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看美国 | 始于白宫的信任危机：四海之内皆内鬼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 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 | 编辑
美国新闻记者多有著述，其中我读得最多的要算鲍勃·伍德沃德的作品。
伍德沃德的《总统班底》和《战争中的布什》两本书，我更是读完中文版后，又机缘巧合地读了英文版。9月11日他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正式出版，据说出版前就已加印了六次，上市首日销量超过75万册，我也不能免俗立刻加入到阅读大军中。
伍德沃德因上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报道而一举成名。“水门事件”报道被称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它改变了美国政治新闻的版图。
《美国新闻史》在第十八章《信任危机》中这样描述“水门事件”报道：美国历史上传播最广的政治腐败事件、其中包括十几件可以笼统地列在“水门”大标题下的重要新闻，这一事件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也使那些由于没完没了的越南战争、党派政治和经济混乱而遭受打击的公众更加愤世嫉俗。在1972至1974年间，尼克松为保住总统职位而绝望挣扎，暴露了一些非法活动和欺骗行为，其范围及程度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感到震惊，大多数人都不愿相信，那些根据严格的“法治”政纲进入白宫的人竟然滥用了他们的权力、金钱和公众对他们的信任。
如今，特朗普也已根据严格的“法治”政纲进入白宫，他追随的总统偶像是里根。特朗普把里根当年喊出来的“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也翻出来重喊。不过自今年8月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特朗普和“水门事件”放在一起说事，当年“水门事件”的关键人物也纷纷站出来或指证或暗示：历史在重演。
8月21日特朗普曾颇倚重的两名亲信、前私人律师科恩和前竞选团队负责人马纳福特双双被定罪，其中一些罪名被疑与特朗普当年竞选存在间接关联。尼克松执政时期前白宫法律顾问、“水门事件”的关键证人John Dean于是指出，这和当年的水门丑闻有的一比。
John Ehrlichman曾担任尼克松高级顾问、后因水门事件而被判妨碍司法和伪证罪，他的律师Andrew Hall最近也表示，从通俄门调查及特朗普的卷入表明，历史正在重演，特朗普“毫无疑问会被弹劾”。
（在美国总统中，特朗普已超越所有前任，成为惟一一个上任不到两年就催生出多部以他为主角的书的总统。图：金焱）
特朗普版本的信任危机，更因《纽约时报》9月5日刊登的政府高官匿名文章《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而推向高潮。当年伍德沃德等能在“水门事件”中扳倒尼克松，幸得联邦调查局(FBI)第二号人物，所谓“深喉”的相助。“深喉”曾是美国政坛和新闻界纠缠数十年的谜团。
如今，“深喉”魅影在白宫再度显现，特朗普身边出了内鬼。
当年伍德沃德想和深喉见面，就整理一盆植物放在公寓窗口；若深喉想见伍德沃德，就会以某种方法把伍德沃德收到的那份《纽约时报》中第20页的页码用笔圈起来。如今FBI再次行动起来，植物和报纸都过了气，FBI直接动员学术界，要纠出美国学术界内鬼，防止后者盗窃知识产权。但越来越多迹象表明，FBI是戴着变色眼镜在揪所谓学术界内鬼，华人专家学者不幸成为被关注和调查的对象，一些参与中国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成为重点排查对象，坏消息接连不断。
形势感觉颇为严峻。7月，在美国全民仍关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时，FBI局长Christopher Wray抛出言论：俄罗斯需要“积极”应对，但中国才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8月，FBI同100多位休斯敦德州医疗中心及德州各地学术界主管开会，讨论增进与FBI合作，以防止来自国外窃取知识产权的威胁，并把它抬到大于国防科研和国土安全的高度。
