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越来越厉害，先富的如何面临困境中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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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被人所知，是她2016年春节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以此为契机在2017年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

黄灯在理解她和亲人之间的关系时说，“是一种互相照亮、互相唤醒、互相支撑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经验在激发我、滋养我。”“我要和自己和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立一种文化上的精神关系。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表达，更通俗地说，就是先富带动后富。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得越来越厉害，先富的阶层如何面临那些在困境中的亲人？”

37号文化沙龙第6期

主讲人：黄灯（大学教师，《大地上的亲人》作者）

时间：2017年3月24日

《大地上的亲人》因何而生？

我为大家所知，主要是因为2016年春节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文章的广泛传播确实让人意识到农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因这篇文章承载的是一个公共话题，它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应该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是《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的契机。

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大地上的亲人》？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亲人承载的是个案，那么大地所承载是更广泛的背景。个案背后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个案的意义是和群体的普遍境况联系在一起的。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黄灯

版本：理想国/台海出版社 2017年3月

远离乡村后，黄灯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

很多读者可能单纯以为这本书只是因为一篇文章所触发。但我在前言和后记中也介绍得很清楚，严格来说，我的乡村书写进行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我对乡村问题的看法不断改变，认识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以前我没有把它们写成书。这本书也算是完成了我多年的一个夙愿。

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经历。我2002年在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当年9月到中山大学读博士。那时我的一个堂弟也看我，那件事彻底地转变了我的视角。在此以前，我对亲人的关照并没有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个层面。但堂弟的来访让我把眼光投向了我身后的那个群体。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在广州打工的亲人，跟着堂弟去书中反反复复提到“棠下村”，就是很多亲人所在的广州白云区的城中村。

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把我亲人在广州打工的境况写一本书，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在2006年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不少调研，在广州棠下、东莞和很多亲人进行了访谈。但很遗憾，我个人的生活因为结婚、生子非常琐碎，此后将近十年时间，我都没办法把这个愿望达成。那样的种子一直留在我心里。《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延续的主题和我十年前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近20多年的社会转型中，我亲身经历了很多转型期的阵痛。我在书的前言里面也提到过，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经在一个工厂里下岗。下岗后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困境，我才重新走回校园。

亲身经历国企改革的转型期阵痛，再去理解我背后的阵痛，我发现他们和我一样，也经受着很多转型期的痛苦。只不过我来到广州是以读书的名义，他们来到广州是以打工的名义。这提醒我，不同的身份进入城市会有很多差异，但不管如何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就是转型期的中国。

三个村庄是什么关系？

书中所写的三个村庄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媒体关注最多的村庄，并不是我出生的凤形村，也不是我成长所在的隘口村，而是我丈夫的村庄，丰三村。但是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丰三村是我的生命联系联系最疏远的一个。这三个村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通的村庄，而普通村庄往往最能代表真实的中国。

禁止赌博的宣传语。

先跟大家讲一下丰三村的概况。它在湖北省孝感市，是以丘陵为主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面最大特点是人多地少，延续几十年的外出打工传统是做泥瓦匠。比如我的哥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跟着我的姐夫出去打工，因为他当时在村里也找不到其他活路。打工以前他们的生活很艰难，物质上很贫困，比如哥哥在很长时间内靠给村里人理发来生活。打工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生活可能性的门，弥补了物质生活上的贫乏。所以亲人每次回忆起来，都会觉得生活其实是越来越好了。

我2007年跟丈夫结婚，在此之前，他们家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家事也是隐秘的。结婚后我才真正明白丈夫在2004年给我邮件里的话。那年我在天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今夜我回到了工厂》。因为这篇文章，我得以和我丈夫认识。他给我写的邮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农村贫困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我当时不太能够理解，结婚后，我就明白了什么是一个农家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写出来以后，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传播得这么广泛。写作时，我很担心丈夫责怪我把家庭隐私暴露出来。文章发布之前我征求了他的意见，但他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会这么大。

写作时，一方面我投入了自己的感情，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旁观者、亲历者的身份也分得很开。回过头看，这种拉开距离的关照、理性、冷静是能触动读者的原因，因为这背后揭示了这种困境不仅仅来自于一个家庭，而是来自于一个群体，来自很多很多的农民家庭。

村里的小河。

因为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我企图把乡村书写做一次整理，目光自然投向了另外两个村子，凤形村和隘口村。我发现三个村庄本质上是没有差异的，生活在三个村庄的亲人因为共同的身份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大地上的亲人》写的就是大地上的农民进城以后怎么过，大地上的农民在转型期怎么样见证自己的命运，面临了什么样的困惑。

如果从社会身份上来讲，丰三村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丰三村的媳妇。我内心里面很多价值观念是非常传统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我才找到了农村儿媳的视角。对我来说还有一点需要解释。这三个村庄都有共同的获得表达的书写的机会，我没有因为丰三村获得了媒体的关注就把更多的笔墨给它，而妨碍到凤形村和隘口村应有的书写的合法性。

我的亲人们和写书的诉求？

跟大家介绍一下村庄里的人。我所写的大地上的亲人，大部分是农民，有些通过读书变成了城里人，有些还是以前的身份。哪怕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我和亲人们的身份永远都是一样的。

