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庭暴力，24.7%的女性曾遭受过配偶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南都公益基金会近期举办沙龙，学者、律师、公益人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共同讨论如何“多方联动，让家暴受害人救助更有效”。
近年来，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案件常见于媒体。藏民拉姆曾多次因被家暴报警，最终离婚，却被前夫唐路上门纵火烧死于家中。杭州居民许国利在家中将妻子杀害并肢解。山东女子方洋洋因未能生育而被丈夫和公婆虐待致死。山西朔州一男子与妻子发生争执，当街用多种器具将其砸死。根据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监测统计，自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实施，至2019年12月31日，仅公开报道的涉家暴命案至少942起，致死1214人。平均每5天有至少3名女性因家暴死亡。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公布，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中1/4与家庭暴力相关。在家暴相关离婚案中，绝大部分施暴者是男性，多数原告为女性。湖北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创始人万飞曾是一名警察，从2015年开始探索反家暴公益项目“万家无暴”。他估计实际情况远比10%更严重，因为在命案中，认定故意杀人很难，更多的罪名是故意伤害致死。“在网上能看到，每周都有家暴导致的死亡，要么杀人，要么自杀。但通报一般会忽略案件背后的家暴。”警情分类里没有“家庭暴力”这个类别，准确的家暴数据不为人知。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3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世界每三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曾遭遇过身体或性暴力，其中大多数是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谋杀妇女的案件有38%系亲密伴侣所为。命案看似极端，但家暴离普通人并不遥远。2010年的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婚姻中，24.7%的女性曾遭受过配偶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一些局部小规模调研结果比例更高，性别社会学者王向贤主持的一项研究于2011年在中部A县城乡随机抽样，39%的女性称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52%的男性承认曾对伴侣实施暴力，而受暴者经常不告诉任何人，长期忍受。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源众”）主任李莹律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她指出家暴除了高发性、高致死性，还有长期、反复的特点。“我们的当事人中，遭受家暴最长时间有4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暴力会逐渐升级，施暴者可能从最初的推一把，到打一巴掌，再到掐脖子、拿凶器。“家暴只有0次和N次的区别”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共识。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千千律所”）随机抽取了2020年的257份涉家暴离婚判决书，约3/4原告陈述家暴发生频次为多次或经常。▲ 《当家暴受害者走上法庭——2020年257份涉家暴离婚判决书研究》 © 北京市千千律所事务所研究团队除了死亡以外，家暴还造成大量重伤、轻伤、心理创伤。万飞见过很多经历家暴的未成年人，他在知乎上搜索“怎样杀掉所谓的父亲”，有几十个相关提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王曦影调研了2017—2019年北上广深流动妇女的性别暴力状况，在调查中表示过去12个月中经历过家暴的妇女高达42%，但其中寻求帮助的不足30%。很多人希望自己解决问题，或不知道向谁求助，也有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求助没有用。工作情况和收入水平都未必会促进求助行为。在王向贤的调研中，受暴女性中仅有10%告知卫生工作者，报警的不足7%。美国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基跟踪研究了400名受虐女性，提出“受暴妇女综合征”，长期受暴者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逐渐接受被打是正常的，慢慢丧失自信和判断力。