,变得并非昔日那么朴实憨厚,也学会了按照市场法则“随行就市”或攀抬工价。一个麦客曾与我雨中“话雨”:雨下长了麦客遭罪,短了麦客来钱——“价就上去了,(下雨)麦秆‘皮’(意柔韧)难割好要价。只要价大,就是下苦来的!”说穿了,还是因为穷,贫穷使然。


麦客究竟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多少年代,无据可查。在准备为《麦客》补充文字史料期间,我曾大量翻阅图书馆所存的陕西、甘肃的地方志和部分乡土志,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物产田赋、烈女贤人、山川水泽、人情祥异均有记载,就是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兰州的吴平关兄还托了学人专家,自己又在图书馆“猫”了一个礼拜也无结果。连自诩有“善待麦客”民风的“凤翔府”的明、清、民国几个方志版本也查无出处。我一时迷惑:年复一年几万十几万的人流,先人们真是视而不见?传说还不如眼睛?静下心来又觉得合情合理:“下苦人”三字就已说明一切。在我们的文化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对于常人,只有民,没有人。从司马迁到后代史家,哪个给“民”树碑作传?已有的历史不外是些大人物的“家谱”编撰,孔孟之道的“世袭”繁衍,文人墨客的“济世”志表。明清以降虽有了市井小人的言吐,大都还是演变到光宗耀祖的套路上去了,成了“苦去甘来”的伦理饰物和道德注脚。作为“人”的先辈,或被遮在蟒袍下,或消弥于经注里,或就一代一代地被历史的笏板挡住了脸面,只闻其声,不见其颜。一代诗圣白居易虽有悯世惜民的《卖炭翁》,但却难见卖炭“人”。如若“麦客”也能经见于史料,那还是我们的历史吗?麦客是入不了正史的,入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的自我作传,从古至今。


(本文选自《我拍<麦客>》,收录于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麦客》,作者侯登科,有删减)



 侯登科镜头下的麦客 



△ 麦客,1993


△ 走镰的汉子,陕西关中,1997


△ 扒车赶场关中行,宝天铁路林家村区段,1992


△ 西安至天水间的旅客列车上,1993


△ 夜宿交通岗,关中西部宝鸡市,1992


△ 麦客父子,凤翔县汽车站,1992


△ 麦客与雇主,关中三原县,1994


△ 驶进关中平原,西宝铁路常兴区段,1992


△ 在雇主的麦田里,关中眉县常兴镇,1997


△ 城门洞内,西安市尚德门,1994


△ 七十三岁的甘肃麦客,临潼县斜口乡,1997


△ 流徙中的麦客一家,三原县,1992


△ 关中麦收时节西安至宝鸡的火车上,1993


△ 等车,关中西部凤翔县汽车站,1991




 《麦客》图书实拍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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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侯登科作品选自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麦客》

编写:陈一

编辑:陈一

摄影: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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