书里面两个人物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我堂弟，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个5个月就没有妈妈的孩子，不到13岁就到广州打工，这种情况下他竟然知道来关心自己的姐姐，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特别大。一个没有爱的孩子没有丧失悲悯和爱的能力，这对当时作为读书人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唤醒。

另外一个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弟。他小时候很聪明，人也很讲义气、懂感情。但因为家庭变故，他从小就有一个心愿，要把爸爸失去的东西到城里面捞回来。所以他到城里面采取的手段是不道德的。但从人性的角度，表弟内心的挣扎折射转型期中国农民所面临的境遇。

被废弃的房子。

《大地上的亲人》写的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是跟我血肉相连的亲人，他们的故事特别普通。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内心特别沉重。我没有看到他们更好的出路。不过年轻人的生活也还是有别的可能。我在书中写到两个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他们到了城里面立足，也没有忘记背后的亲人。比如红霞在深圳经营了一个工厂，她愿意帮助我的侄子和侄女改变生活境况，现在很多亲人都在她的工厂里打工。

在理解我和亲人之间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是一种互相照亮、互相唤醒、互相支撑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经验在激发我、滋养我。回过头来书写他们，也是对我们之间相互照亮关系的表达。在中国这种家族观念深厚的文化中，当一个知识群体面对背后的亲人，回馈是很多人的心愿和一直在做的事情。

最后是我写这本书的诉求。在书的前言和后记里面，我反复提到的，我要和自己和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立一种文化上的精神关系。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表达，更通俗地说，就是先富带动后富。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得越来越厉害，先富的阶层如何面临那些在困境中的亲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爱面对？是要带着他们一起走，还是以成功学的价值观念抛下他们？这是我内心多年来一直很纠结的问题。换言之，在整个社会转型期，获得资源的人到底该如何面对庞大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内心追问。

书友问答

@小豆：  进城务工多年，小农局限性挥之不去，怎么破？

黄灯：在目前的境况下，小农局限性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但对个体来说，还是要更多调动多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尽量灵活地去获取更多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口。比如我的侄女、侄女和侄媳妇，以前的生活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但当我把在深圳开工厂的表妹的资源拿过来，发现其实很多资源可以在农村互通。所以对你来说，可能需要要走向更多的人；你也可以大胆地跟别人说自己的情况，看能不能获得帮助，找到更大的发展平台和发展机遇。

@荒原：您怎样看待农民进城后，有的为了利益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对大家有害的事？比如卖假的食品，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

黄灯：这个问题很尖锐。农村人在城市中出不道德的事情的几率会大于乡村。因为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道德约束，而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道德约束少很多。一方面，我们要从法律道德层面谴责这些事。但更重要的，我们应该去看这个群体为什么被逼无奈要做出这种事情，根源更值得我们去追溯和思考。面对这个群体，我不想从道德层面去谴责他们。而且这和农民身份没有必然关系，有知识的人一样会做出不道德的事，主要还是基个体价值观的差异。

@王宗 ：在漫长的旧中国，城乡之间的文化精神结构是极其类似的。乡绅、宗祠，上下一体的礼制与价值观，使社会关系得以一体化的和谐统一。请问对于当前城乡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建构是否有过相对务实的研究与结论？

黄灯：你读中国城乡之间结构的理解很到位。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有一个完整的价值观念，它足够给村里人提供一个内心安定的生活方式。但这一切在今天被打破了。这是乡村面临的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三农专家。我个人观察，隘口村的传统文化的激活是很有力量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在2006年还处于疯狂状态的村庄，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变得理智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很多。这是最令我欣慰的地方。

@小唐：请问您如何看待进城的农民与城市人之间表面互相保持距离，本质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未来会往怎样的方向演变？

黄灯：你对城乡关系的感觉很敏感。说实话这种关系真是让人爱恨交加。一方面，农村人离不开城里人和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另一面，城市人离不开农村人以廉价劳动提供的城市生活便利。城乡之间互相需求，但由于身份、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差异，两个群体之间又互相提防，没有达到真正的交流。理想化的关系是城乡群体身份上的平等，但如何平等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政策，比如如果彻底取消户口纸等外在限制，城乡关系会改善很多。

@小崔：作为出生、生长在农村的90后，经历过比较清苦的童年，记得小时候特别想要买课外读物想报兴趣班，但是又心思敏感的感受到父母的经济压力，从小就变得敏感，察言观色，很少表达自己内心对物质真正的渴求。看着从小生长的村子卖地、拆迁，乡亲的生活状态、观念的转变，触动很深，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再无小时候乡邻间的淳朴热情，很多人中年人变得急躁，不知所措，青年唯金钱是瞻，我们的乡村生病了吗？

黄灯：这个问题代表了一个在乡村长大的90后对乡村的观察，看得出来你的思考能力很不错也很懂事。乡村当然是生病了，病得最重的地方就是乡村已经彻底被消费主义垄断了，我们很难恢复到以前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准确的。至于如何改变，至少在整个文明转向没有调整之前，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也许通过个体的力量尽量唤醒我们对传统乡土的记忆，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消费主义的入侵。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理：新京报记者 孔雪； 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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