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风问题”到“无悔青春”——1949以来的性禁锢与性解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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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某高校的“青春无悔”课承诺卡

按：西安一所高校的“青春无悔”课火了，原因是在这堂课上，女学生们被要求填写承诺卡，并宣誓拒绝婚前性行为，婚后拒绝婚外性行为。在民风“日渐开放”的今天，这样“奇葩”的承诺书当然引起了诸多批判，然而回朔历史，人们在社会遭到性压抑和身体控制，却并不是一件稀奇之事，且迄今为止，我们依旧时刻面临着性的污名，误读与难以名状的羞耻。

从“作风问题”到“无悔青春”建国以来的性禁锢与性解放史

要斗争，不要做爱

文革时期的性压抑和政治化

通过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有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一位知青的回忆，载于《温故》

对于生长在文革时期的人们来说，青春期的性启蒙和所有与这种原始冲动相关的遐想都不能够在他们的眼里明目张胆地燃起火焰。当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美帝”的年轻人高声呼喊着“要做爱，不要战争”时，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值得他们关心，或者说他们必须关心的，大概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尽管建国初期，周恩来等领导人试图推进全国性的性教育课程，但最终依旧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在这个斗争和革命狂热的年代，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绝对的反动。因此，为了在性上达到一种政治正确，出现了许多新词语，比如找对象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两性关系出现异样叫“作风问题”。

这些新词的背后，微妙地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对性的避忌和政治化。性从生理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所以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政治化”后的性变得分外敏感和严肃。

大街上经常贴出打了红勾的处决公告。因为在暗处有亲热举动，被警察和“革命群众”逮住的男女被称为“流氓”，在当时是极大的罪名。至于未婚先孕的“破鞋”，更是遭遇喊打喊杀，反复批斗。在极端的刑罚和侮辱下，不少“流氓”和“破鞋”选择一死了之。

社会压抑的不仅仅是性活动。事实上，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把女人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就连性征和性别差异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抹杀。文革时期出现了狂热的“束胸”潮，女性们热衷于购买最小的内衣，拼命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平。因为在她们眼里，高耸的第二性征在公众眼里就是一个随时宣告着为众所周知的男女之事做准备的罪恶象征。

李银河采访过多位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女性，并发现她们在这段时期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性压抑，不仅为异性间的正常交往而感到恐惧，羞耻，还对自己的性别和性征产生了羞耻和怀疑。一个女孩仅仅是因为热爱绘画和音乐，就被迫面对堕胎的谣言。另一位女性因为收到情书被众人唾骂，不得已而匆匆结婚了事。李银河在《禁欲主义与中国女性访谈录》里写道：“性的意象缺失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

然而，无论禁欲的指令有多么明确，人的性欲绝不可能被完全磨灭。只要还有会在早晨勃起的少年和感受到乳房日渐隆起的女孩，“违规”的性活动和性话题就不可能消亡，甚至还因为在禁忌中获得别样的快感而造成部分地区和年代的“反扑”现象。

文革期间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

张贤亮在回忆录里写过，革命思想学习会之后，大家都大谈性交和性骚扰。每个人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摁倒在地扒下裤子笑闹，这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

除此之外，在不少公社背地里还存在大量的自慰和偷情现象。知青返乡时留下了不少“大着肚子”的农村女青年，正是这一事实的佐证。

安全套与计划下的性

改革开放年代的性规训

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王朔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

1993年，避孕套作为商品，第一次被摆上了柜台。这是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周边早已被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然而迟迟没有人愿意踏入店铺。开张16天后才一位年轻人误打误撞进了小店，他惶恐地掏出9元6角，买走了第一盒安全套。

作为一种简便有效的避孕工具，小小的安全套花费了漫长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的普及程度，而其被使用的历史映射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对民众的性规训。

70年代初，我国逐步开始实行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避孕药具。这些有限的“套子”并不出售，而是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垄断，在单位的卫生员那里按计划领取，性的频率因此被掌握。避孕套的严格定量发放旨在保障着一种维持“社会和谐”的正常婚恋秩序：婚外的性不享受安全套福利，容易怀孕，但私生子又是不被社会接受的。与此同时，控制安全套发放的数量也是政府控制人口的一种重要形式。

失去快乐的性则是另一个早已存在许久的社会顽疾，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对此有所认知。1979年在中国的性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后，对性的讨论开始回潮。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重回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同年，北京的新机场壁画里出现了裸女；《大众电影》封底刊登接吻的剧照，共收到该事件的讨论信超过1万封。第二年，《庐山恋》的吻戏光明正大地出现在电影院，激起了无数情侣心中的涟漪。

中国第一部吻戏《庐山恋》

重新敢于言性的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于是，80年代来势汹汹的离婚潮来了。这昭示着不少压抑年代被安排的婚姻早就是名存实亡。根据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在性中能够获得快感的，不足20%。而与此同时，讽刺的是，在国家对安全套的严格管控下，如此不快乐的她们竟然让中国的人口迅速由4亿增加到10亿。

