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人应该作为目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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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而未决（下）
文/张月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本文为腾讯谷雨实验室记者张月对刘擎的专访。
“美国把你变成了一个乡下人”
今年三月，在一个名为“超越挫折与幻想”的讲座上，有一个女读者问刘擎，“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呢？”他低头想了几秒钟，说：“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开启学术生涯的话，我会很慌张的。”
1991年，刘擎赴美，先后在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希望能回答自己当时真实的困惑：“要走现代化，但路上又有很多挫折，要怎么理解这一切？”
对一个聪明的“小天才”来说，在美国的求学一开始充满了挫败。他并不是对政治学一无所知，1980年代末，他结识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金观涛，后者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翻译和引进了当时西方的新思潮，代表了中国思想界当时最前沿的思考。金观涛希望刘擎考自己的博士，总是给刘擎推荐书，借笔记给他看，他被当作金先生的弟子。“在国内我认为我自己很强，但是到了那（美国）完全是amateur，完全是票友。”刘擎说。
先是语言。最开始上课时，他只能听懂20%，他的好朋友张昭告诉他：“听不懂你就猜，猜着跟下去，不然，就只能放弃。”他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听，一年之后，他终于能听懂了大半的课程内容。
还有最基本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得益于80年代的滋养，他对一些“大问题”具有敏感性，也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修辞华丽，充满诗意，但到了美国，老师告诉他，学术文章不是这么写的，“它有一套学术标准，那个标准现在看来有一点死板，但是不管你谈的大问题、小问题，都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它的论证、证据、推论的过程特别重要。”
马华灵是刘擎2006年的研究生，这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和年轻时的刘擎很像，是典型的文艺青年，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作家。读研第二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现代性危机的两幅肖像：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世纪悬案》，他告诉我，在文中，他使用了大量的修辞，“炫耀性的文笔”，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然后发给了刘擎。几天之后，收到了回复，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内容和它的颜色一样尖锐：
这些文字是在说什么？空穴来风，似是而非。完全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梳理、展开和解释，也没有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回应，就大发议论并且抒情，这是很糟糕的蹩脚诗人的文风。由此，一个清楚的问题是，你的导言文字不合格。你需要训练如何写一篇论文的导言，如何introducing你的问题，你的论题。导言有各种写法，但这样的写法是戒除的。
你为什么如此沉迷于这类浮华轻佻的文字？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实实的论文，比如“伯林与相对主义”，明确地界定论题的来由（包括施特劳斯的批评质疑），细致地处理相关的文献，展开充分的分析，然后给出自己的论点和论证？你是在正规大学受正规训练并且有志于学术生涯的研究生，不是什么“自由撰稿的二流文人”。这样的文风will lead you to nowhere! Come on, be professional!
马华灵记得，看到那些批注时，是人生里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当头棒喝，你被敲醒了，”他告诉我，“我一直沉迷于辞藻华丽的文字游戏，忽略了缜密论证的逻辑力量。我以为文字优美的作品就是优秀的作品，那一刻我才知道，论证严密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此后五年，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学术论文，直到彻底摒弃那种浮夸的文风。后来他走上了学术道路，成为华师大的青年教师，依然保存着那份带着批注的论文，偶尔会拿出来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再犯那些错误。
在美国马凯大学读硕士时，刘擎的老师詹姆斯·罗德之是一位专注而沉静的柏拉图学者。哲学注重说理，他告诉刘擎，说理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律师型的，雄辩、强势，使用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漠视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论辩。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审慎、细致，严肃面对不同立场的论据，真诚辨析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寻求智慧。罗德之告诫刘擎，真正的学人要提防沾染过多的律师话语习气。
