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遭遇的困境，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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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被破坏是国人素质低吗？随着共享单车被破坏的报道不断涌现出来，比如消费者配私锁、喷漆、改装乃至窜改二维码，到这时，“国人素质”再次被提了出来，冲击着我们的文化素质神经。回顾这些年，从国外旅游乱扔垃圾，到过马路闯红灯，再到眼下的共享单车事件，类似“中国人的素质低”这样的声讨不绝于耳，而照此说来，这应该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各地共享单车被改装、喷漆、加私锁的现象层出不穷。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栏目，一直在寻找我们时代的真诚学者，请他们面向公共领域，以专业精神和公共关怀，在十组对话中同我们的迷思相遇。第5期对话翟学伟先生，他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多年来都在致力于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和“面子”研究。

翟学伟先生认为，不能将当下这些问题归结到国民性或“国人素质”。从共享单车引申出来的信任和信用问题，不是国民性格，而是规则和法则层面的事。传统中国的信任和信用关系，只限于熟悉的“自家人”，但到了现代，这样的关系变得不适应。历经百年，我们仍然不能在陌生人关系中过上良善的生活。

对话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翟学伟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5期

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

时间：2017年2月20日

方式：北京-南京通话

信不信任，不是“中国人素质”的问题

新京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共享单车”被私人占有、改装乃至破坏，随即引起了一波较大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相当大比例都在提到和指责“中国人素质”：中国缺乏信用，不是一个信任社会。多年来，从国外旅游随意丢弃垃圾，到过马路闯红灯，再到眼下这件事，都在指向所说的“国人素质低”，如果照此推理，这些都好像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是这样吗？

翟学伟：素质问题的确通常是国民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将许多问题归结为国民性并不合理。国民性的意思是指大多数的国人身上所具有的特征，但显然许多现象无法在数量上指明有多少人，另外国民性展开来说是国民性格，即一群人、族群或国度的共同性格，重点是落在性格上。但在中国发生的大量问题，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规则和法则上的问题。

既然是规则或法则，就一定是体现在一个社会运行中，而不在个人身上。中国的很多事情，用性格来说其实是一种误会，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误会，因为是性格问题，思路就会在改变性格上，而忽略了社会运行上的问题。如果是社会规则，那么就需要在规则上想出办法。

共享单车遭遇了不同的“凄惨命运”

新京报：社会所形成的这种性格，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变吗？

翟学伟：应该要分两头讲。一是以时代的观点来看，性格一定是在变化中的；二是既然是“性格”，那就一定有稳定性的，是反复能够见得着的，有的是可以跨越时代的。

新京报：我们常听人说“这个社会是坏的”，而他们在做归因的时候，常常联系到改革开放前的面貌，有的观点说那时候人与人是单纯的，是市场经济带来了私利，但也有观点说，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前的“文革”破坏了社会规则，伤害了人与人的信任。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将社会信任归因到历史上的事件，历史事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善”的氛围？

翟学伟：应该说会有影响。但人们讨论的时候，往往把影响归结到一个时代或者运动，是不太合理的。你刚才提到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市场经济的私利，现在有了市场，才变坏；而另一种观点就认为，人性上的“善”的东西被破坏是文革带来的。但这两种观点，都有点偏，我都不敢苟同。

我不同意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只要越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再越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再越过民国，一步一步地延伸到晚清的时候——为什么不再往前延伸呢？因为晚清的时候，关于中国人的性格记录比较多，再往前走也有，但比较少。到了晚清，有很多外国人，比如说传教士、商人、游客等，他们站在西方角度观察和记录了中国人，甚至还有一些是前往中国的作战军官所做的回忆。这些记述的量非常大，都大量地在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提到类似的国民性，就要往后走，看看民国、解放后或者改革开放后。如果这些特征在那个时候有，就不能说是前两个时间段所带来的结果，而是早就存在了。

而在我看到的晚清的文献资料里面，人们今天抱怨的、深恶痛绝的和经常议论的（素质或性格问题），是晚清描述中国人的书中就有了。当然晚清时候有，是不是晚清形成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明朝或元朝就有，但至少晚清的记录说明了今天的问题在那时就存在。如果从市场或文革中找原因，不太正确。比如今天说的中国人自私自利，爱占便宜，有欺骗性行为等，在晚清的记录里比较多，我们不能说那是西方人是对中国存在偏见，而不少是大家的共识。

