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从来不公平，也无法再做社会公平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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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距离2016年高考还有20天，湖北、江苏许多考生和家长却又气又慌，国家要求这两个省份今年分别调出4万和3.8万生源指标给中西部省份。是谁、凭何依据，毫无预告地手起刀落，在切分“高考”这块蛋糕？在区域间的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为何这一政策会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应？它体现了社会中哪一群体的焦虑？

舆论围绕“高考公平”的主要焦点是，我们是否应该实行一个统一的去地域化的高招标准？一些学者认为，统一的录取标准，即“程序正义”是值得无条件捍卫的，而针对西部边陲地区的补偿性政策，即“分配正义“则需要制约。

因为“分配正义”时常伴随着“地方保护”、“地域歧视”等问题同时出现，在照顾边陲地区的同时，特权阶层也容易借机享受红利。比如这次的新政策要求东部地区“贡献名额”的同时，却对京沪等特权地区影响甚微。这也是激起中产家庭愤怒的主要原因。以中产利益为导向的媒体舆论更容易把目光放在特权阶层对中产阶层利益的倾轧上，却鲜少反思东部发展更好的地区，是改革开放后的多年来，以牺牲西部为代价发展起来的。

在一片激愤的舆论声中，一些企业家为江苏考生家长提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迎来一片叫好——在西藏买房投资，让孩子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去西部地区参加考试。这不仅让人唏嘘：对于中产和权贵阶层而言，权力和资本的占有，让他们的利益免于被任何政策牵动，社会的不公却永远需要底层来买单。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主流话语中内化之时，回馈西部的义务早已被抛在了利益占有者的集体意识之外，投机成为了生活方式，犬儒更成为了一种炫耀。

书评周刊昨天采访了澳门大学研究教育政策的周忆粟老师，和香港理工大学关注社会平等的潘毅教授，探讨高考如何扮演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以及，当基础教育资源严重向发达地区倾斜的今天，我们如何谈“程序正义”。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平等”的政策是不是会指向严重的“不公正”？也许，我们是时候重新思考《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对“平等”与“公正”关系的讨论，“只有利于最底层人民的（弱者）的不平等，才能算是公正。”

周忆粟（左）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助理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政策博士

曾在美国教育部资助的地区性教育评估实验室任研究员

潘毅（右）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报：新的高招政策激起了民愤，引发了关于高等教育平权和招生地域歧视的讨论。在江苏和湖北两个“被贡献”招生指标的大省，很多家长到教育部门抗议。你怎么看这个社会焦虑？

周忆粟：高考所引发的焦虑感来源，很大程度上是所有人都被迫参与到同一个游戏之中，通过考试被选拔——高考是中国完成社会流动的唯一机制。

这要说到不同社会在广义上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模式。东亚地区的社会流动模式是赞助性流动（sponsored mobility） ，相对比，美国社会被称作锦标赛式流动（contested mobility）。在赞助性流动的模式之下，社会流动的规则和程序是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一套标准、一条路径，而不是百花齐放、各人可以走不同的路。我们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更多是强调个人如何适应现有的规则，而不是鼓励每个人创造自己的游戏。

这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反映了科举制度进入大众文化心理的程度，或者说统一考试制度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程度。这既是优势（文化价值的同一性），也是负担（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套游戏）。具体来说，一方面，这种强烈的社会渗透使整个社会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具有趋同性，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了解到教育是有用的。普遍来说，中国家庭投入到孩子教育之中的时间和资本是西方社会达不到的。在西方社会教书，要先花大量精力告诉底层读书为什么有用，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已经成为了文化潜意识。然而，在另一方面，这导致了超强度的竞争。因为所有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竞争压力就会非常大。

而在美国社会的锦标赛流动模式中，如果你把完成人生的目标、社会阶层的流动看作一场锦标赛的话，教育只是赢得锦标赛的一种方式。在美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即离开教育体系的学生比例最高时期能达到20%左右。进入名牌大学、精英大学甚至是普通大学读书只是一种选项而已，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在锦标赛模式之下，你可以创业、可以gap year，可以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很强的社会规范施加在人身上，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阶层流动。

