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家门口看到一只鸟摔在地上，翅膀受伤了，我想把它养大。刚带它回家，正好我姐姐出来，踩到了它......就像一个失败者，命运被注定了一样。”
“分流”，原指河流分道而流，而在互联网上输入这两个字，检索结果几乎都关于初中后的“普职分流”。今年5月1日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中取消了“普职分流”的说法，但现实中的分流仍会长期存在。
怎么分，流向哪？现实中的分流，往往被视为一场优胜劣汰的比赛。胜出者进入普通高中，有资格追逐更高的文凭，落选者只能进入职业学校，在学历至上的社会中面临有限的人生选择。
子津是胜出者中的一员。她从江西一所初中直升高中，考上北师大，又保研到清华教育学，本可以一路顺遂地流淌下去，但她想和另一条支流交汇。
2020年5月，子津来到江西Y县进行田野调查，希望挖掘“上职校”背后的深层原因。她先是走访初中，参与职校的招生工作，了解初中生择校的过程；又进入当地唯一一所职业中学——郊外学校（化名），与老师同吃同住，与学生一起上课实习。在近一个学期的相处中，职校学生的面目渐渐从模糊变得鲜活生动。
上职校的原因远远不只是人们以为的“成绩差”这么简单，“关于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从做出上职校的选择，到进入职校后的体验，再到走出职校后的遭遇，子津记录下整个过程。硕士论文要求3万字，她写了12万字，几乎是博士论文的体量。
但这些远远不够。线上，她录播客、办讲座，邀请职校学生来做主讲，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线下，她加入了“HOPE学堂”，在这个关注职业教育的公益机构，调研职校学生在学习、就业等方面的需求，以进一步为学生们提供服务。
但她极少说自己如何“帮助他们”，她会说，“谢谢他们教育了我”。
以下，是子津的自述。
它坐落在城乡交界的郊区，周边荒凉。先要经过一段上坡，从马路拐进一个小巷子，走到尽头，才能看到一个用白砖圈出来的破旧校门，上面连校名也没写。后来我才注意到，校名在巷子外马路边的石碑上，很不起眼。2020年9月，我正式进入郊外学校进行田野调查。校长让我以实习老师的名义待在学校，但无需承担实际工作，凭借这个身份，我可以住进宿舍、旁听上课、访谈、发问卷、观察。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尴尬的事。8月份的招生动员会上，校长专门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我看到PPT上写着“欢迎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XXX来校实习研究中职、普高教育工作”。当时我整个人都呆住了，然后意识到，我能顺利开展研究，跟名校学生的身份是撇不开关系的。我担心因为自己的“不一样”而和同学之间产生隔膜，不会主动提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只是模糊地介绍说“我是新来的老师”或者“我来做调研/写东西”。但所见所闻都在提醒着我，这里与我曾经所处的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去听课，班主任直接跟我说，这些学生都是很差的，希望我多多包涵。我坐在教室最后面，有几个学生回头看我，对我这个新鲜的面孔感到好奇，过了一会儿，他们也就该睡觉的睡觉、该玩手机的玩手机了，认真听课的只有第一排的四五个人。在这种环境下，老师也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混工作”的状态。刚入职一两年的老师可能还怀抱着教育理想，但他们的教学水平跟学校的评价机制并不挂钩，也得不到学生的积极反馈。时间久了，热情逐渐丧失，上课大多只是照着课本念。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律课，前面一直在讲道德和礼仪，而更实用的关于劳动法的内容，其实在教材靠后的部分有所提及，但直到学期快结束，老师还没念完教材开头。郊外学校有63位教师，从公办转为民办后，新教师就不再有编制。再加上职校在教育系统里处在“鄙视链”的底端，有的老师自己都认为低人一等。和我同宿舍的两位年轻女老师都在考编制，她们说，只要考上了就会离开。那实践方面的教学呢？我去过机械加工与制造专业的实训课，偌大的实训车间里，空荡荡的只放了两台操作车床和一些小型仪器。二十个学生轮流操作，每次课能轮到操作的可能只有五六个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打闹。
▲ 空荡荡的实训车间。 © 受访者供图
并非所有职校都如此，我熟悉的一所广东职校，有近30个专业供学生选择，也有充足的实训设施与空间。而郊外学校开设的专业几乎每年都在变，老师告诉我，什么热门开什么。我去调研的那年，有高铁乘务、幼师、机械加工与制造、电子商务四个专业，其中只有机械加工与制造专业有实训课。这让我对职校之间的差异有了直观的认识。郊外学校作为一所非一线城市县域职校，能获得的资源非常有限。但我发现，比起教学条件，学生家长更看重学校的“封闭式管理”，希望孩子安全平稳地度过三年，直到成年。校园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摄像头触达不到的地方，监视也从未缺席，就连学生宿舍，每一层都至少有一位老师同住。
