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引进了很多外国童书

最近，外版童书又意外成了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童书是近年出版市场上最大的热门领域。而这些新出版的童书里，引进外版书占了绝大部分。面对本土优秀原创作品稀缺的现状，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原创作品水平不济，大家不得不择优选择外版童书？还是因为外版书太多，挤压了原创作品的生存和成长空间？

也许没有答案。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童书出版，从诞生之初就与外国作品、与翻译引进分不开。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翻译引进外国童书的热潮，而且很多译者都是当时的文坛大家。

我们现在熟悉的安徒生童话，已经有无数个版本。豆瓣上随便一搜，结果如下——

其中叶君健、任溶溶的译本，都已经成为经典版本。

但安徒生童话最早译介到中国，可以回溯到辛亥革命前后，当时已经有他的一些作品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但如果要寻找安徒生作品在中国传播的意义节点，那么首先应该是刊登在1919年《新青年》杂志6卷1号上的、由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

其实早在1912年，周作人就曾在《童话略论》一文中介绍安徒生及其童话的文字，认为“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1913年，又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称赞其所童话能“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让更多国人了解到安徒生童话的价值。

《新青年》上周作人译《卖火柴的女儿》

我们同样熟悉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天鹅》（今译《野天鹅》），曾由冰心翻译，刊登在《小说月报》1925年第15卷10号上。

为了让更多人阅读和熟悉安徒生的作品。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在1926年将第16卷8号、9号定为“安徒生号”，刊登了顾均正译《老人做的总不错》、赵景深译《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天鹅》、徐调孚译《火绒箱》等。这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童话，就这样纷纷有了中文版本。

《小说月报》“安徒生号”

后来致力于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写作的翻译家、作家顾均正，在30年代出版了《夜莺：安徒生童话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的赵景深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几种安徒生童话全集在40年代也纷纷出版。

赵景深译《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话集》（1930）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相应的“民国版”。比如：

鲁迅翻译的《小约翰》——

据称，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于旧书店淘书时，在几本德文杂志暗黄的纸页上，看到童话作品《小约翰》的介绍与节译，一见钟情，他辗转托人买到德文本，读完爱之深切，决意将之译成中文，推介给国人。二十年之后的1927年，他终于得以将《小约翰》译成中文出版。

除此之外，鲁迅还曾翻译过《爱罗先珂童话集》。他称赞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

《爱罗先珂童话集》

列那狐的故事在当时就已经有过几个版本。有郑振铎的译本，还有1926年5月出版的文基译述的《列那狐的历史》。

近年的新版郑振铎译《列那狐》，其译本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列入开明书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出版。

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翻译上用力甚多，有不少译作。尤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夫人高君箴合作译述的童话集《天鹅》，这本书在1924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内容是译自日本、瑞典、意大利等各国的童话故事，风格不同、意趣不同，却看得出两位译者的热情与开阔的视野。叶圣陶在此书序言中，热情称赞了郑高伉俪献身于儿童文字的精神。

2014年海豚出版社“经典怀旧”系列中的郑振铎、高君箴译《天鹅》。

比如，这本书里有大家熟悉的日本童话《竹取物语》——他们译为《竹公主》。还有高君箴翻译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她将其译为“白云女郎”。

彼得·潘的故事，同样很多人都翻译过。最著名的版本大概是梁实秋译本《潘彼得》，至今，梁译也是《彼得潘》的经典译文之一。

梁实秋译《潘彼得》（1935）

《爱丽丝漫游奇境》来到中国，首个全译本出自语言学大家赵元任，他在1921年就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其后在三四十年代又有不少新译本，但影响力都不及这一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赵元任特意强调这是“一部写给小孩子看的书”。

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如果向前追溯到更早，就又不得不提到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即合编了一本《域外小说集》，翻译以文言完成，其中包括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又有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今译《快乐王子》）。

但王尔德的这部童话作品，之后最受推崇也流传最广的版本来自巴金1948年的译本，多年来一版再版。

巴金译《快乐王子》1981年版

列举了这么多民国时的外版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文人有巨大的热情、愿意投入巨大的精力做这件事情？

因为中国的儿童，正是在五四时期被重新“发现”的。中国从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不曾觉得“儿童”需要专门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五四启蒙者们批判传统中国“孝道”对儿童的残害，抨击儿童从未被视为独立人格的个体。正是在这个时候起，儿童自身的心理特性和个体价值受到了重视，而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是这一理念最好的推行方式。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在1910年就曾有过包天笑译本，而十年之后，教育家夏丏尊又将其重译。夏丏尊被书中小主人公以自己的视角叙写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节所打动，这让他反思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夏丏尊借由此书意识到，孩子们是在生活中学习成长的，而非课本。

2004年版夏丏尊译《爱的教育》

周作人更是“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者。他写过许多篇探讨儿童、研究儿童、鼓吹儿童文学的文章。比如在《儿童研究导论》中将儿童分为“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年期”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儿童的特点和教育的侧重点进行了阐述。他翻译日本新井道太郎的论文《小儿争斗之研究》，肯定儿童的天性，不但不把儿童之间的争斗看作陋习，反而肯定它是儿童生活中所必须的娱乐。

在《儿童的文学》（1920）一文中，周作人直接谈过儿童的文学应该满足孩子的兴趣，而不是为了“提倡”和“鼓吹”：

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

周作人著《儿童文学小论》（2011年《周作人自编集》版本）

他视儿童文学的训教启蒙意义为“蛇足”,认为儿童文学中被人牵强地附加上去的训诫和道德启蒙宗旨,会使作品兴趣索然,失去儿童文学的价值。

——这正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如此兴盛的原因，他们渴盼一种新的教育思路，一种新的看待儿童的方式。而真正以“儿童”为中心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也正是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基础上，才得以萌生。给孩子们看什么书，讲什么样的故事，这关乎作品，更关乎价值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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