后来他回到国内，参与学术讨论时，常常有身处律师事务所的错觉，他会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如此。
刘擎在美国还经历了一个重要事件：马丁·路德·金抄袭，他见证了这个社会如何面对偶像的幻灭。开始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刘擎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那个民权运动领袖是英雄一般的人物，怎么会和抄袭联系在一起呢？他甚至怀疑这是美国右派对民权领袖的抹黑和污名化。
但他很快发现，抄袭本身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金的博士论文有2/3以上的篇幅来自抄袭，他的演讲和布道辞也几乎都有挪用的情况，甚至包括那篇最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最后一组极具感染力的排比句和黑人牧师阿奇博尔德·凯里1952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高度雷同。
让美国人发生分裂和走向两极的并不是抄袭本身，而是如何面对一个伟人的污点，其中有人落井下石，也有人为用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其作虚弱的辩护。在这两极中间，让刘擎印象最深刻的是代表美国知识界主流《美国历史学刊》发布的一组文章，包括了事实材料和抄袭的多角度阐释。
主编西伦在导言中写道：“金的抄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媒体的关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评价以及抄袭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金的历史地位和英雄形象。这种关切是正当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学者的工作应当走得更远，因为值得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构成金抄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就此探究金的心理和文化认同？他的抄袭在其个人生涯和政治事业中起到了哪些作用？”那组文章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和探索。
刘擎很多年后都还记得这个事件，他认为那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学人态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面对令人困扰的事件，并不回避事实及伦理后果，不至于简单的道德臧否，而将事件转换为历史与文化以及自我反思的契机。即使存在纷争，整个知识界也不会因为一个意外的丑闻而堕入丧失理性、是非不清的混乱，也不会陷入谩骂攻击与恶性对立的分裂。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心智成熟的知识共同体的标志……如果没有这种清明与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明尼苏达大学位于明尼阿波利斯，这座城市有着漫长的冬天，历史上只有七八月份不下雪。密西西比河穿过大学的中间，这段河流的两岸种满了加拿大枫，秋天的时候都是灿烂的红色。在这所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刘擎确认了自己能够以学术为业。
那是人生里最寂寞也最安静的时光。博士有很重的阅读任务，每周要看七八百页的书，写二三十页的作业，刘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像个清教徒一样苦修，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50米的游泳池，在这所学校读了七年的书，他从来没有去过。
最常待的地方是图书馆，他总能在每个图书馆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隐蔽而舒适，在那儿看一天书，中午跑出来啃个三明治，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会儿觉。
“时间一点一点在走，你的书一开始大概一个小时只能看六七页，最后可以到三四十页，然后你有心得，那个时间是很慢的，你可以看到光阴的痕迹。”刘擎说。
他读韦伯、伯林、阿伦特……现实中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但那些伟大的思想帮他建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他阅读、思考、想问题，有一种仿佛feel at home的笃定感，“随便什么问题，你会发现有特别精彩的人给过富有启发的回答，不一定有定论，但你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有办法去应对，不一定能解决，但现成的工具都在里面。这个过程中你感到你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不是作为一个动物。”
那个年轻时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掩埋了，他变得沉静内向，像是换了一个人，“以前小时候我会觉得你得有一个很稳定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里面遇到的问题都有比较明确的回答，你才能很好的生活，现在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方式。既不可行，也不可欲。你的生活其实是在套那个公式，但生活它是特别复杂，复杂到你没办法用这样一套原理来把握的。”
2003年，刘擎回上海教书，许纪霖来接他，看他半天，开了一句玩笑，“美国把你变成了一个乡下人。”