▲ 校长室里的监控屏幕。 © 受访者供图
我见过一个学生，用黑色签字笔在校服背面写了三个大字：托儿所。我噗嗤一下笑了出来，但又立马意识到，这三个字并不只是戏谑，甚至足以作为对这所学校的隐喻。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学生的成绩被分为两个部分，考试成绩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平时分，它与宿舍卫生情况、课上表现、是否担任班干部都相关。也就是说，在郊外学校，“好学生”的标准已经不单单是学习成绩，而更多的是“不出事”、不给老师添麻烦。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好像都已经接受了“混日子”是职校的常态。有位班主任当着学生的面对我说：“不要对这些人抱有太大的希望、太大的信心、太高的要求，这些人字都不一定写得好。”令我惊讶的是，学生们对此毫无反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夜晚的校园。 © 受访者供图
“混”的状态跟社会对职校生的普遍印象是一致的，连我父母都说，“这有什么好研究的，都是不读书的差生”。过往的专业训练与阅读经验告诉我，这是一种刻板印象，我想反驳父母，但除了抽象的理论，我说不出更具体的原因。随着调研更加深入，我了解到学生们选择来到郊外学校的具体过程。成绩不足以上高中只是表面，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小岚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学生，在初中她是“大姐大”式的人物，性格大大咧咧，经常和男生混在一起。一开始，比起上职校，她更想去打工，因为“混社会”的朋友告诉她，去城市打工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天天都可以看到开法拉利、劳斯莱斯的人，小岚对此很心动。最终没去打工，跟性别有关。小岚有句话一针见血：“男生不读书，哪里都是出路，女生不读书，你就是个荒废的人。”自觉“混不过”男生的小岚，决定先“混校园”而不是“混社会”。性别还在无形中影响了她后来的专业选择。小岚学的是学前教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幼师专业，班上全是女生，即使有男生想学幼师，也会被老师劝退。机械制造与数控专业则相反，清一色男生。电子商务与高铁乘务两个专业男女都有。
▲ 教室景象。 © 受访者供图
对于上职校，小岚有过主动的向往，想借此改变初中时“混”的状态。她曾告诉我，等她去了职校，要好好学专业，“变一个人”。小岚的父母对于孩子择校给不出太多建议，初中班主任的大力推荐，是他们选择郊外学校的关键原因。职高部的1115名学生中，近七成来自县城和县城下属的村庄，少数来自市区，家长的工作中务农最多，其次是打零工、工厂打工和做小生意，他们能获取的教育信息有限，听信老师或亲戚的推荐是很普遍的情况。推荐并不纯粹，初中和职校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职校有春季和秋季两次招生，其中春招在三月，面向初三学生，如果这时入学，要签一个协议，自愿放弃中考，这样就不会影响初中的中考升学率，因此一些初中老师会更为积极地动员自己学生去职校。推荐人也能得到回馈。不只老师，就连学生也参与其中。小岚通过春招进入了郊外学校，在秋招中已经成为推荐人中的一员，成功推荐一个学生过来，可以拿到500元的介绍费。这不利于公平，但处于灰色地带，无人监管，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小岚的经历让我看到，决定上职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学生的主动选择，也有多种社会结构力量的推动。▲ 电影《坏孩子的天空》。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大雄的男生，胖胖的，看起来很憨厚，不爱说话。当我提出去他家访谈家长时，他一开始没答应，说“我妈妈说不来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单亲家庭，妈妈是盲人，九十年代就从砖瓦厂下岗，收入来源只有每月1000块左右的低保金，还有盲人按摩。家庭按摩的收入很不稳定，来的一般是熟客，一次只收50，有时好几天也没一单。去他家拜访的那天，大雄在楼下接我，上楼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就只是“嗯”“嗯”地应着。大雄家很整洁，一进客厅先是一张沙发，一张茶几，再往前靠窗边是一张按摩床，床上铺着黄色毯子，没有阳台，就在窗边拉了根晾衣绳。当我和大雄妈妈坐在沙发上聊天时，大雄就在客厅里兜来转去，后来他坐在按摩床上，背对着我们。那是个阴天的下午，房间里有些昏暗，大雄默默望着窗外，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只有窗外晾着的衣服在缓缓旋转。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他很孤独。大雄虽然话少，但会把妈妈的不易看在眼里。他曾对我说，上职校是希望能早点工作挣钱。大雄妈妈则告诉我，要不是大雄没考好，她更希望儿子能读普高、上大学。▲ 学生们的懂事，让子津想起电影《甜蜜十六岁》中的主人公Liam。十六岁的Liam为了母亲想尽办法挣钱，甚至选择犯罪。学生同样想回馈家长，区别在于，学生们选择了念职业学校或者务工。
