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月光，请照到高楼下的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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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或新城市人，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过去，他们在城市里的打拼所得皆是正向收益。但底层土著的过去就在城市里，今夕对比的落差会更强烈。他们丢失了过去，并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他们看不到未来，明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却成为城市的“局外人”，这亦是一种深刻的孤独。
悬疑剧《双探》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段奕宏饰演的北京刑警李慧炎住在逼仄的四合院，家里没有抽水马桶，每天早上都得出门倒夜壶。李慧炎想装一个室内抽水马桶，就在门口刨了一个排水沟，结果施工到一半，工人卷款逃跑，工程停工，导致大家出行都不方便，邻里意见很大。拮据的李慧炎又没钱再雇工人，想找同事借钱，同事也困难。
这个情节遭到部分观众的质疑：都2017了，北京还有这么穷的人家吗？好歹是个刑警，竟然还住杂乱的四合院？
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很主流的刻板印象，认为大城市里的土著居民都有钱，在北京算上房产怎么也有几千万资产，而恰恰忽略了：城里也有大量本地户籍的困难居民，用互联网上通俗的称呼，就是“城市底层土著”。
B站上有一个叫“北京大明”的UP主，持续拍摄了住在北京胡同里底层土著的生活，与国际大都市的发达景观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少居民住在几平方米的胡同小房间，平时洗澡得上单位，冬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胡同口上公厕。有一个北京阿姨说她家是“祖孙三代11平米的房”，调侃道：家里还不如厕所（修得漂亮）。
早在2002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政府部门高层就提到了“城市贫民”这个词，用来概括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人口问题，“3.2亿非农业人口中，有1998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被称为“城市贫民”。
仅以城市里领取低保（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来看，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311.1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773.1万人，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94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年6150元。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每人每月694元，在城市里生存步履维艰。更何况还有大量收入虽高于低保线，生活仍相对困难的底层土著。如果囊括这个群体，城市困境人士的数目就会更庞大。
这个群体受社会舆论忽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话语权。当前媒体很大一部分话语权掌握在“预备中产阶层”手中。依照青年学者卢南峰的说法，预备中产阶层“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子），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模仿，对大资本控制展现批判和对底层表达仪式性同情”。他们疏于对城市底层土著的关注，既是因为离得远，也在于这群人的存在，似乎削弱了“预备中产阶层”控诉的力度——并不只是“预备中产”没房，本地户口的也不一定有房。
被忽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刻板印象。
改革开放之初，是城乡双轨制很严格的时代。城市里主流的社会形态是“企业办社会”，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生老病死大包大揽，几乎所有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到单位福利，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很小，虽然是“均贫”，但要比农村人优越不少。秦晖教授就曾谈到，城乡有14种福利的差别，“住房、就业、医疗、养老，还有消费。因为当时实行票证制度，布票、粮票、糖票、油票，农民就是有钱都买不到。还有教育、公共设施、水、电、公交……都由政府补贴，但农民基本上享受不到，城里人还是比农民占有更多体制性的好处。”
那会儿几乎不曾听到城市贫民的说法。这个群体是后来时代变迁的产物。
▌困境的产生
1990年代，大量基层国企或被吸收合并或倒闭出售，使得依托于国有企业的福利机制广泛消失。以市场和效率为导向的改革，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改革的利刃也直接伤害了很多工人的利益。
城乡双轨制时代，农民进城工作有严格限制，城市居民捧着铁饭碗，笃定地认为“生老病死有依靠”。突然间面临下岗，需要自寻出路“再就业”，变成“生老病死靠自己”。重头再来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不少工人多多少少染上了“国企病”，受到理念、知识结构和年龄等限制，他们早就习惯了单一的工作方式，遽然让他们重新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新要求，相当勉强。
而市场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很有限——冗员太多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因之一：转制了的国企消化一部分；少数技术骨干有机会到外资、私企去；价格双轨制取消后，个体经济已不是卖什么都挣钱的时代了，做点小买卖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何况，城市下岗潮与农民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农村劳动力更廉价，下岗工人面临激烈的求职竞争。高技能岗位抢不过高学历的“新城里人”，低技能岗位抢不过进城农民。原来企业给的救济非常有限，一旦没有办法重新就业，这部分下岗工人就率先沦为城市贫民。
