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抑或失责？《华盛顿邮报》放弃总统背书的背后考量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前言

在大选日前的第11天，《华盛顿邮报》（后文简称《华邮》）出版社发布公共声明称不会为202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背书，也不再为未来美国总统大选背书。该决定由该报大股东、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作出。这是自1976年以来华邮首次打破了维持了半世纪之久的为总统候选人背书的传统。无独有偶，《洛杉矶时报》的亿万富翁老板帕特里克·宋雄（Patrick Soon-Shiong）也拒绝对哈里斯背书。

《华邮》放弃总统背书一举引发广泛争议，甚至引发了长期专栏作家和编辑的抗议与辞职，不少读者涌入网站专栏进行抗议。放弃背书被视为挑战了媒体行业的民主原则，《华邮》批评者认为其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亮明立场的责任。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一种保持行业独立和客观的举措。本文将关注《华邮》不背书总统大选这一抉择转向的背后考量、行业动因，以及对美国2024年大选和未来媒体界的可能影响。

10月25日，《华邮》出版商威廉·刘易斯发表社论“论政治背书”，代表了该报官方对于放弃背书决定的声明。来源：《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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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邮》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的动因

一是恢复报纸的政治独立传统，《华邮》官方也称此举是希望回归该报早期不进行政治背书的传统。1976年《华邮》表示背书时任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将总统背书正式确立为报刊规则，此后该报也成为民主党的喉舌。10月25日《华邮》出版商兼CEO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发表社论“论政治背书”（On Political Endorsement），声称“我们正在回到不背书总统候选人的传统”。社论引述了1952年美国大选期间《华邮》背书艾森豪威尔的案例，认为尽管当时支持他的提名与当选是“令人信服的”，但事后看来，对于独立报纸而言，避免正式背书可能更为明智。

在价值观上，刘易斯宣称“不背书”符合《华邮》一贯主张的价值观（以及该报对领导人的期望），即服务于美国道德的品格、对法治的崇敬以及对人类自由各方面的尊重。保持政治独立性既是传统媒体的重要品质之一，也是保有读者的一大策略。近年来，许多美国报刊都在放弃社论支持，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随着传统媒体读者人数不断减少，主编们不想给剩余的订阅者和新闻消费者一个生气并取消订阅的理由。

二是受到了报刊所有者的影响。作为《华邮》的大股东，贝索斯被在此次不背书决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朗普在任和下台后都始终在批评《华邮》对他的“不实报道”，也批评贝索斯和亚马逊交税太低。2019年，亚马逊在争取五角大楼100万美元的云计算合同时输给了微软，其后迅速对国防部提起诉讼，认为时任总统特朗普由于“对贝索斯、亚马逊和《华邮》的私愤”而破坏了亚马逊拿下订单的机会。

贝索斯现正避免破坏与特朗普的关系，这可能是他要求《华邮》放弃背书哈里斯的关键动因。《华邮》发表不背书声明后不久，特朗普会见了贝索斯旗下航空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公司的高管。除了商业关系，贝索斯可能更担心特朗普上台后的清算。特朗普此前威胁称，如果他重返白宫，他将动用政府权力，打击“对人物、事物和事件作出不诚实和虚假报道的媒体”。

“蓝色起源”是贝索斯创立的一家商业航天公司，2023年与美国政府签订过一项价值34亿美元的合同，帮助联邦政府建造载人登月任务的飞船。来源：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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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背书的多方舆论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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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舆论：媒体公共责任的缺失

在《华盛顿邮报》宣布不再背书总统候选人后，随即引发了新闻界、读者群体和政界的质疑和批评，他们的核心论点围绕媒体的公共责任展开。包括《华邮》内部的新闻工作者意见多为批评和不满，认为这一决定是对新闻原则和社会责任的背弃。其他媒体则对《华邮》管理层和投资者可能施加的政治影响表达了担忧，担心导致行业生态的恶化。普通读者的反应主要集中在失望和愤怒，许多人选择取消订阅来表达不满。

批评者认为，作为所谓的美国社会“第四权力”，《华邮》对美国民主需承担公共责任。在华邮工作了专栏作家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等内部反对者认为，在面对“可能威胁民主和法治的候选人”时，新闻机构应发挥权力的“看门狗”（watchdog）的作用。她表示，“这是在最不该选择沉默的时候做出的错误选择。”马库斯认为，这一决定削弱了《华邮》在维护民主价值和法治的声誉”。

批评者称，《华邮》的立场变化契合蒂姆·斯奈德（Tim Snyder）的威权主义指南式畅销书《论暴政》中所阐述的“预期服从”的定义。斯奈德将这个术语定义为“在独裁者能够迫使权力移交之前，将你的权力交给有抱负的独裁者”，而《华邮》似乎将这种难能可贵的“第四权”交给了民主制度的破坏者。