而接受暴力事实的受暴者会产生无助信念，不再寻求帮助。但王曦影的研究表明，下决心分手或离婚的女性更愿意求助。如果受暴者对《反家暴法》理解较多，也更可能求助，可惜大多数女性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听说。事实上，当受暴者鼓起勇气求助时，经常困难重重。一方面，家暴可能被认为是“家务事”遭到忽视，另一方面舆论又可能轻易评价受暴者“为什么不离婚”。在王向贤对A县的调研中，约1/3受暴女性曾告知家人求助，其中仅有25%获得了支持，而45%被告知“别说出去”，感到不被关心或受到责备。自2016年3月起，《反家暴法》施行，家暴已不再是“家务事”。法律规定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发现家暴应劝阻或报案；公安机关应对加害人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而法院应为申请保护的受暴人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然而王曦影调查了全国6个省的警察群体，发现8成以上的警察还是惯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暴，超过1/4的警察时常不作为。许多受暴者有多次报警无效的经历，反复回到暴力循环中。▲ 反家暴知识有限、对家暴容忍度高、认为社会已经达成性别平等的警官更容易在家暴案件中选择不作为。 © Pexels在《反家暴法》四周年时，公安部发布官方数据：“全国派出所共参与调处化解家庭矛盾纠纷825万余起，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行为617万余起；积极适用反家暴告诫制度，辽宁省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862份，上海市792份，浙江省1399份。”可以看出颁布告诫书的比例微乎其微。而告诫书是法院认定家暴最重要的证据，认定家暴则是《婚姻法》规定准予离婚的情形之一。王曦影对警察的研究发现，如果更熟悉《反家暴法》，得到更多上级支持，警察对家暴的容忍度就比较低。研究比较了江苏、湖南和湖北，湖北的警察明显对家暴的容忍度低。王曦影认为“万家无暴”项目和万飞可能在当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湖北警察对家暴的意识、态度、能力都比较好。万飞根据实践经验建议，报警后一定要拿到法律文书作为证据。很多人误以为治安处罚或者告诫会影响子女未来的政审，警察也经常这样提醒报警人。“其实基本上没有影响，除非你是去应聘特殊部门，及那些标准特别高的。”李莹在办案过程中也感到责任部门一线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很不够。比如法院在接受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时，对证据要求很高，“其实它应该是低门槛的，只要有发生家暴的现实危害性即可”。对家暴的认定也很困难，李莹认为不应该要求家暴行为的次数和损害后果。法院可以调解离婚、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而不是调解暴力行为。千千律所的抽样分析佐证了李莹的看法。在2020年的全国257个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有81个提交了证据，却只有22件得到了家暴认定；66件未认定构成家暴；还有169件对提出的暴力未做任何回应。在未认定的66个案件中，有15件判决认定被告实施了殴打或恐吓威胁，却以程度不重、只是家庭矛盾等理由驳回家暴，说明一些法官并不清楚法律对家暴的定义，只有一份广东的判决书明确引用了《反家暴法》。
▲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不予认定家暴的情形中，有6成是因为证据不足。千千律所分析发现其背后是法官标准过于严苛，对家暴缺乏认知，如认为伤情照片不能确认受伤人员是谁、只要被告否认家暴就一笔带过等。甚至有的原告已提交了验伤、报警、司法鉴定等多项材料，仍被认为证据不足。在这些证据里，出警记录最多，居委会、妇联等相关组织提供的证明很少，公安出具的告诫书只有2件，人身安全保护令为0。匪夷所思的是，有3起案件在认定家暴之后仍未准予离婚。李莹认为反家暴的头等大事是法律的有效落实。她再三表示应该加强对基层法院、检察院的培训，包括提升性别意识和家暴处置能力。2015年，工作25年的湖北监利老民警万飞接连收到家暴求助。他请刑侦同事调取数据，发现家暴致死人数占命案死亡人数的比例很高。当时网上查不到什么反家暴资料，也找不到全国性的网络，他便想找其他部门合作处理此类案件。2016年，刚成立的“蓝天下”和省妇联共同发起了“万家无暴”项目，尝试和公安、法院等部门联动起来。万飞逐渐发现受害人的需求很多元，也多变，甚至说不清自己的需求，需要不同的专业帮助，比如心理干预、社工支持、法律援助、职能部门等。综合服务的效果更好，“蓝天下”就在其中起到枢纽作用，整合资源、规范流程，不受政府人事变动的影响。“我们可能是全国第一家警方和妇联分享家暴警情的。一有警情马上分享妇联，两项服务同时进行，警方出警去调查，我们的社工跟受害人打电话给予支持，做需求评估，联动就这么越来越紧密。”▲ 社会组织如何作为整合资源的枢纽。 © 湖北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在“蓝天下”的协助推动下，湖北省出台了反家暴条例，还把反家暴培训纳入了公安厅入职培训必修课。2019年，这一模式开始复制到内蒙古。万飞也开始给各地警方、妇联、社会组织培训。内蒙古赤峰乐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就是“万家无暴”模式的借鉴者。这家基层社会组织以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为试点，在13个社区建立起反家暴幸福基地，开展社工培训，提供反家暴服务工具包，逐渐推广到其他街道。在机构联动方面，机构负责人王春梅认为，现在政府推动社工站建设，可以将工作标准引入社工站，对接基层需求。“万家无暴”的持续回访数据显示，50多个实现了拘留的施暴者没有复发，出具了告诫书的复发率为1.5%，口头处置的复发率为12.7%。万飞强调，“施暴者并不都是‘渣男’，大部分是普通人，不要非黑即白简单评判”，通过心理咨询和沟通指导，帮助双方学习情绪管理，有助于减少家暴发生。这些综合干预也帮助了很多受暴者快速、平安离婚。“很多人说家暴只有0次和N次，但我们的很多案例表明，专业的干预是可以阻断家暴的。”万飞说，“你求助的时候是5次，那么这5次就定格了。”▲ 万飞与施暴者谈话，该受助者曾在19年间对妻子施暴200次后，“万家无暴”介入后至今两年半未曾复发。 © 湖北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源众也在代理的家暴案件中积极推动多机构合作。在一起长期严重家暴的法律援助案例中，妇联协助联系了检察部门，推动其对弱势群体及反家暴有所作为。最终检察院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提起正式起诉，在各方联动下，法院24小时签发保护令，殊为不易。“《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妇女儿童机构是反家暴的牵头者，基层妇联积极主动发声，能够更加有效调动多方联动。我们社会组织也提供了社工、法律的专业支持。”李莹说。《反家暴法》并没有明确提出沟通联动的要求，但李莹希望在司法解释和地方立法当中对此加以明确。“实际上一些省、市已经把多机构联动写在地方立法当中，也写明了各部门的职责。联动制度的载体可以有更灵活的方式，我们可以探索。”王曦影提出，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多机构联动都是特别有效的应对家暴方案。因为受害者需求多元，有效干预必然需要多部门合作，不同的探索殊途同归。李莹期待能够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反家暴信息数据库，了解家暴的现状、困难、挑战，能够更好的应对。202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原副主席谭琳提交议案，建议公安机关将家暴警情单列。万飞猜测，家暴可能是致人死亡最多的一种情形，“如果没有统计，就会掩盖下去”，他希望加大反家暴研究的投入，现在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足以支撑教学和应用。
媒体提问 ：现在网上说家暴只有0次和N次的区别，或者说你不离开施暴的男朋友就有问题，一些女孩儿会把这个事吞下去，在长期的关系里受折磨，可能未必是剧烈的肢体暴力，有可能是散播她的谣言或者跟踪她。这种程度的事情社会生活里更多，不会有那么高关注，因为没有那么惨烈，没有达到非常严格的证据标准，但是她会长期生活在恐惧里，未必告诉别人。她们有什么途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可能是更大的一批人。 李 莹 （“源众”主任、律师）：我先回答你，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是人民法院颁发，它不只是在婚姻关系，因为《反家暴法》第37条规定，其它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是可以适用《反家暴法》的，所以我们理解的像前配偶关系、同居关系，包括抚养、寄养的关系，发生的暴力是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但是可能难度比较大。我们有人在婚姻期间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判离了以后，男方不断地骚扰女方，再去申请，法院说你已经离婚了。这是法院对《反家暴法》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前配偶关系如果继续有危险行为，是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最高人民法院也签发过亲密关系间的保护令，是可以的。还是要加强他们对《反家暴法》的认识。我们看到的家暴，特别极端、特别恶性的其实比较少，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高知，他们的家暴往往更为隐秘，也许通过语言。我们遇见过男方把女方的名字写在篮球上，天天击打篮球，说我打死你，让妻子产生恐惧，最后法院判决是构成家暴的，因为他恐吓了。所以语言暴力可以构成家暴。