《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

作者： 翟学伟 薛天山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

信任、市场与陌生人关系

新京报：罗素上世纪二十年代来中国，做了文化和政治演讲，他觉得中国人民很朴素，不需要学习欧洲，欧洲市场下的经济利益关系令他忧虑。但实际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信任或近代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看起来很矛盾。而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大规模的市场体系，信任却没有跟上来，两者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在信任匮乏的情形下，市场为何还是出现了？

翟学伟：关于信任的问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恰恰说明了这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而是规则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说中国有信任或者缺乏信任，这样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信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无论是夫妻关系或父子关系，如果彼此信任没有了，那么社会的根基就没有了。问题是出在不同的社会信任范围有多大，西方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宗教信仰、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建立，从其自身社会文化传统、信仰、市场运行中，都能看到信任和信用的孕育、培育，反过来也对社会运行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到中国这边，这样的作用是很弱的，不是因为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很弱，是中国自古就很弱。不是说以前好，现在才不好，不是说“人心不古”。

关于这一思考，不要单看思想家的论述，只要看中国历史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量记录，就可发现，信任的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把信任的范围缩得非常小，小到“自家人”。自家人的信任不但范围小，而且是个人之间的，不是制度的或普遍的。你要是进入自家人，信任很自然就可建立；你要是在自家人之外，建立起来就很困难。中国搞市场经济，表面上规模很大，但是深入下去看信任，你会发现信任还主要是建立在朋友、亲戚的，或是朋友介绍朋友方面，后者只是中间环节多了，信任就变弱。但市场本身应有的信任是稀奇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是朋友、同学或战友把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放到市场上做生意罢了。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作者： 翟学伟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新京报：一些行业的早期兴起和现在的经营，老板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开大学打印店的是湖南新化人，经营钢材和私立医院的，多是福建人。同乡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借贷，在资金和技术经验上互通有无。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些年，规模在扩大，层次在递进，但可能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信任就确立了，实际上还不太能适应陌生人的关系。

翟学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没有适应陌生人社会的思考。过去的生活，是本土生活，如果离开家乡，还要强调“老乡见老乡”，或者说建个同乡会。一个人离开家乡也要借助家乡人，最好是很熟悉的同村或同族人，越往这个紧密关系的范畴走，信任度就越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陌生人怎样相处的规范，是缺乏的。

现在的现代化竞争，所要建立的东西，都是传统所缺乏的，比如说城市生活和市场经济。城市人能不能找到一种信任关系？可以说传统中没有，作为城市人或政府，只能通过现在立一些规章制度或通过市民活动建立起来，但在这方面，很多年下来做得并不好。而市场经济在中国也是缺乏的，这么大规模和复杂的市场化，也没有建立出一个信任基础出来。中国人面对的城市生活和市场生活所要利用的信任资源，因为缺乏只能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也就是人们彼此依靠的主要还是本乡本土的“自家人”。

信任更是一个制度问题

新京报：现代意义上能处理陌生人关系的信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缺位的，那时候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这样的需求，但到了现在，就成了制约现代化的因素，是否说信任问题就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

翟学伟：文化是一个方面，当然制度的运行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次弄出来一个好东西，却总是把信任破坏掉，而不是将其建立起来。比如说电子商务，这是一件好事，但互联网的欺诈行为很多；智能化手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迅速就出现了大量的电信诈骗，再比如说西方人发明的银行卡，搞一个自动取钱的ATM机，本是为了便利，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大量的令人不安全的、胆颤心惊的事情。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到ATM取钱，你输密码，手上还要盖着一个罩，你自己都看不到自己输入的密码，目的是防止别人看不到。信任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防不甚防的地步。

在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事情，得承认国家在这些事情上的信用防范，一开始就做得不够，直到出了问题回过头来堵，但代价特别大且堵得也不好。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作者： [美]弗朗西斯·福山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新京报：这样的信任是能培养，能改变的吗？