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又称第四权（the fourth power），是对美国政治运作中媒体作用的一种比喻，认为其应当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监督权力运作

来源：Authenticity in journalism

华邮的编辑兼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更是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抗议。他在接受全美公共广播（NPR）采访时表示，“选择不背书是对《华邮》作为一个独立新闻机构的背叛。”他指出，这一决定是在当前美国政治局势极其紧张的时刻放弃了对真相的坚定支持。

内部反对者还认为，新闻机构应对读者负责，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拒绝背书可能被视为对读者的一种放弃，因为报纸的立场往往能够提供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指引。《华邮》工会的声明就指出，这一决定可能损害报纸的公信力，让读者失去关键的分析视角。

针对领导层“新闻独立”的辩护，《华邮》18位专栏作家联署认为，政治背书和新闻独立并不矛盾。他们指出，背书不仅是对读者的指导，也是媒体表达核心信仰的一种方式。放弃背书可能会被视为逃避责任，而不是坚持独立性。《综艺》杂志首席记者丹尼尔·达达里奥（Daniel D'addario）也认为，尽管背书对选民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它更像是新闻机构表达其价值观和原则的一种方式。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为了选民，而是为了体现报纸在社会中的道德立场。

还有人认为这一决定可能会让公众质疑《华邮》的编辑独立性和新闻伦理。曾在《华邮》担任执行编辑的马丁·巴伦（Martin Baron）在社交媒体X上称，这一决定是“懦弱”的，将导致“民主成为受害者”。巴伦特别强调，特朗普可能会将这一决定视为继续施压新闻媒体的机会，并警告《华邮》这一举动有可能对未来的新闻自由构成威胁。

2024年10月25日，该报刊登十八位专栏作家联署的公开信，反对邮报的决定，来源：《华盛顿邮报》

《政客》还将《华盛顿邮报》的决定与更广泛的新闻业趋势联系在一起。他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其他新闻机构也在2024年决定不再背书总统候选人，这可能预示着主流新闻机构在面对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时选择退出公开的政治讨论。《政客》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削弱新闻机构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力。

一些媒体质疑《华盛顿邮报》在做出不背书决定时的透明度。例如，《大西洋月刊》指出，《华盛顿邮报》未能提前明确解释这一转变的原因，也未公开讨论背书的决策过程。这样的不透明让外界难以判断这一决定究竟是出于新闻伦理的考虑，还是出于其他复杂的利益关系。

前《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马蒂·巴伦（Marty Baron）专著介绍了在特朗普政府和贝佐斯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背景下，新闻业如何应对外部的政治压力和内部的所有者压力

来源：亚马逊

许多读者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失望和愤怒，指责《华邮》在关键时刻选择回避。例如，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和演员杰弗里·赖特（Jeffrey Wright）公开取消订阅，并表示不满。一位来自费城的读者指出，邮报这一决定是其“在关键时刻没有履行承诺的失败”，希望将来能够引以为戒。一位来自乔治亚州的读者质疑，如果邮报的老板贝索斯都无法在面对特朗普时保持坚定立场，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

许多读者批评邮报选择在选举前两周宣布这一决定显得不合时宜。他们认为，如果这是一个基于原则的决定，应该在选举初期宣布，而不是在关键时刻。有人将此解读为一种临时性的策略调整，目的是避免在紧张的选举环境中承担责任。前共和党众议员丽兹·切尼（Liz Cheney）认为《华邮》的决定表明他们害怕特朗普，暗示贝索斯担心特朗普对他的其他商业利益，尤其是联邦政府合同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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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舆论：真正的新闻独立

尽管在媒体业内华邮的决定收到了抨击，仍然有部分声音支持并赞赏这一决定。总体而言，正面舆论主要集中在新闻独立性、尊重读者自主判断以及减少媒体在政治环境中扮演的直接角色上。

支持者强调，媒体不应被政治分歧所左右，应当保持中立和客观。一位来自费城的读者史蒂芬妮·戴维斯（Stephanie Davis）认为，不背书是向真正新闻工作的回归。她希望看到的是更客观和事实性的报道，而非带有情感倾向的写作。她尤其批评了关于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报道，认为这些报道往往缺乏新闻价值。

一位来自德州的读者亚当·斯凯尔斯（Adam Scales） 也表示支持这个决定，认为这是一种“谨慎而理智的一个小进步”，有助于维护新闻界的“政媒分离”原则。他认为，报纸的报道不应迎合特定政治立场，而应该保持独立和中立。他特别提到了《纽约时报》评论区中呼吁逮捕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等亲特朗普人士的声音，提醒媒体不能激化政治对立。

一些网民质疑报纸背书的传统是否仍然适用。例如，在社交媒体Reddit的一场讨论中，有观点认为传统报刊的背书在现今融媒体时代已失去实际效应，特别是在总统背书被“审查”后。亦有观点认为，报纸在帮助选民区分地方选举时的背书仍然很有价值，但在全国性选举中，背书更多是表演性质的，而非实质性的信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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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的美国媒体与政治去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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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邮》拒绝背书如何影响选民？