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走出来，大家还是把家暴看成是一种家丑，特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如果我是家暴受害人，这件事情影响我的社会形象。很多时候受害人就是一个孤岛。勇敢地说出来，可能我们就能更好地保护她们。有人会说家暴有那么严重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周围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是因为她们不说。我很多朋友告诉我她们被家暴，很严重，她们都是精英女性，但从来没在外面说过。前几年有一个重庆女医生，被丈夫家暴，最后服毒自杀，临终前都没有说。家人发现她的遗体有伤，才被曝出来。同时，我们不能认为受害人有过错，或者希望他们是完美受害人，这些可能都会阻碍她说出来。社会要对受害人有支持，这种支持不是说“他打你你就离婚吧”，这种支持应该是我们理解她的处境，尊重她的真实意愿，作为站在她后面的力量。这很重要，这样才能让她站出来。 媒体提问 ：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经济控制，包括藏孩子、抢抚养权这类现象，但现在法律层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实践中它可能阻断或者干预起来更加困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 王 曦 影 （北师大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法官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和会采取什么样的判定是非常相关的。我们在做流动妇女调研的时候，发现法官很多时候会把抚养权判给父亲，因为女方是流动妇女，父亲好多是北京的，有房子、工作稳定，基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权。但法官没有想到，如果是一个施暴的男性，一个施暴的父亲，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抚养人，儿童的利益怎么保护。所以法官本身的意识非常重要。 李 莹 ：首先施暴人是不宜直接抚养孩子的，虽然《反家暴法》或《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是2016年第8次民事审判的会议纪要当中，其实明确规定了施暴人不宜直接抚养孩子。据我了解，现在抢孩子、藏匿孩子这些问题，近些年机构一直在推进改变，不允许这样，这样是不能要孩子抚养权的。还有入刑的问题，事实上抢夺隐匿在一些国家可能涉及拐卖儿童的重罪。现在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在关注这个问题，想促成抢夺隐匿孩子入刑，我觉得一定要加大它的违法成本，否则很难解决。《民法典》明确规定两周岁以内判给母亲抚养为原则，只有法定情形，比如女方有久治不愈的疾病，以及女方自己不尽抚养义务，男方又愿意，还有其它情形。其它的情形应该是很严重的，比如家暴、虐待、吸毒、赌博这种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一般情况下应该都判给女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跟法院谈，到底什么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只是一个经济条件吗？难道租房的人就不能抚养孩子吗？对于一个不满两周岁的孩子来讲，什么才是对孩子更重要的，母亲的陪伴、母亲的爱、母亲的照顾是更重要的。有利于未成年人，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法官的理念确实非常重要。我不认为女法官天然就能够理解女性的处境，男法官也不是说就不理解，还是看他的理念。 媒体提问 ：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家暴受害人会杀死自己的丈夫，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例在量刑的时候会过重，《反家暴法》出来之后会不会减少量刑过重的情况呢？ 李 莹 ：我们目前没有官方的数据，但通过个案其实能够感受到，施暴人的过错在很多具体个案当中得到考虑，开始出现家暴受害人最后轻判的案例。我办理的案子是《反家暴法》实施那年，“两高两部”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当中专门明确规定如果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被迫把对方杀死，这就符合《刑法》当中故意杀人罪当中的情节较轻。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有几个档，3-10年一个档，10年以上、死刑、无期徒刑，如果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可以适用情节较轻。在以暴制暴的案件中，施暴人的过错还有包括正当防卫的因素正越来越多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