时代的印记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那个“小房子”都是刘擎的掩体，《奇葩说》将它拆掉了，让他更充分地暴露在公共视野中。
刘擎接受了几十个采访，出现在更多的演讲和对谈的场合，谈论最多的是人生意义的话题，为人们生活中极为具体的困惑答疑：要不要辞职？要不要分手？生活里太丧怎么办？职场人要如何面对内卷的大潮？
“今天刘擎是以人生导师的形象出现的，并不是以一个谈论宏大问题的学者形象出现的。”许纪霖说。
但对他来说，那也许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从日常的生活当中生发到一些更具有公共性的话题。这就是让人从思考自己来思考这个社会，包括公平、正义、宽容这些问题。
在许纪霖看来，无论是得到还是奇葩说，刘擎做的是一件事情：降维启蒙，“学院里的学者用的是一套语言，但在大众那个场域里面你必须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说话，实现降维启蒙。”
刘擎最受关注的言论来自于在《奇葩说》讨论996工作制的时候，他说，人是应该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作为发展的工具。那个观点来自于康德，奠定了其伦理学的基础，在许纪霖看来，那本应该是一种常识，却被很多人视为振聋发聩的新知，“今天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社会的一些底线价值观都被淡漠了，但是很好的是，刘擎借这个舞台和这个空间说出来了。
但在此之外，刘擎始终萦绕着一种悲凉感。有一次录完《奇葩说》，他晚上回去看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内容是某位思想家面临的论争。他一读就知道作者花费了很多心血，内容很吸引他，但在某个瞬间，刘擎突然产生一种怀疑，“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主要关怀的事情不是这些，学界里面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他们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或者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
他对我解释政治哲学基本的研究思路，思想家们研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一个好的社会建立规范性原则，然后以此来构建社会制度，推动公共政策，“但公共政策从来不是这么制定的，它从来没有这样影响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影响到所谓的文化趋势，你就会有个what a waste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处在某种悬而未决的困惑状态，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我疑惑这个（政治哲学和现实的）相关性哪里，除了我们对自己训练自己的思维、做一个智力体操。”他想起很多年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生前来中国访问，说过一句话：“哲学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无关紧要性，increasing irrelevance。”当时的刘擎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直至此刻。
他一直想写一本“扔在桌上砸一个坑”的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周濂记得，他们前些年在香港一起吃完饭，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半山腰散步，刘擎用手拍着一棵热带树的树干，兴奋地说：“我要出一本专著。”他设想着打通从身体政治到国际政治的理论框架，给这个思路命名为“广义政治学”。
很多年后，那本专著还没有写出来。他有时候想：“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件徒劳的事情。
有时候会有惭愧的感觉，曾有很多杰出人物帮助过他、启迪过他，但他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有没有辜负那些命运的眷顾，“要怎么才算不辜负呢？”我问，他看着桌子上的杯子，缓慢地说，“最现实的是你做出一个很好的研究，写出一本很好的专著。再远一些，你如果可以改变一些公共讨论的一些方式，做出更显著的贡献来推动社会发展，但这是完全可遇不可求的。我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也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太微不足道了，太trivial，太间接了。”
许纪霖记得，在刘擎赴美读书之前，大家曾有过一个聚会，争论知识分子应该走米兰·昆德拉还是哈维尔的道路，这两位都是捷克的知识分子，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人生的荒谬和虚无，提倡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态度，后者则更注重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呼吁知识分子勇敢介入现实。
许纪霖记得，当时刘擎更加赞同昆德拉的选择。今年四月，我和他再次聊起这个话题。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说做昆德拉是更容易的，而后者选择了更艰难、更了不起的道路，“昆德拉在理论上看上去很fancy,让他自己变得又抽离、又安全、又漂亮。但是他其实是避重就轻的。”
刘擎清楚媒体对自己的热衷并非因为其学者的身份：“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公众教育，作为学者，我还没有作出第一流的工作，有真正优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但很少有人去关心。而一个人可能走了更容易的路、甚至避重就轻的人，却被放大了。”