我通过官方渠道联系采访FBI有关部门，希望能了解FBI在德州行动的上下文，以及德州在多大程度上起着全美风向标的作用。FBI给我回复了一个标题为“FBI警告德州小心来自国外的、对研究和学术机构的威胁”的新闻通稿，其中涉及FBI的表态是：FBI通过与私人合作伙伴及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确保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资金受到保护，以防范所谓“无良的海外敌人”那些人巧妙盗用研发资金，利好他国经济，打击美国经济。这就上纲上线成了牵动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件。
9月12日，Christopher Wray干脆把所有的弯弯绕都省了，他竟然公开指责称：中国是FBI反间谍领域的当务之急。这些来者不善的言行，无疑让华人学者和中国学界都颇为担忧：FBI发出的信号很明确，对华的制裁措施将指向某些华人个体。
“深喉”与测谎仪
我和FBI此前从未直接打过交道。刚搬到华盛顿的那年夏天，恰好一个正读大学的美国朋友拿到了来华盛顿FBI总部实习的机会，于是整个夏天我们都泡在一起。她讲了很多关于FBI的段子，比如入选FBI的实习机会难关重重，包括必须经过测谎仪的考验。
那年这个美国女孩20岁，还不到法定饮酒的年龄。一个周六的晚上她馋酒馋得发疯，拉着我一个酒吧一个酒吧的试，都被拦在门外。最后终于在一个极偏僻的所在找到了允许18岁以上人群进入的酒吧。喝上瘾的她后来拒绝和我一起离开，最后被发现醉倒在酒吧门口。
经过一宿的折腾，我又跑过去把不省人事的她扶回来。期间她一起实习的室友向FBI报告了她的失踪，她的家人也向FBI和当地警察局报案。就在FBI要展开行动时，她及时回到寝室，让我避免了一场和FBI的正面交涉。
这段插曲让我一提到FBI就想到测谎仪——女孩儿事后解释说，因为担心测谎仪，她克制着四个月内滴酒未沾，最终引发了那晚的总爆发。
测谎仪这两天也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提及：《纽约时报》匿名文章出来后，人们热衷于猜测匿名高官的真颜。CNN列了20多个特朗普核心幕僚的榜单，从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幕僚长凯利、司法部长塞申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务卿蓬佩奥、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到第一夫人梅拉尼娅……都被怀疑有当下“深喉”的可能。
副总统彭斯被指认嫌疑最大。实际上在伍德沃德写特朗普的新书中，彭斯的整体形象是：尽量靠边站。书中提到这样的细节：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希望能阻止特朗普对进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为了找统一战线，科恩想到了彭斯。科恩提醒彭斯说，如果这个税开征，没有哪个州会比彭斯你的家乡、印第安纳州伤的更深，那里有制造业最密集的Elkhart，它是世界船只和房车之都，钢铝价格上涨会直接扼杀Elkhart。
彭斯简单地回应说，尽我所能。
说归说，伍德沃德写道，彭斯的默认模式是：不碰任何可能让特朗普在推特中提及他、或骂他是“白痴”的事情。
虽然彭斯凡事绕着走，但却未能躲开公众对他的围追堵截。人们仔细寻找他是特朗普身边“深喉”的蛛丝蚂迹，并从他的用词习惯着手分析。
《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开篇即说：我在特朗普团队工作，我是反抗者的一员，我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发誓对抗特朗普的一些错误行为和倾向。这一席话特点并不鲜明，似乎放在每个人身上都成立；但读到匿名文章的最后一段，就有讲究了：这里提及了刚过世的参议员麦凯恩，说“他永远是我们的典范，他是指引我们恢复公众人物荣誉、恢复国家对话的北极星（lodestar）。”
lodestar这个词不是日常用语，却是彭斯演讲中的常用词，围绕“北极星”用词得出的结论和推测把彭斯推到了“深喉”的最前排，也逼着他说，愿意用测谎仪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FBI近来把调查矛头公然指向了部分华人，试图牵涉中国。图：金焱）
在测谎仪上阵前，彭斯极端的表态让人们暂时放他一马。其他“深喉”人选包括，特朗普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国安部门的某人”，特朗普女儿伊万卡认为是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一些人则猜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贾里德•库什纳是嫌疑人。
猜测、畅销书、匿名文章，各种力量集中指向了白宫决策层的间隙和矛盾，暴露了特朗普幕后的咆哮与颐指气使，这时特别检察官米勒对“通俄门”的调查反倒显得安静。