新京报：这个事件在各方舆论中争议的焦点主要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之间张力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统一的录取标准，也就是“程序正义”是值得无条件捍卫的，而“补偿性正义”需要被制约。

周忆粟：我不是法律学者，关于程序正义和补偿性正义，只能谈谈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无法脱离社会背景抽象的谈程序正义（这个观点在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讨论中也被提及）。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不平等/平等的产物，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民族），难道不应该纠正因为历史原因（编者注：改革开放时期牺牲西部地区，先发展东部地区）造成的不平等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国家的发展中是被拉下和被拖欠的，难道不应该获得某种事后的补偿吗？

当然，这只是原则，在具体政策操作里该如何体现这种原则，还有着很大争议，我也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但是我不认可程序正义是值得无条件捍卫的。

潘毅：今天的高考已经不能成为底层的孩子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上升的渠道，主要因为教育理念已经出现偏差。今天的教育理念主要是为城市中产或以上的孩子服务，教育资源出现高度倾斜，从而制造了阶层流动的障碍。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措施及落实，基本都是市场化、商品化、精品化的。我们的大部分资源被投放在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而重点中小学和大学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在整体教育资源高度倾斜的前提之下讨论程序性正义（即统一的招生标准）是不恰当的，也毫无公平可言。今天的政策调整力度依然不够，然而只是小小的调整，就引发了大量城市中产家庭的不满。

而“补偿性正义”反倒可行。很多西方国家会为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孩子做出补偿性的政策安排；或是在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下，为弱势性别做出补偿性的政策安排。

新京报：在一些学者看来，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补偿性正义”经常和“地方保护主义”混作一谈，照顾偏远地区的政策时常被特权阶层钻空子，让一小撮特权阶层在补偿性政策中获益。比如在新的补偿性政策之下，北京就并没有贡献名额，上海地区贡献的名额也非常有限，京沪依然维持着特权。你怎么看？

周忆粟：我觉得同样可以反问，在今天以市场化手段分配教育资源的情况，程序正义难道不会被某个社会优势阶层垄断吗？比方说，我们曾做过关于大中华地区学生课外辅导的研究，家庭背景好的学生不只更倾向于补课，而且会在补习所里花更多的时间。坚持程序正义，不就让那些家庭背景好的孩子比别人拥有更多竞争优势吗？为什么这种“优势”就应该被作为现实接受下来？ 这个问题取决于社会对于公平的讨论和共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答案应该来自于协商，而非单方面的行政手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地域垄断的讨论。这同时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要有人做出妥协。我支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但我们也要分清楚地方资源对于高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和单纯的地方垄断又有所不同。

潘毅：补偿性政策当然应该规避京沪地区的特权，然而今天特权力量依然太强大，所以名额仍然无法调走。我同意，如果是在保护特权的情况下，那么补偿性政策依然无法达到绝对的公平。然而，统一性政策更无公平可言。

新京报：似乎偏远地区和底层的孩子早就因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化，被挡在了高等教育的门外。高考制度在今天还能承载阶层流动的功能吗？国家的重点学校（211、985）范式，似乎直接完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点学校的学生自然流入精英阶层，而落榜的、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就流入了底层。当人们都在争取想上流通的机会通畅、因向下流动而感到焦虑和恐慌时，我们是否该反思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以及人们对精英的追捧和底层的歧视？

周忆粟：我觉得，国情决定了高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社会流动的功能。那么多的大学，总不见得都关停？但是要打破这个死局。社会流动是一个零和游戏，有人“上”必然有人“下”，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上”，这是一个很显然的矛盾。

这个死局是无法从教育内部获得解决的。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教育中的不平等往往是模拟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以，我认为要在教育外部，简单来说，从就业和收入分配上，来开拓其他的社会流通通道。

