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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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奥运期间，微博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讨论量屡创新高，“洪荒少女”傅园慧粉丝增量超过500万。而就在8月14日，王宝强和马蓉的离婚事件，又在深夜点燃了微博，五个小时内便拉动了千万的流量，十个小时内话题量直逼二十亿。

但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近两年来，微博再也回不到早期的辉煌，反而是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方向。而每当有争论的话题，留言区就会变成汹涌的网络语言暴力的角斗场。这些都几乎要让人忘记，就在几年前，微博曾被寄予了承载公共讨论的厚望。

为什么会这样？

权力的过度控制，资本的诱惑导向，改变了微博的生态。与此同时，我们自身的“网络语言暴力”时刻不安宁。于是为了逃避喧嚣，大家丢掉了公共讨论的热情。实际上，从BBS到微博，再到微信，最可能提供公共讨论的只能是微博。但参与到这个公共空间中，我们也承担了诸多的混乱，不能好好说话，相互诋毁和谩骂，可公共空间和言论的秩序，这两者就不能兼得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五年前，美国的Time杂志把刚结束的2010年看成是“微博元年”，即使是在国内，微博也被寄托了十分丰富的想象。这个想象，可不止是市场欢呼的资本增长点。从言论自由、沟通平等，到“民意汹涌”，再到“微博改变中国”，一个似乎可以重塑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技术骤然兴起了。我们欣喜若狂。
但不久，也就在四年前，受许纪霖之邀，赵鼎新在上海的一场“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讲座中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微博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共讨论的空间，但也在被“反智”和“民粹”解构。他举了一些微博用户的例子，说他们在使用微博时，心理上感到很紧张和焦虑而决定要退出微博。

那时微博刚登上巅峰，我将信将疑地猜测，他选择的或许只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不在统计学的正态分布范畴内。但这两年，情况真的变了，他的判断得到了证实。

的确，大家在逃离微博。
前年起，身边和网上关注的人，很少更新微博，或者干脆不再更新。突然间，感受到那个一度风靡中国的互联网宠儿似乎不见了。尽管今年8月11日，新浪公司发布了业务仍然在增加的数据报表，但不仅下面的评论是一片质疑、戏谑和嘘唏，微博的活跃领域也显然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昔日的光鲜繁荣不再。

可逃跑的我们，紧张和焦虑到底来自哪里？

新浪发布了活跃仍然在增加的数据表，但不仅下面的评论是一片质疑、戏谑和嘘唏，微博的活跃领域也显然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

1记者观察我们并未拥有一个真正的网络公共空间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自身的空间，从前三十年完全被国家湮没的状态中破土而出，得到了艰难增长，但言论的公共空间只存在于传统媒体和各类结社。微博这样的社交网络出来时，一个崭新的网络公共空间浮出了水面，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编辑权利，于是一时间，“自媒体”和“人人都是记者”变得耳熟能详。从“郭美美事件”到“我爸是李刚”再到“上访妈妈”，民众在微博上形成了制约权力的力量，微博被推到了“改变中国”的高度。网络公共空间似乎诞生了。

“郭美美事件”使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

哪怕从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到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公共空间”的概念从来就是众所纷纭，但学者们基本能在一点上达成一致，那就是它要同时满足如下三个要素：开放（openness）、持续（longevity）和参与（participate）。缺一不可。这个空间，是面向大众的，是持续地讨论一个或一组公共话题，具备不被打断的权利。即使相互间的观点存在差异，乃至千差万别，但都遵守公共讨论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存在操控或不尊重他人的行为。

可运营商任性地删帖删号，公共话题没有持续性，用户的参与权也得不到维系。若真要按照这样的标准，研究中国的网络公共空间便无从谈起。因而研究者不得不变通一下，比如瑞典苏黎世大学的劳赫弗莱施（Adrian Rauchfleisch）和谢弗（Mike Schafer）2014年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刊文研究微博与中国公共空间时，就只能承认“公共空间”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转而才能在更低标准上研究微博。

何以至此？

一个回答是“权力的过度控制”和“资本的诱惑导向”。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政治信心下降，即使是地方政府，也可以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力打压网络言论。面对各种公共讨论时，缺乏清晰的标准，善意的批评或意见也不行。于是，站在个体和社会一方，大家在反思公共讨论时，国家就往往首当其冲。批评它因而在舆论上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运营商，则在“政治压力”和“用户体验”之间摇摆，不得不两全其美地将微博导向娱乐化。

可除此之外，社会自身或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实际上，哪怕是在英美的“伦敦2011骚乱”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中，权力和资本对网络公共空间的控制也不是没有。这是国内外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瞧瞧我们自己，不能好好说话，彼此的尊严和人格得不到尊重，缺乏基本的公共精神，谩骂和诋毁乃至“语言暴力”屡见不鲜。我们警惕权力和资本，苦苦追寻“社会自治”，可就在微博刚提供了一个实验机会时，不久就被面临破灭。不能否认，经历了长期的强国家控制，我们的社会空间破土而生，尽管获得了缓慢生长，但仍然很狭隘，也没有实践出一组社会本身自主调整的规则，不能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而达成合作，缺乏宽容和妥协的风气。不仅是权力和资本，社会本身也赶走了用户，我们自己既制造也承受了“紧张”和“焦虑”。

