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 如何面对虚无
霍伟亚，曾任职环境媒体、创办公益主题咖啡馆“鸿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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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中国的青年人在做什么？1949年那批青年在哪里？1979年改革开放的青年在哪里？今天这代青年应该做什么？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既没有神，没有光耀门楣的中国传统要求，也没有过去那种集体主义的强制。大家都成了个体，尤其在城市里，彼此是原子状的存在，都要去找寻自己的意义和价值，都要去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做选择。现代社会里，最大的挑战便是选择的责任，这是一个重担。
汪峰有首歌叫《存在》，我觉着这首歌里特别有价值的是“我该如何存在”这句，这是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也是。
往大了说，所谓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神的社会”，我们依据各自的理由和价值去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所以常常会问“我该如何存在”。古人就不用问，传统中国人，个人传承的是家族意志；在西方人们是因神而存在，要去服务上帝。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会问我该如何存在，因为“人”变得重要，个体变得重要，是主体。但主体性不是人人出生即有的。
▌第一个选择
我在大学之前，一直选择读书这条路，没有像儿时的身边同伴，很早就去打工。读书，一方面因为父母开心，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社会认知都觉得，读书是最好的出路。于是我“遵从”了两个世俗观念，父母期望和主流意识。
在大学之前，我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无意识中选择的价值可能是让父母开心、让周围人觉得我是优秀少年、去成为别人希望的样子，而不知道“我是谁”。
反思一下，我在大学之前都是那种讨好、妥协、向外认同的状态。在大二那年，我开始觉得“我”是重要的，即不是别人的附属，也不是跟随主流意见的大众，而是“我”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个意识的产生一是来源于阅读，二是参加社会活动，跟不同的人交流。其中有一次，一位年长的朋友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也要去做，去坚持。 ”
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极有震撼力，即使外部世界都不认可，你也要做认为对的事情。这句话给我的影响是，我真的做了我认为对的、有价值的事——在大三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学校。当然，周围所有人都不认可。
▲ 2010年，霍伟亚等人发起《青年环境评论》杂志，以内部交流季刊的形式提供环保资讯和观点，推动中国青年环境领域发展。
那是我人生中首个属于自己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也受环境、社会和周围人的影响，但我认为那个决定是源自我的内心，它是我独立选择的开始。
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不后悔。就是这段生命历程让我有了主体性，让我不再依赖于世俗、潮流、主流的建议，比如说你应该努力拿到毕业证，应该学习成绩好……同时它也让我摆脱了对父母的依赖。
现代社会中有各种声音决定着我们的方向。有社会舆论，有家人、老师的说法……各种因素都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存在。但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自己告诉自己该如何存在。
▌第二个选择
之后我选择了从事环保工作，因为认为环保很重要，环境问题意味着地球的存亡，也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我当时觉得，我的生命只有投入在这项伟大事业里，才有价值和意义，才不虚度这一生。
后来我慢慢发现，环境保护还需要人的意识觉醒，人需要认识到，自己不仅有“家人”等私人角色，也要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以我选择创办一个公共空间，希望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能更好地接触公共事务，能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在寻找“我”是谁，想摆脱家庭和世俗的限制，那么后来的选择都是想寻求一种超越。
▲ 2013年，霍伟亚创立鸿芷咖啡馆，咖啡馆慢慢成长为一个泛公益领域的公共空间，1000余场线下活动将10万余人带来这里，“爱公益的人都在这儿”成了鸿芷咖啡馆的标识。2018年5月，咖啡馆停止营业。 © 中国发展简报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当我做不同选择的时候，这些问题会时刻萦绕在耳边。
大约10年前，我刚从学校踏入社会，曾去河北的一所大学里做分享，和同龄人交流青年的选择，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认为我要做出独立的选择，所以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的大问题，也喜欢和人一起“谈人生、谈理想”。以前做青年杂志时，对于什么是“青年”，我还专门研究过。在五四运动前，中国是没有“青年”这个概念的，从儿童、少年就直接到成人了，在1919年的时候，“青年”才真正进入中国历史。