他坐在我对面，看着眼前的桌子，说：“我接受了现在这种名望带来的好处，但是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会想到这一点。这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你如果忘记这个或者假装没看见它，就是一个耻辱的印记，但是你记住这个印记，它可能就不再是耻辱，很多年后，当你回顾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在2020年代的时候，是有人想过、问过这种问题的。”
回到“小房子”
这学期给硕士研究生开的第三节课，刘擎继续讲汉娜·阿伦特。
教室里有些昏暗，厚厚的窗帘遮住了窗外的大树，一张长桌前围坐着十几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研究生。长桌旁边的几张小圆桌也坐满了人，那是来蹭课的学生。
他喜欢给学生上课，每次上课都可以再重新读书。没有PPT，也没有固定教材，他拿着一支麦克风，开始剖析阿伦特的名著《人的境况》，“大家知道自然世界是无生无死的，但人必须面对死亡……为什么人终有一死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你会想，我死了，大自然依然存在，太阳照样升起，死亡对我个体而言是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性的事件，但大自然竟然不为所动，这里有一种很深刻的荒谬感、一种虚无感，就是我是无关紧要的存在，一种徒劳无益的存在，那‘我’的意义在哪里？”
读阿伦特原文的时候，刘擎得坐着，戴上老花镜看电脑，但讲到关键处，他会摘掉眼镜站起来，“在阿伦特看来，人能超越这种荒谬感的方式是行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是自由的，行动就是言语、思考激发出来的展现自己的东西。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彰显唯独属于人的那些品质，唯其如此，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才可能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不朽。”
在那堂课的末尾，他提到阿伦特的传记《爱这个世界》，摩挲着手里的麦克风，缓缓地说：“大家想想，如此渺小的人，在神之下，我们那么像动物，但是我们就有超越动物的一面，然后会有这么多生机勃勃的、精彩的事情被人类造就出来了，我们有苦难、有灾难，这个世界仍然是值得爱的，这是阿伦特她特别内心的情怀的一面。”
那些伟大的思想总能给予安慰。刘擎的白天变得愈发忙碌，只有晚上才有一点安静的看书和写作时间。2003年开始，刘擎每年都写《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已经写了17年，每年盘点当年西方思想界的热点话题，堪称国内学界和媒体圈的“大餐”。但刘擎把这个工作称作“学术民工”，是个力气活儿，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从中进行筛选。最近密集的采访和活动让他的心脏感觉很不舒服，他有心血管阻塞，他想，也许这个“学术民工”也当不了几年了，再坚持个一两年，也许就得把这个工作交给更年轻的学人。
2020年是极其难下笔的一年，往年看二三百篇文章，今年看了四百多篇，裘德记得，刘擎跟她说：“我去了《奇葩说》，就更要把这个写好，不然人家就会说你看刘擎不务正业吧，去上电视了就不好好写文章了。”
去年国内的一个热点话题是美国大选及之后的动荡骚乱，刘擎想表达的是，美国的民主从来就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好，如今遭遇了政治危机，但也没有走向崩溃。从结果来看，它守住了一个很低的底线，“所有的争论没有破坏对法治程序本身的尊重，即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挑战的是选举的结果，他没有挑战选举程序本身。”
但这个观点要怎么表达，他卡了很久，希望传达一个有力的、具有智识深度的观点。
在三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想起了林肯早年的一个演讲，他相信美国政治制度的危险“必定发端于我们内部”，对于应当如何防御危险，林肯的回答是“捍卫宪法和法律”，他呼吁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从这处展开逻辑，刘擎开始阐释自己的观点。
他平时写作和看书的地点在阳台上，一张窄长的桌子，对着窗外两棵不知名的树。那天他对着那两棵树写到了凌晨四点，然后怀着某种幸福感睡觉了。
回到“小房子”，是件让人感到踏实和幸福的事情，“你长期的探索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经过特别绝望黑暗的时刻，最后你走通了，写出一个东西，那种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是喜悦，它带给你意义感。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是高贵的事情，是值得尊重的事情。”
媒体人李宗陶和刘擎认识多年，她曾经想问刘擎，以他的智识能力，为什么要做这个看似“笨笨的”工作。但她后来没问，“其实每一部年度述评的分量跟撰写者所下的笨功夫相当，而且这分量在今天越来越重。”
她记得，刘擎跟她说过，其实很想要做回学生。他告诉我，老师、学者、学生，那么多重身份中，他做得最好、最快乐的，还是学生。哲学家陈嘉映这学期在在华师大开了一门哲学课，讲解“感知与理知”，前一天晚上写《西方思想述评》写到凌晨，刘擎第二天还是背着黑色双肩包去了陈嘉映的课上，他坐在第二排，戴上老花镜，做笔记，下课前陈嘉映问学生们有没有想问的，刘擎摘下眼镜，举了手。
（全文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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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悬而未决（上），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