现在，我们联系到长期关注文化和互联网的历史学者许纪霖。他既是中国互联网的观察家，也是实践家。从BBS、微博到微信，他给我们梳理了一个明晰的演变版图。将看到，还未成形的网络公共空间就面临昙花一现的局面。

2对话许纪霖

许纪霖，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他持续关注社会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点独特的文章，兼有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

   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观察领域很丰富，但首先请你从“暴力”开始。整个世界的暴力时刻在冲击着我们的神经，从硬暴力到你多次谈到的软暴力即“语言暴力”，暴力似乎从未远离过这个世界，为何会这样？
许纪霖：暴力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人是从动物变而来，尽管不断地进化，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人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不可能最后进化到成为一个完美的天使。所以，本性是两面性的，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原始的动物性的残余物。残余物当中的一面就是暴力。而暴力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永远存在于本性之中。
因为残酷的生存关系，动物世界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食物链的关系实际上由暴力构成的，这是动物世界的一个特质。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社会内部慢慢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而是可以彼此合作的。人类不再是靠食物链，而是依靠农耕和养殖，于是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就会产生伦理，产生了文明。但是，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人类世界内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存的竞争。这种竞争存在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以依然残留了动物的那一面。暴力就是其中一种。 新京报：你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参与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影响过很多人。这么些年，出现过BBS、博客和微博，还有今天手机端的微信。语言暴力一直都是存在的吗？
许纪霖：互联网的第一种互动是BBS。在BBS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也是匿名的。但那时候不是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小空间，即使你披着马甲，但并不是就不知道谁是谁。同时，还有一个版主。版主可以维持这一小共同体的秩序。虽然有语言攻击，但比较有限。 新京报：但到了微博，就不一样了？
许纪霖：不一样了。微博是一个广场，是面对无数的陌生人在说话，无数人的陌生人也在回应你。这些“乌合之众”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因为微博的技术特性，很难讨论问题。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这时，舆论有时是压倒性的，反对的声音被湮没，相互比的谁的声音更高，谁的人数更多而形成风浪。微博这个形式，是一个广场，恰恰使得中国的舆论成为“围观就是力量”。 新京报：微博刚兴起时，演员姚晨面对微博十几万粉丝激动，说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广场上对大家说话，那时微博被寄托了非常高的期望。
许纪霖：微博产生了对社会各种恶的制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往往不是以讨论“理”，而是比“力”，这种力转化为一种“势”。以势取胜，而不是以理取胜。 新京报：BBS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到了微博就变了，这跟微博本身相关吗？
许纪霖：微博是140字，但140字是很难把一个事情说清楚的，容易带来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左还是右。广场效应就是这样，温和的声音在广场上是非常虚弱的，只有那种极具煽动性、号召性口号式的东西，或简单的教导式东西，才会形成“势”。
微博很大地改变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形式，带来的好是民意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民意更多是一种“势”而不是“礼”，相互之间很难通过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方式来交流。

网络秩序的重建，只能依靠社会自身而不是政府

新京报：人还是同样的人，社会问题或许还是同样的问题，但网络技术变了，互动方式就变了，大家认识的人和讨论的方式也跟着变了。于是，这种状况到了今天最火热的微信又不一样了？
许纪霖：微信群聊、朋友圈就不再是一个广场，就成为一个客厅，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熟人时代，相互之间是彬彬有礼的，讲理的。你在微博上受到各种匿名伤害以后，就感觉躲到微信里面疗伤，收到很多点赞，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点温暖的”，所谓“吾道不孤”。微博的生态越来越劣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微博，到微信去了，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新京报：大家又回到了一个“熟人”社会？
许纪霖：特别是群聊，某种意义上又重新恢复了一种方式——用“礼”来交流。它是熟人社会，就自然会形成“礼”的秩序。但是，微信毕竟只是一个客厅，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交流的范围是有限的，和微博没法比。到了重大事件，所以“民意汹涌”只能在微博里出现，而微信只能说单篇文章被广泛转播，是离散性的，没有中心。这是微信自身的一个缺陷。但在规则上来说，它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对来说讲礼，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 新京报：有了“礼”的一些秩序，但没有了公共性。有了公共空间，又牺牲了说话的秩序。存在两者兼得的可能吗？
许纪霖：现在就是说，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形式，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交往空间，能让熟人之间的一套礼的规则，推广到陌生人里面。这是儒家的缺点。儒家是很讲礼的，彬彬有礼，但很难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推行。那么法制是可以推广到陌生人的。它有它的长处，自发扩展秩序，指的就是一个在陌生人社会里面自发生长出一套文明的秩序，以自由为核心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秩序。这样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如何产生一套规则和秩序，怎么内化到每个参与者的内心当中，这个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解释。 新京报：听得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你看来，谁该来推动秩序的重建？

许纪霖：这么重要的秩序，不是通过外在的，比如政府的法律，而是由社会自发产生。这种秩序才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秩序，这种秩序才是大家自愿服从的，才是有效的。这是我们为了克服今天在互联网社会普遍存在的语言暴力，我们所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罗东；编辑：小盐。未经授权其它公众号、平台皆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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