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梁莹无法“404”的学术丑态
作者：林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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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变成了量化标准和事实上唯一的评价机制，即意味着懂得逢迎这一机制的人有了钻营空间。不同级别的刊物及其影响因子，被戏称为“学术GDP指数”，高校据此设立权威期刊、核心期刊评判标准，用以引导人文社科学者的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
此次“404”事件还曝露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痼疾——缺乏相应的学术权力规制机制。这方面的缺位事实上也为梁莹的“扶摇直上”创造了空间。在她进入南大时，没有学术伦理的审查程序，当她在后来的研究中被疑有违学术伦理时，也没有相应的学术仲裁机构和程序可以使用。
遮羞布滑落，文科教授梁莹的丑态被曝光于众。
梁莹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近日《中国青年报》《知识分子》的报道，披露了她从求学到从教以来的一系列学术不端和轻怠教学的行为——
例如，她涉嫌论文抄袭或一稿多投。也许是为了掩盖旧行，这几年来，她频繁联系期刊网站，删除这些文章的痕迹，导致她的论文条目跳转的页面显示为“404”。删去的论文总量超过120篇，包括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教学上，她敷衍潦草，甚至让自己的父亲代课，她还在课堂上向学生坦言，自己评上了教授，“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态度轻慢，堂而皇之。
社会学界的谢宇、赵鼎新、吴晓刚等多位学者随后也披露，她的论文粗制滥造，学界早已有传闻，即使是有限的交往，感觉也“不好”。
南大宣布对梁莹启动调查。据说南大的学生对梁莹被曝光应声叫好。此前曾有学生就梁莹轻慢教学的行为向学校联合举报过，但无甚收效。
相信不少人有和吴晓刚类似的疑问，梁莹所行“名声在外”，为什么可以一直“扶摇直上”？如果不是公共媒体的披露，她的这些让人惊讶的行径可能一直沉潜在高校和学术圈。
▌“学术GDP”崇拜作祟
吴晓刚回忆起一件事，梁莹曾向他主持的一本刊物投稿，但因质量太差被拒稿。一个月后，吴晓刚却得知，梁莹的文章被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名录中排名在Q1区的一本杂志接收。这让吴晓刚感觉匪夷所思。
吴晓刚对此向媒体评价，“这个真是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制下的一朵奇葩”。
“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制”，这个评价切中了要害。梁莹这次引出的种种批评背后，土壤正是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
中国学术界长期长期以追逐“学术GDP”被诟病。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再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这是一种压力层层下导的倒逼机制，因为评价一所学校的指标中有论文发表的总量指标，学者也对这根指挥棒趋之若鹜。
当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变成了量化标准和事实上唯一的评价机制，即意味着懂得逢迎这一机制的人有了钻营空间。不同级别的刊物及其影响因子，被戏称为“学术GDP指数”，高校据此设立权威期刊、核心期刊评判标准，用以引导人文社科学者的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
具体到文科学术评价，按照理想状态，本应是结合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学术同行评价产生。但如果某学科领域并没有均质的高水平学者群体，事实往往是评价某个学人只能使用量化标准，由不懂行的行政人员来主导。即使呼声很高的代表作制度，在现实中也往往不能落地。
梳理梁莹的学术轨迹和她的公开报道，一个追逐“学术GDP”的斗士形象浮现——
在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前，她发表的论文就超过了30篇，2003年一年竟达到了22篇。其中，她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被媒体发现是厦门大学一位学者2001年一篇论文的缩减版，大面积雷同，涉嫌学术剽窃。
此时的梁莹的学术方向尚在公共管理领域，是单纯的文科方向。对标这一阶段的重点高校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培养的要求，学术论文一般必须发表在CSSCI的来源期刊上。
论文数量的绝对优势，造就了梁莹“过分光鲜”的履历。在择业时，梁莹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名校南京大学刚刚组建了社会学院，冷门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缺乏师资。梁莹在接受《政治学人》采访时透露，自己当时“完全是社会学的圈外人”，“阴差阳错”来到此专业工作。
据《中青报》报道，当时学院内部曾有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她虽然30岁的年纪发表了30多篇论文，但其中并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份针对梁莹学术不严谨的担忧并没有被充分地核实调查，梁莹最终因论文数量的优势通过投票，留任南大。
到南大后不久，梁莹在论文发表上就开始给自己施加压力。因为她发现南大社会学院心理学专业的老师不发CSSCI，只发SSCI和SCI 收录的论文，而南大文科已经开始重视在S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她改变了阵地，升级发论文的战争，自称逼着自己每天早6点起床，凌晨1点才睡，天天看The Lancet，Pnas等英文期刊的文献。梁莹还向学生和后辈推荐，可以培养在火车上看英文文献的习惯，以节省时间。这在媒体报道中得到印证。南大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回忆，梁莹怀孕时都挺着大肚子，手上托着电脑边走边看文献。
从梁莹的表述中可以感觉她的压力。她自称，“从来没有老师教过我到底如何可以发SSCI，当时感觉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
