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做电影》：用纪实致敬纯粹的中国电影人

《我在中国做电影》是中国内地首档电影人物全纪录系列节目，其中既有电影从业者从专业角度出发对技术的理性分析和探讨，也有究其电影本质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态度和期望，是一次对于电影造梦者的真实记录，为更多电影追梦者展现真实生动的行业背后的故事。

系列纪实节目《我在中国做电影》从美术、声音、摄影、配音、特效五个角度入手，揭秘中国电影背后的“工匠精神”。

光影领头，循声寻源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对画面呈现和声音效果的追求始终摆在第一位，如何在光影变换中找寻到最符合影片叙事的画面，是摄影师曹郁十多年来一直苦心追求的。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曹郁通过单光源打光的方法以雕刻人物形象，既增强面部轮廓立体感，也强调了历史的厚重感，他用一束阳光掠起浮尘增添画面的诗意。

在电影《妖猫传》中，为了凸显杨玉环的千娇百媚，曹郁在布光时用上了蜡烛、LED灯带、灯笼、Dedolight灯等多种设备。

当多种光影效果借助调光台的调度下堆叠在演员脸上时，镜头下人物立体感的韵味油然而生，集大唐盛世之气和女子娇媚之柔于一身。

赵楠是一名利用声音制造幻象的声音指导，她的耳朵总比眼睛能够先听到电影，用敏锐的听觉为电影增添了短暂但永恒的美丽，她脑海中留存的声响是自然界亿万种可能的集合。

在赵楠眼里，拟音更像一种幻术，拟音师就像魔法师。为影片制作合适的拟音，不仅需要恰当的工具，更需要对发声原理的掌握。

电影《影》中，贯穿全片的雨天场景耗费了赵楠和她的团队的大量精力，搜集了全世界上千种下雨的素材；而为了制作利剑刺穿肺部最逼真的拟音，赵楠团队通过仔细分析生理结构，利用鱼鳔模仿肺部达成最终的效果。

相比于好莱坞的“术业有专攻”，赵楠认为中国的电影工业发展快而无章，缺乏完善的工业体系，同时也缺少专业而纯粹的幕后制作人。

正如她本人一样，除了做拟音、混音、收音外，甚至还兼任过对白编辑，如“催命”一般的电影制作，给需要潜心制作的声音环节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美术当立，视觉造梦

东方美是一种概念性的抽象表达，如何在影视中进行具象表达是美术指导叶锦添从事电影行业几十年来一直所探求的，东方美的平静和永恒成为其稳定但神秘的关键因素。

叶锦添评价美术家是隐晦的劳动者，在影片中呈现美的东西跟观众是直接碰撞的，就像另一个导演一样。

拍摄《夜宴》时，叶锦添对美的追求细化到了一块有褶皱的红布上，即便是导演冯小刚已经满意的一条试镜，他依然要求将红布熨烫之后重新拍摄，甚至现场为演员传授走路时身姿律动的技巧。

因为叶锦添认为电影是一种共感，是互相陌生时的一种靠近感，这种美感需要通过细节传达。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影迷的观影认知中，“中国特效”始终摆脱不掉“五毛钱特效”的标签，与好莱坞的高水平制作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但随着《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中国电影特效水平得到正名，片中对多个片段进行逐层渲染的剖析，向大众揭秘如何营造最为逼真的末日景象。

一个看似简单的长镜头背后，光光调整相机运动轨迹就多达五六十次，这仅仅是《流浪地球》繁杂特效工程中的一个缩影。

即便是相对写实的影片《邪不压正》，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场景运用了特效制作。

例如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北京城全貌便全部由特效制作而成，精确到每一条路的走向，每一个城楼的高度，都需要特效师在建模时进行准确还原。

尽管目前中国的特效制作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

正如MORE VFX创始人魏明所说“有些美国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拿过来，也根本没人会用”，这是对中国特效师持续学习的鞭策。

职业纪录片，致敬影人匠心

一部电影从筹备到制作再到上映，涉及上百个工种，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千百个幕后工作人员日夜付出的心血，有这样一群始终保持纯粹的电影人在努力攀登电影制作的高峰，是他们的共同发力推动着中国电影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叶锦添在片中说到：“因为发展得太快，很多人还没专业，就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了。”，在电影产业极具膨胀的当下，只有经历过八九十年代华语电影从蛰伏到崛起的电影人才能发出如此有底气地指出行业如今的怪象，这也正好印证了赵楠认为“中国电影的周期是不稳定的”观点。

电影人是有匠心情怀的工匠，但行业没有给这份纯粹的心以足够的耐心，许多幕后工种的贡献由于不能直接体现在票房上，地位被不断降低，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工期的大幅度压缩。

追寻电影的本质，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给出了“纯电影”的答案，这是声和画的纯粹结合。当声画的内容被细化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每一个工种的独特贡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赏识，这也是纪实之于电影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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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