放眼整个Y县的教育体系，就会发现，Y县一中是唯一的县级高中，集中了Y县最好的教育资源，考不上的话，能选择的就只有郊外学校与乡镇高中。而上了乡镇高中，三年后考上大学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在许多学生与家长看来还不如上职校，早点工作挣钱。大雄妈妈对教育很上心，尽管眼睛不方便，还是在郊外学校招生时去了现场咨询。下岗的经历让她对工作的稳定性有一些执念，当她听到有高铁乘务这个专业时，以为毕业后可以分配到高铁工作，“不容易下岗”，决定让大雄来这所学校。当初中生在上职校和直接去打工之间做选择时，按理说，职校应该能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加游刃有余。但在我的观察中，学生们最终的出路和普通的打工者没有什么两样。念了高铁乘务专业，未来能去高铁或者机场工作——这是职校招生时给家长和学生的承诺。直到实习前夕，他们才知道，要去的不是高铁，而是高速。“如果早知道，可能我爸妈就不会给我在这里报名了。”一个叫小晴的女生告诉我。2020年10月初，我陪同小晴、大雄和另外两个同专业的女生去广东A市的高速收费站实习，单位不允许我进入园区，于是我拜托学生们每天写日记，记录一下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小晴的日记是最丰富的，每次都把整页纸写满。她喜欢画画，会把培训中学到的手势画下来，并做一些文字说明。收费员的一举一动都有固定的程式，学生们只需要按规定说话做事。实习六个月，A市高速公司给他们的实习工资只有每月900多块，去掉五险一金后，到手只有100多块，如果出了错，还会扣钱。小晴一行人以外，还有几位同学去了广东B市的另一家高速公司。实习待遇好一些，每月1550元，刚好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合同条款有多处违法。按照规定，应该是高速公司、学校、学生签署三方协议，学校给家长与学生的承诺也是“国企直签”。我叮嘱学生们拍照存档，看到合同照片后，我发现学生并不是跟高速公司，而是跟作为中介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我让他们去问老板，老板也没有给明确回应，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我感到无奈，但也能理解，毕竟当时的他们也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担心得罪老板，担心自己工作不保。▲ 子津希望学生们能够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实习开始之前，她曾带学生们拜访过一家社工机构，请机构工作人员为学生们普及工伤相关的知识。 ©受访者供图
直到现在，A市的四位学生都还留在收费站工作。小晴告诉我，最大的感受是“累”。轮班制度让她每天的作息都不一样，有时周一是早班，周二是晚班，周三是午班。下班后，她几乎没有力气出门。上班、睡觉、吃饭、打游戏就是她的生活常态。2021年春节，我通过微信询问他们近况，发现他们都没有回家过年。小晴说回家的车费太贵了，来去一趟，工资就没了。大雄和另一位女生则选择加班，因为节假日加班可以拿到三倍工资。B市收费站的一位学生则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选择另谋出路。“学校就是在骗我们！”她认为，学校既没有教给她什么有用的工作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也不尽人意，最后决定回家乡自己找工作。像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2021届有200名左右毕业生，只有40人左右会走升学的道路，其他人则直接就业，其中少数会留在学校介绍的实习单位，大部分人还是靠自己。越来越多职校生毕业后不再进工厂，去了服务业。而小晴他们的经历让我看到，在高速收费站做收费员，与在工厂做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低收入、低技术，还有可能会在未来某天被机器替代。