从行为政治学的理论来看，《华邮》等全美权威媒体在投票中扮演了“信息捷径”（information shortcut）的作用。信息捷径是指选民在复杂的选举环境中使用简单且易于理解的线索或提示来做出投票决策。对于一些选民而言，媒体的背书是一种有效的信息捷径，因为背书通常代表了媒体对候选人及其政策的综合评估。通过信任某个媒体的立场，选民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必深入研究每一位候选人的具体政策。

随着《华盛顿邮报》退出背书，选民很可能会寻找其他替代的信息来源。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个极端：一方面，选民可能转向社交媒体、博客、独立新闻网站等非传统渠道获取信息；另一方面，选民可能会依赖更加偏颇的媒体或意见领袖，从而加剧信息泡沫和极化的现象。例如，选民可能会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与自己政治立场一致的媒体，这可能导致信息过滤效应的加剧，使得选民更容易被“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所左右，而缺乏多元视角的考量。

传统媒体背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选民提供候选人评估，还在于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有助于统一某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促进社会共识。然而，随着媒体退出背书角色，选民的政治分裂可能会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社会高度两极化的背景下，传统媒体若选择不背书，可能会被解读为对某一方的妥协或避嫌，这反过来可能会加剧选民对媒体的不信任。部分选民可能会认为这是媒体缺乏勇气或被特定利益集团所操控，从而进一步加剧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政治两极分化。

民调显示，民众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来源：盖洛普

从积极角度来看，《华邮》的退出背书也可能促使选民更多地进行自主研究和独立思考。背书的取消意味着选民不能再简单地依赖某个权威媒体的判断，而必须自己评估候选人的政策和立场。尽管这增加了选民的认知负担，但也可能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讨论和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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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响和行业未来

《华邮》作为美国极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其放弃总统大选背书可能被视为一种隐含的政治立场。尽管华邮在声明中强调其“中立性”和“传统回归”，但这种决定在当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很难避免被解读为一种对特定候选人的间接支持或反对。

对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选民而言，华邮不背书可能被解读为对她的冷淡态度，甚至是一种消极的信号；相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可能会视此举为对他们候选人的默认支持，特别是在传统主流媒体普遍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背景下，这种“中立”选择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偏向。因而可能被用作特朗普阵营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政治极化的趋势下，媒体似乎更加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形象，以避免被指责为偏袒某一方候选人。这种改变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持媒体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但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应对社会压力和外部舆论的妥协。放弃背书意味着媒体放弃了一种直接影响选民决策的工具，转而通过更详尽的数据分析、政策解读和事实核查等方式间接影响公众。

事实上，美国媒体作为“第四权”，已经越来越收到外部力量的冲击。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威胁要撤销对某些新闻网络的广播执照，这增加了媒体自我审查的动机。他曾多次公开批评媒体，称他们为“人民之敌”，这种语言和策略在媒体内部制造了极大的不安和压力。媒体的行为被视作出于“预期顺从”（anticipatory obedience），即为了不激怒某一政治权力而在报道和意见表达上提前收敛。

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中与选民见面。在当代美国政治中，候选人愈发偏好通过直接渠道，越过媒体与选民进行政治沟通，来源：《华盛顿邮报》

更主要的是，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可信度和客观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交媒体的崛起、信息源的多样化以及算法推动的个性化信息推送，使得“真相”与“观点”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认为主流媒体的报道往往带有偏见，甚至将事实报道视作某种形式的意见表达。

嘲讽美国政治中的虚假信息的漫画

来源：Joe Dator

美国媒体的角色正经历从“事实提供者”向“信息过滤者”转变。华邮的决定背后，体现了媒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媒体需要保持“事实中立”，以免被认为有政治倾向或偏见；另一方面，媒体又有责任在重大公共事务和选举中提供清晰的舆论引导，以确保选民能够基于可靠信息做出决策。

后真相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情感驱动的认知偏误。公众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并将不符合的事实视为“假新闻”或偏见。在这种情境下，媒体的背书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捷径，更是一种“情感信号”（emotional signaling）。华邮选择放弃背书，无疑是在试图降低这种情感化的信息传播风险。

然而，这一决定也揭示了媒体在后真相时代所面临的“信息可信度困境”：当真相变得可疑，观点被情感绑架，媒体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其公信力？

因此，如何在不失去独立性的前提下继续履行舆论引导的责任，将成为未来美国媒体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观察美国主流媒体在选举期间如何平衡信息公正性与舆论引导责任的策略，将为理解媒体在美国极化政治中的新角色提供重要的线索。这一趋势也促使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在信息过载和误导信息泛滥的环境中，确保公众能够获得准确和多元的信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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