特朗普曾经指责说，围绕他进行的调查是“最恶劣的麦卡锡主义——这么多人的生活因莫须有的指责被毁掉”。在另一条推文中，特朗普说，“研究一下已故的约瑟夫·麦卡锡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了米勒以及他的团伙，让约瑟夫·麦卡锡看上去像小儿科！做了手脚的政治迫害！”
麦卡锡主义不止是特朗普的抱怨。在《纽约时报》匿名“反抗者”的文章刊出后，特朗普誓言抓出“内鬼”，他的高官们则诚惶诚恐，誓言忠诚。一时间白宫抓内鬼的风头，颇有点像当年麦卡锡运动所煽动的：同情共产主义理想的“变节者”频频出现，要纠出“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也有人直接指出，特朗普主义就是新型的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又要来了？我去请教著名的社会学学者Robert Gordon。他不这样认为。他对我说，麦卡锡主义不会由联邦政府的分支机构发起。就算是特朗普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他以意识形态为由对任何人进行迫害都没什么效力，何况他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有恶意，不如说个性如此。
在Robert Gordon看来，特朗普真正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比如FBI前局长科米，已经被他解雇了。而以历史作参照，麦卡锡主义最终被挫败，则有国会和媒体的合力。
FBI版的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又要来了吗？这也是一些美国华人学者所担忧的问题，那段历史阴影挥之不去。
很快，这个疑问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内地引发了共鸣，起因在于部分参与中国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的华人学者在美国遇到了困境，相关计划也在一定范围变成了敏感话题。
这不是空穴来风。9月12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访时，FBI局长这样说，“联邦调查局几乎所有56个地区办事处都有关于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调查。中国的威胁跨越大城市、乡村地区及两者间的所有地区。”他又补充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以不同形式展开，从网络攻击到盗取知识产权，到对外宣传，通过不同的人群进行，包括传统的、政府派出的间谍，和非传统的，像教授、商人、研究生等，以及像华为、中兴这样的通信公司。”
此人话音刚落，美国中西部的印地安那州的媒体就蹭热点打出这样的标题：警惕商业中的经济间谍活动。文章说，印地安那州有两个经济间谍案例，都和中国有关。
这个报道开篇称，当印第安纳波利斯西北部的一个做研究的科学家把陶氏化学（Dow Chemical）的商业秘密卖给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国外大学时，联邦犯罪的警报响起，印第安纳州卷入了经济间谍的世界。但读下去才发现，这个华裔科学家所谓涉嫌窃取两家大型美国农业公司价值巨大的商业机密，并向中国和德国传送相关数据的案例，不过是2011年的旧闻。
报道提及的另一个案子，情节就更轻些，一个名叫Hongxing "Harry" Zhang的华人药剂师，今年5月因歪曲患者姓名、从德国，瑞士和加拿大获得处方药并转售给中国的制药公司而被判缓刑两年，罚款5万美元。报道说他从中赚取了260万美元。中国人精各种歪点子赚钱的例子在这里被解读为，“它表明了中国经济、军事和技术纠葛在一起。”对印第安纳州而言，似乎与中国有关的两个案例有所谓分水岭的作用：涉嫌商业间谍的性质人从20世纪60年代的间谍对间谍，变成了在美工作人员涉嫌出售商业秘密的所谓间谍活动。
理由和例子找到了，按照他们的预设逻辑，抓这些“内鬼”，就变成了FBI的首要工作。
（部分美国大学在采取措施，要那些加入中国海外高层人才引进的专家学者给出解释。图：金焱）
从德州到印第安那州，FBI忙于召集相关大学、创新中心和企业一起开会，提醒他们注意出口技术的持续威胁，提醒他们要增进与FBI合作，提醒他们小心来自外国的知识产权盗窃。FBI的官员们在带头大哥的指引下，公开宣称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威胁。