我在2020年12月底离开了郊外学校。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很遗憾自己与学生之间始终有种疏离感。性格使然，我对慢热的学生更有耐心，当一些开朗的学生热情拥抱我时，我反而会不知所措。跟我交流的大多都不是老师眼中的“坏学生”，而那些“叛逆”的学生，我一直渴望走近，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清华研究生这个身份，也给我很难以启齿的感觉。一次在校园里，两个男生走在我后面，我听见他们的谈话：“叫一下她？”“人家肯定不鸟我们，人家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听到这话，原本想说点什么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和他们打招呼了。
▲ 电影《坏孩子的天空》。
想要隐藏自己的冲动，并不是只出现在面对职校生的时候。跟工人打交道时，也会有工友对我说：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有知识的人。我害怕被拒绝、害怕产生隔膜，于是隐藏身份，假装自己跟对方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以为，如果要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就得成为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这些，不管是教育也好，还是其他的优势也好，我都得完全抹除，才能融入。如今我渐渐明白，这种预设本身是值得去反思的，它会导致一种单向的索取：你没有完全敞开自己，却期待对方向你敞开；你想理解对方为什么成为现在的他，对方却了解不到你为什么成为现在的你。回望在郊外学校的时光，我想，或许从一开始就坦然面对我的身份会更好。在一个QQ群聊，我看到有位学生说起他跟一个人的聊天：“那个人说他‘研究职业教育’，可让我恶心，感觉把我作为一种研究材料，把我当作他写文章的资源。”虽然说的不是我，但我还是被这句话刺了一下。我感到自己被拒绝了，我不是职校生，没办法作为他们的一员与他们一起聊天。同时，这位学生的表达又让我感到兴奋。因为愤怒背后，是他希望自己被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这种主体的“觉醒”，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吗？我感谢他们教育了我。他们提醒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我与他们客观上的“不一样”，可能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但我不会因为自我反思太多而放弃行动。更希望有一天，我们之间的对话不再是我问、他们答，而是我们共同去探讨“为什么我们之间有区别”，“如果你也想要改变这些事情，我是否可以加入”，以及“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 子津。©受访者供图
如今，我在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工作，当我再次进入学校做访谈时，我会诚实地告诉对方我是机构的工作人员，相比于学生身份，这个身份让我更容易说出。因为我知道，访谈结束后，我们会继续为学生开展服务活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未就此结束。在郊外学校的调研经历，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从小一路顺利，考上好大学，回望时才发现，我抵达跑道终点，意味着更多人冲刺失败。许多学生都曾向我诉说他们的后悔与遗憾，但我没有资格替他们评判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也没法保证“继续读书就能向上流动”“教育能够带来美好的未来”。在我看来，对“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崇拜，本身就值得被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它加固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我问过很多学生“你是否相信努力改变命运”，大多数人很快给出了答案，有人说相信，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情况，还有人说“努力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不努力一定改变不了命运”。只有一个男生听到这个问题后停顿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小时候，我在家门口看到一只鸟摔在地上，翅膀受伤了，我想把它养大。刚带它回家，正好我姐姐出来，踩到了它。”*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蚂蚁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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