1919年中国的青年人在做什么？1949年那批青年在哪里？1979年改革开放的青年在哪里？今天这代青年应该做什么？
我尝试在历史的维度上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把自己投入到环境、公益的议题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进而找自己的坐标。
大概有10年，我都是从外在的社会发展，推演出我该怎么做，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但社会发展太快了，诸多的环境议题像一股股不停翻腾的浪潮，有些浪潮消逝，有些又兴起。10年前，气候变化议题在环境保护事务中炙手可热，今天可能变成海洋保护、垃圾处理，环境问题依然紧迫，但议题总在“潮起潮落”。
在浪潮里我很有热情，当浪潮一过去，我常觉得虚无和失落。我的生命曾经跟这些热情绑在一起，但是褪去之后，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第三个选择
现在我已经不再贸然把生命和外在浪潮和发展趋势捆绑起来了，人生选择的方式再次发生变化。今天再做选择时，我会告诉自己，不管社会怎样发展，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但有一样不变，永远都不变，即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做什么样的人，是人生的首要选择，不受限于时势；其次才是在社会时势中选择做什么事。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未来的无限可能，无论变幻莫测的社会？”直到面对这个问题时，我才感觉自己要三十而立了，虽然我实际上已经三十好几了。
▲ 2018年5月20日，霍伟亚在鸿芷咖啡馆的“最后一天”。 © 极昼工作室
忽略“做人”这个首要问题，用绑定到外在事物的方式来确定人生意义，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自我被扭曲。把自己“绑定”在某个高大的外在事物上，让我产生一种心理错觉，好像自己也高大起来，觉得了不起。分不清这个区别，人的心会生出傲慢，特别容易走向一个极端——自恋，我执。这时，手里的事情也做不好，我后来的经历也向我佐证了这一点。
投身某项社会变革很有意义，但不代表投身其中的人就真的了不得，我因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常言说“先做人、后做事”。解绑之后，我感到，自己的平常心生长出来了，自己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面对世事变化，心里也会更淡然和安稳了。
当然，平常心不是自轻自贱、放弃自我，不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曾看过一本书，里边讲到，战乱中有段时间家人联系不上梁漱溟，后来联系上后，梁漱溟说，我不能死，因为我身上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继承，绑着历史使命，所以我不能死。
这句话的真实性我不确定，但这确实能让人感受到，自觉承担社会使命的生命是积极、勇敢无畏的。但我想这个前提是，先选择做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是做什么样的事。事情可以因时而变，但人是一以贯之。
▌以修身为本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既没有神，没有光耀门楣的中国传统要求，也没有过去那种集体主义的强制。大家都成了个体，尤其在城市里，彼此是原子状的存在，都要去找寻自己的意义和价值，都要去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做选择。现代社会里，最大的挑战便是选择的责任，这是一个重担。
有本书叫《逃避自由》，它尝试解释极权主义的心理起源，我从中获得的一个启发是，自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方方面面负责，没有神或某个“整体”为你承担，犯了错，责任都在自己。当自由成了特别大的重担，人们无法面对时，就可能要逃避了。事实上，放弃选择的责任和自由，随波逐流也好，听从权威也好，比比皆是。
但今时今日，只要我们不放弃自我，“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都横亘在我们面前，这是现代人的终极问题。
后来接触中国的传统经典，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读书人一直以来的根本问题。《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只有我把身修好，确定自己做人的样子之后，才涉及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有能力参与社会事务。
《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曾被关在集中营里，然而这让作者最终意识到，不管外在的环境多恶劣，人总有一种自由是外在没法剥夺的，就是我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选择怎样去面对。选择的自由是没人能剥夺的，这是人最后的根据地。放弃选择就是放弃自由。
我希望我们在面对大千世界的诸多挑战时，在困惑不已、貌似人生没有未来时，还能意识到，我们始终是有选择的，也是始终要选择的，这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责任。
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自己。
*本文为霍伟亚在“食物行动”第一期中的分享实录，经知i己（微信号: zhijiqingnian）授权转载；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起源：万物大历史》 （中信出版集团）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