FBI的高调引发了部分在美华人的恐慌。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最有轰动效应的要算FBI提供华人教授学者名单，要求相关机构对这些人无条件开除或解雇。美国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也日益增多。去年，美国三大信用评估机构之一Equifax的公司网站遭黑客入侵，前两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Equifax安全官员担心前雇员在离职前往中国就职前，已拿走数千页机密信息，包括公司计划中的新产品代码、人力资源文件和一些手册。Equifax曾因此事，一度开始建立监控所有华裔员工计算机活动的方法，后因潜在的法律问题，就中断了监控。
更多的恐慌与其说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如说是在社交媒体上。微信上华人圈子互相提醒，说一些和中国有关的创新中心被FBI盯上了；一些华人教授认为这个话题太敏感，三缄其口；另外一些不知真假的信息则在微信上广为传播，比如在一个国际临床研究群的讨论中提到：在美国的海外高层人才引进学者被突袭检查，带走了很多材料，具体还在调查中，问题据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知识产权，二是兼职时是否按时报税。
更细节的案例有，一对癌症学科的华人医生夫妻，因被认为涉嫌把许多秘密数据送到中国，FBI给了他们两个选择，在美国坐牢或回中国永不许回美国；另一个是做大数据统计的，回国创业却向学校谎称探亲，被FBI发现开除等等。
这些传闻虚虚实实，让更多人担忧：在美国的华人生存环境是否变得恶劣了？
我认识的一个教授经常来往于中美间，他说，美国有关部门早已开始关注和调查部分华人专家学者，那些参与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的华人学者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只不过现在浮上了水面，从幕后到了前台。
Jack在美国一家非营利的科技信息机构工作，他目前还没有感觉到海外华人生存有什么根本变化。他对我说，一些从事高机密工作的人目前并也没受什么影响，他一个做人工智能的华人同事前两天在美国换工作，很容易就跳了槽。
德州的华人医生David这两天收到邀请，准备去参加9月22日的一个教育论坛：与FBI官员面对面——“经济间谍调查对亚裔的影响”，帮助在美华人避免在日常工作中不小心触犯知识产权法及相关法律，帮助他们在中美科技交流与商务合作过程中，学会避免因无心之失而成为敏感焦点中的牺牲品，帮助在美国求学求职的中国留学生学会避免受到负面影响。
David身处流言的中心，他对我说，很多是谣传，有人为制造紧张气氛的成分，甚至一些华人学者之前的职务调整也被算到FBI调查的头上。但反过来，David相信它也有助于华人教授未来工作规范化，比如不能在美国和中国两头任职拿钱，涉及利益冲突，是不允许的，即使有的机构认可，也应当进行申报；另外，个别华人学者把美国试验室中的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的试剂擅自带到中国，有的华人学者频繁到中国，缺席了很多在美国的工作。
（当年的麦卡锡故事的角本是，创造一个威胁、渲染恐慌情绪，然后肃反，那是美国人一段难忘的黑暗历史。图：金焱）
Robert Gordon对我说，在学术界，在校园中，今天即使再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阴影，那也会是在某种美国社会认可的政治正确的引子下冒出来的，相关行动目前也非常松散。
但更多人关心，如果现在美国校园里的政治正确是“中国威胁”，中国应该怎样应对？
一个不具名的华人官员指出，国际间科技交流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引进人才，也避免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等陷阱，应当可以适时调整策略。比如，具体用人机构应当站在前台，政府的角色只是为海外高层人才回归后解决一些具体生活问题提供服务。
我的律师朋友James前两天告诉我，他又接手了两个中国科学家的案子，他说，“这样的频率和密度真是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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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焱，财经杂志特派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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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苏月 yuesu@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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