除了国企改革，1990年代影响深远的还有住房制度改革。如今看来，这次改革是财富的一次重新洗牌，是城市贫民改变自身命运绝无仅有的机会。如果能在这次改革中“上车”，拥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那么在十多年后房价疯狂上涨的时代，他们的财富也会跟着房价迅速攀升。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住房真正开始市场化、商品化。
这时自然会出现房产属性改变的问题。以前福利分房，房子的产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了“房改房”浪潮，即城市职工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已建公有住房。它的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本身也是一种“福利”。当时不乏有人利用职权大量低价购买公有住房。后来对购房的面积有一定的指标控制，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或公有财产的流失，但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分野。
时人显然无法预料到之后房价的上涨。大部分人上车了，不少“房改房”地段优越、周边配套设施齐全，后续的房价涨幅空间相当惊人。但也有不少人错失了这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良机，越到后来，就越难以通过工资性收入购买房产，只能“望房兴叹”。也有人虽然拥有房产，但面积非常逼仄。电视里经常有类似《梦想改造家》这样的节目，不少案例是两三代人共住一个十几二十几平米的老房子，无隐私可言，生活质量也很差。改造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住品质，但依然狭小，年轻一代想要结婚只能到外租房。
▌脆弱和孤独
如果本身缺乏技能和工作，又没有稳定、价值相对可观的房产，那么城市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得相当脆弱。
一旦有意外发生，比如成人劳动力都下岗、家人不幸罹患重病、单亲抚养孩子，这些人很可能会堕入困境。
在居住上，他们只能寄望于购买经适房（不少城市很早就停止经适房的建设了），或者承租公租房（廉租房）。而公租房再便宜都是一笔硬性支出。
除了住房支出，其他的支出也免不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如果以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694元计算，城市居民一年平均可领低保总额8328元，不仅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连人均消费支出都达不到。
从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来看，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居住支出为6958元。相形之下，农村居民在居住上的支出为2962元（例如建设、修缮房屋），远低于城镇居民支出。
与此同时，城市底层土著对食物的可及性非常差，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购买生存资料，恩格尔系数偏高。2020年，城市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7881元，这是最大的支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只要一涨价，都会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例如2019年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很多人都买不起猪肉了。这让人想到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的一个发现，孟加拉饥荒中，饿死比例最高的正是城市中下层。这并非危言耸听。
还必须关注到的是，城市底层土著心理上遭遇的巨大冲击。在此前那个相对“均贫”的时代，他们仍有着城里人的优越感。但在财富重新分配后，昔日的朋友、同事、邻居可能搬进了房价上千万的住房，而他们仍然蜗居在老居民区的一隅，或者在这个城市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处。
农民工或新城市人，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过去，他们在城市里的打拼所得皆是正向收益。但底层土著的过去就在城市里，今夕对比的落差会更强烈。他们丢失了过去，并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他们看不到未来，明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却成为城市的“局外人”，这亦是一种深刻的孤独。
▌小结
对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土著，人们已经形成一定的刻板印象，要么认为他们人均几千万资产，是既得利益者；要么认为他们拆迁后暴富了，手头好几套房子靠着租金就可以活得很滋润；要么对他们有种敌视心理，认为他们占据了各种优质资源，是“食利阶层”（尤其是“预备中产”们还需要向他们付出高额的房租）……这些虽然是城市居民形象的一部分，但失之以偏概全，是对城市困境人士的忽略。
这个群体背后折射的普遍性困境，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何降低公租房门槛，真正租给需要的人？如何降低失业人员遭遇的“社会排斥”，加快他们的再就业？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何给他们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支持？
这些议题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参与和投入。
改变他们被忽略的状态，就是改善他们处境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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