此外，从学校层面讲，高考名额分配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刘海峰和李木洲的研究谈到的部属高校地方化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征。这些部属高校的经费来源都更地方、更靠近了，那么，不倾斜似乎说不过去了。而能否明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之间的界限，在我看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现在高教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其实很难明确。高校要科研创新需要钱，而教育部就这么点资源，不靠地方政府的话靠谁呢？理论上，部属高校应该是独立于地方的，也就是说，是不应该向地方倾斜招生的。但事实上，这些学校大量吸纳地方资源，财政的地方化倾向很严重。而且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趋势只会更加严重。吃人家的嘴软，既然拿了地方的投入，那么势必要有些倾斜。所以很难想象高校自己有动力和原则来向不发达地区倾斜。

在家庭层面，偏远地区和底层的孩子早就在高考之前被筛选出了教育体系，这一点我很认同，所以，其实高考改革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对于他们，我们只有：

1）增加社会的整体平等，让他们不再感到被挤压；

2）开拓其他流动的管道（诸如职业技术学校、终身教育）。

对于名校的追求也是教育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的表现，这是教育成为社会主要分层机制的后果之一。

潘毅：今天的整个教育制度需要彻底反省。很多农民工流动到大城市，他们的孩子也在大城市读书，而在这样的高考制度中，农民工孩子的高考机会却被大城市剥夺掉了。长远看来，这会制造更多社会不公平和阶级矛盾。

我认为，解决方案事实上不该是这种技术性调整，而更应该对今天中国整个教育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制造出一个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然后来喊教育公平，因为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制造不公平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教育制度要真正回归到公平，就必须让教育制度回归为大众服务的初衷，而非为中产阶层、精英阶层服务。

除了名额补偿外，更根本的问题应该回到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扶持，因为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化早已把底层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挡在了高等教育的门外。中央应该拨更多资源支持西部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不单是硬件资源，而且必须从软件方面解决师资投放、老师的待遇问题，这些问题是更根本的。

新京报：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应该部分市场化，不应该完全由国家垄断。你怎么看？

周忆粟：是的，我赞同引入私人的办学机制这个看法。这样就把高考作为社会分层筛选机制的责任稀释了。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讲。我们也需要考虑现实：

1）政治现实是，政府愿意放松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吗？

2）如果所有人都想办个“斯坦福”，那么依然是精英教育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也就仍然于事无补。

理论上这些私立学校可以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多了一套游戏可以玩，不用所有人都挤在一起。但是这就像我说的，前提是有人愿意承办不同类型的学校，比方说宗教学校或是专门针对社会底层的大学（美国所谓HBCU=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 Universities）。但是中国的教育创业者都想做下一个“斯坦福”……

新京报：回到这个政策本身，你认为它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公平的政策吗？中产以上的阶层似乎总有应对高考残酷竞争的对策，比如“高考移民”、出国留学。那么，这样的地域性补偿政策是否真的能指向某种程度的公平？还是只会把压力转嫁给底层（比如江苏的底层、湖北的底层）？

周忆粟：简单来说，这是个有好的初衷的政策。但是我相信，教育部的官员根本没考虑过政策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这个事情。至于转嫁压力以及高考利益主体的改变（社会底层逐渐被中上层所替代），那更是不会想到了。尽管如此，我猜，这个政策会给高考带来多一点点多元性吧（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升了一点进入好学校的比例）。不过调配的名额也并不算多，高考移民或者其他的空子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及时的政策评估来了解政策是否达到了初衷。

我觉得这次反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公众咨询、协商、辩论，让公众缺乏对于政策变化的心理准备——利益分配需要建立在对话和辩论的基础上。

潘毅：一些中产家庭的孩子在政策的漏洞下，进行“高考移民”，但只是特例而已。不应因特例而否定补偿性政策，它还是可以解决一些更普遍的问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伍勤，编辑：方格，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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