尽管对于性来说，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宽容，但政策上的压制却依旧毫不含糊。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国家对于性的管控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即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从1975年开始提倡，1982年明确写入《宪法》，执行力度非常强硬。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氛围上，继续抵制容易腐蚀人心“色情文化”。尽管当时的恋爱氛围逐步开放，蓬头发，蛤蟆镜和喇叭裤的“骚包”组合也非常常见，但83年”严打”中出台的“流氓罪”的威力却不容小窥，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自由。

83严打下抓获的“流氓犯”

“流氓罪”的范围很宽，算得上是一种“口袋罪”，很多“不恰当”的和性相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其中，处以重罚。其中不少都是成年人自愿的聚会交友行为或者恋爱中常见的多角恋，但“犯罪者”一旦被逮捕，多被判严刑，甚至有些直接被枪毙。

迟志强是因流氓罪被判刑的人物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为国内影坛的新星，前途不可限量，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因流氓罪中的“聚众淫乱”被判刑4年。据迟志强描述，当年的情况不过是与女舞伴跳了“贴面舞”，在轿车里女伴“坐在了他的大腿上”。为了表达自己悔过的决心，迟志强还创作了《铁窗泪》专辑，里面唱道：“手里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叫我怎能抬起头”。

迟志强《铁窗泪》

校园狂欢vs课程规束

性解放离我们有多远？

当我们土木四百多条汉子发现前面的队伍是人文学院的MM，大家加快步伐向人文的美女们冲了过去……人群中各种淫荡口号……把那两排女生紧紧地夹在了门与男人之间，后面还在不断的挤。

——一名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庆典”回忆

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在校内大游行，自发举行泼水节欢庆自己毕业。尽管在一些帖子和讨论中，有女生将活动中比较普遍的性相关行为形容为令人“心有余悸”。但这项活动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无数年少轻狂的学子等着围观被水淋湿的衣服下曼妙的身体曲线。2015年，一位女权学者指责这些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时，男生们却进行了反驳，认为在这次荷尔蒙四溢的校园狂欢中，大家应该“放开一点”。

毕业生们手持本系的“口号牌”站在传说中的“公主楼”（华工韵苑女生宿舍楼）下，毕业生们向女生不停“挑衅”，只求一泼

华科大的学生们享受了狂欢，西安某高校则开设了一门看上去十分保守的“青春无悔课”，要求女生宣誓拒绝婚前性行为，婚后拒绝婚外性行为。 对此，该校女生有人表示“没有人有权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我们的尊严进行践踏。”也有学子表示赞同学校的做法。

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性开放时代——无数商家和媒体消费着衣衫轻薄的俊男靓女，性话题可以在公众视野中被正常提及，性用品和交友软件选择繁多又唾手可得，性教育原则是已经被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体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依旧时刻面临着性的污名，误读与难以名状的羞耻：不少男学生们根本不明白“性骚扰”的含义，女学生则要么被要求“放开一点”，要么被劝告守贞。

性学家潘绥铭指出，从大约198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次性革命。在人民和政府的不断博弈中，我国性解放之路逐步展开。逐渐的，性革命转化为常态的“ 性化 ”进程 ，性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和状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性与生殖相对分离，是这一时期最显著且又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本的变化，性行为从婚姻主宰走向爱情／欢愉主宰，甚至于开始出现独立性。

诚然，这种改变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不开——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下需求大量家庭人口的社会结构，性行为被从“制造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中对人身体的消费开始大举进攻文化市场。更耐人寻味的是，潘绥铭认为，中国的这些转变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政府出性管控目的而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强行计生也参与推进了性与生殖的剥离。

从表象上看，性的公开化则是这段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包括性研究的出现，性教育的进一步普及等。女性在性表现方面开始了革命，要求性权利。同性恋“罪化”程度逐步降低，不少同性恋人群开始浮出水面，但是总体而言，不可否认我们仍然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穿着过分宽大，能够遮蔽全身的校服，在“禁止早恋”的校规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依旧几乎没有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来自教育机构的生理教学课程和性别认知课程，而是在各色媒体良莠不齐的信息轰炸下满足对“性”的渴求与认知。

在这个自由而又充满束缚的矛盾年代，发达的网络使人们从男优女优夸张的性表演上获取刺激和不切实际的预期，丰富的社交媒体则让更为便捷自由的两性交往成为可能——迷恋于苍老师和小鲜肉的少男少女们的性观念不知不觉地被各色文化产品所塑造，他们给过度隆胸的美女点赞，或者通过“摇一摇”来打发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

同时，借着性教育供不应求的东风，不少人打着性教育的旗号从事反性或伪性教育：基督教与本土贞操观嫁接的女性“婚前守贞教育”；为杜绝男性手淫而编造的“射精会影响大脑功能”理论；声称女性没有保持对丈夫的贞洁，后代一定会遗传前任性伴侣基因的“先父遗传”伪科学等等……

在这样一个性正遭遇着消费主义和传统文化双重裹挟的社会中，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我们的性和身体，似乎一直以来都不只属于我们自己。福柯说，性是我们行为的一个方面，是自由的一部份，通过欲望，我们可以形成新型的关系，新型的爱，有新的创造。而在这条通往自由，爱和创造的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文：阿莫，编辑：禽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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