2014年后，梁莹改变了论文的发表方向，开始跨学科。契机是她所在的社会学院开始发展脑科学专业。梁莹又抓住了这一机遇。她称自己像研究生一样，开始学习实验科学方法，并将其作为主流研究方法。为此，她听了所有心理学系的讲座，还参加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培训班。
此后，这个论文达人开始涉足英文论文发表。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上，梁莹的英文论文发表成绩斐然，在SSCI和SCI收录期刊上，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的英文论文有50余篇。
为什么转向实验科学？梁莹自己解释，“这两年我发现统计学方法很难实现我很多复杂的研究设计，而运用单纯统计学方法写的论文投稿难度逐渐变大，用纯统计学方法发高影响因子的SCI更难”。
梁莹的另一重压力可能是各类人才计划评选时纯文科研究的劣势。她发现，她所在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激烈竞争并不止来自行政管理、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的年轻老师，环境科学、公共卫生、管理学科与工程甚至物理等理工科专业也参与了竞争。
在发表论文、争取荣誉上，梁莹攻城略地，一路高走，这或许也和社会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周晓虹说，梁莹很刻苦，在评选各类计划时学院予以了支持。言外之意是，比起其他在论文发表上无成就的老师，让梁莹去竞争，更有胜算。
对学术评价规则谙熟的梁莹凭借优异的论文发表成绩，评上了教授，又拿下了多项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面对记者质疑时，她反问，跨学科发英文论文的“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也许在她眼里，做学术就是一场发表论文的攻伐战，在接受采访介绍自己时，她洋洋自得大谈论文发表心得。她是游刃于这种学术评价规则的胜利者。
如果南大查实，梁莹确实是朵“奇葩”，长出这朵奇葩的土壤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讽刺的是，《中青报》记者还发现了有数十篇其他作者的论文涉嫌抄袭梁莹早期的中文论文。梁莹也不以为耻，她认为如果记者这样追究学者的早期论文，那所有中国的学者“人人都有问题”。
▌尴尬的文科学术评价
这场学界风波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周晓虹说，当时留任梁莹，是因为她科研能力较强。
但梁莹的科研能力真的强吗？
社会学界的“大拿”谢宇等人不认可。梁莹的学界同行张春泥更直指，梁莹发文全都是粗制滥造，有文章的一个调查使用了六种抽样方法，她在教学时就把梁莹的研究作为“反面教材”。
这样的梁莹却通过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等评选。由国家各部委组织的专家盖棺定论，周晓虹认为，这说明梁莹具备相应研究能力。
2015年梁莹获选的青年长江学者计划为教育部首届举办，遴选标准包括“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
梁莹符合创新和潜力的标准吗？她自述自己的研究路径是用实验科学对传统文科进行融合和拓展研究，她还表示，期望未来能结合生物医学等方向做拓展。她认为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据《中青报》，梁莹甚至以第七作者和第五作者的身份发表了环境科学领域的论文。
2018年，两篇关于梁莹的匿名举报信发在方舟子主办的“新语丝”网站上，其中一封质疑她的一篇英文论文的研究方法，指其实验设计整体是失败的，在样本、量表和结论上都存在缺漏。
一位同行也向媒体作出评价，梁莹“并不是一个有核心研究方法的学者，但其会揣测期刊编辑选题的倾向性，选择跨学科或冷门议题入手，并使用有公信力的数据库”。
如果确是如此，跨学科就能实现文科学术的创新吗？学术创新应该什么是标准？不禁再让人疑问。
梁莹自己似乎并无学术之惑。她觉得英文文献才是自己“最好的导师”。她介绍经验，只有多看英文文献，多写，多投稿，从无数次被拒稿中成长，才能“不断提高发表SSCI、SCI收录期刊论文的水平”。
但这种英文论文写作路径同样被她的同行认为是有意钻营的效仿模块化写作，有害学术的活力。
“新语丝”网站上的另一封信将梁莹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韩春雨”。这样的指责是否属实，学界自有定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梁莹的所谓创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同行中不乏争议，她的“扶摇直上”被认为有悖学术评价的公正和严肃，伤害了同侪的感情。
▌缺席的权力规制
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越来越多对梁莹的质疑浮现。例如其对吸毒人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颅磁刺激干预研究被指违背研究对象意愿，学术伦理或有失。
《中青报》也报道，社会学院六位教授曾向校领导反映过关于梁莹的传闻，担忧其“迟早要出事”，将影响学校和学院声誉，但他们迄今没有得到反馈。
梁莹还涉简历造假。据披露，她并非芝加哥大学博士后，但她在自己的简历里公然列出了这个洋学历。笔者获知，梁莹只是联系了芝加哥大学一位对中国感兴趣但并不专门做中国研究的老教授，获得了短期访问的名额。
如果公然简历造假，为何她的所在学术机构及学术共同体此前没有发现？再做进一步追问，此前南京大学决定留任梁莹时，是否对她的学术伦理做过调查？
这暴露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痼疾——缺乏相应的学术权力规制机制。这方面的缺位事实上也为梁莹的“扶摇直上”创造了空间。在她进入南大时，没有学术伦理的审查程序，当她在后来的研究中被疑有违学术伦理时，也没有相应的学术仲裁机构和程序可以使用。如果社会学院的学术共同体有相应权力及机制，六位教授也不用联名向校领导反应陈情。
梁莹为公众不齿的极端行为还包括，她只追求发表论文，致高校教师本应履行的教学任务于不顾，早退、玩手机、吃零食，甚至威逼利诱学生给她评教高分，利用课程让学生帮其干学术研究的私活。这些行为长期存在，也是教师滥用权力而不被有效约束的结果。学生的投诉为何不见效？因为梁莹是高校编制人员，不能被开除就可以无所畏惧地轻慢学生吗？
梁莹消失的论文也很蹊跷。据《中青报》报道，她于2014年提出的撤稿要求被一个期刊拒绝后，论文还是从数据库中不见了。还有的期刊答应梁莹撤稿，则是因为“不便透露” 的“特殊原因”。
这是否也是梁莹滥用了教授的权力？高校教师培养由公共财政投入，其学术行为也应接受公共监督。
“新语丝”上的爆料作者感叹，“那些帮她获得头衔的文章撤稿了，那是不是也该把她的头衔撤掉？否则以后所有的教授，千人计划等人，都把自己的论文删掉，让别人无法追究？”希望南京大学能给公众一份公正的调查，回应学界类似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