翟学伟：我认为能培养，能改变。但是培养和改变，不要一开始就往文化上考虑，比如提倡什么道德观，社会要呼吁人人献出爱等，这一方面的事情要做，但是不能当作主要事情来做，更不能指望这样就可以改变好。主要的事情，仍然是社会制度的设计和法律条文，以及处罚的力度，可能要多做一点。

新京报：国内学者在向制度上做思考的时候，他们关注到，可能一些地方具体的职能部门或执法人员就在破坏信任关系，破坏社会的信任氛围。改善这样的局面是未来的方向，但在当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你看来，怎样克服这样的困境？

翟学伟：实际上，我们不能光看前面几年。虽然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但在实施过程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制度设计的思维是有问题的——不是说制度有问题，而是它们设计的方向有问题。现在中国有关信任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它的合理性就比前几年要好。

比如说电信诈骗，一直很严重，但关于钱的到账延后制度，就可能方便挽回损失。以前没有这种制度，钱打过去，对方就直接收到，但现在需要24小时才能到账，看起来很简单，但为挽回损失争取了时间。制度非常细节的调整，所带来的效果，可能远大于地方上的执行或不执行。

政府要培养“善的种子”，然后放手

新京报：回到“共享单车”这件事上，破坏或改装这些单车的，实际上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如新闻报道就有研究生毕业且月薪上万的年轻人，被网络舆论指责贪图小便宜，“书白读了”。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包括克服“贪图小便宜”或信用在内的素质，是可以被教育的吗？他们受到过高等教育，但还是未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期望。

翟学伟：如果讨论问题本身，是可以教育的。但中国的教育，有的时候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教育内容。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喜欢用大词，比如爱祖国、爱人民、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等等。相应的内容也是配合大词来教育的，缺少身边的，现实的内容。

这里面牵扯出另一个大的问题，要问教育有没有效果？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肯定不能依靠本能生活，而是来自社会的教育，但是我们给的教育，效果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都毕业了，但还只是用大词，停在口号上，那就等于是没有教育，或都是空洞的。

有人拍到了被在车座上扎了针的共享单车

新京报：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经常可能遇到这样一个两难困境。社会上的问题，有一些是可以通过社会自治来实现，而不需要过度的国家干预，如果干预，反而会限制社会的自由空间。结果是，既希望国家出台制度设计，牵引社会的规范，牵引社会往良善的方向走，但同时又存在担忧，担忧过多，历史往回走。在道德和信任的培养问题上，社会和国家是怎样的关系？

翟学伟：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回答，难处是在于，我认为中国的特征是国家和社会连在一起，不是像西方那样，两者能够分开。在西方，国家管国家的事，管不到社会里面，社会管社会的事，管不到政府里面。政府要做的事，社会可以不同意，甚至有对抗，但问题是，中国两者是融和的，所以在中国要讨论能不能让社会自治，留出社会自己的空间来发育社会信任，因为两者撇不清，还真的没有办法。

老百姓做的善的事情，政府如果不表彰，能不能延续做下去也是问题。再者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贪小便宜，私心很重，非要说政府不出面，让私心很重的人来培养社会“公心”，也培育不出来。比如有人希望能让公心冒个头，只要每个人都献出爱，社会就充满了爱。但如果这样的奉献面对的是骗子，是装可怜，他们就不断地把爱拿过去养肥自己，你还愿意献出爱吗？社会培养向善的土壤，在于这样的环境本身有没有，如果没有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比如把好的土移过来、把土壤松一松。

当然这样对政府的要求也很高，如果政府没有公信力，社会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就消失了。应该说，中国人都有善心，但是不敢拿不出来，社会有些“善”的东西活不了，比如过马路扶老人被讹，让社会自己去培养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谁也别干这样的事（善和信任）。所以不是政府管还是不管，也不是国民性的事，而是社会的构造和运行。政府和社会是彼此包容而扯不清的。在扯不清的情况下，社会有善端，社会自身要保护、表彰——其实中国历朝对民间都如此，如果没有，那么政府首先得自己是善的，并在社会中培养出善的种子，社会在这种子引导下，善就可能慢慢恢复起来，等善恢复成功了，政府可以退出。这就像引火一样，先有了火苗，就让它自己燃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采写：罗东（新京报记者）；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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