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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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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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21年8月2日，杜威结束了在中国两年多时间的访问，从青岛启程离开中国。杜威在华的这两年多时间，开启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历程，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并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和不断现代化的持久资源。2019年是杜威来华100周年，本刊于2019年第2期推出了一组“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的专题文章7篇，学术反响强烈。今年是杜威离华100周年，由华东师范大学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组织、策划，本刊继续推出“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专题文章5篇，再次向杜威致敬。

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周勇

摘要：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关键词： 新文化教育场域 ; 杜威访华 ; 思想纷争

作者简介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概览

一、杜威访华前的新文化教育运动

二、无法避免的思想纷争与杜威的参与行动

三、新思想、新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进步

      教育理论界近年开始兴起新一轮杜威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除重申杜威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影响外，对于杜威访华也有一些新探索，包括杜威访华怎样影响南京高师教育学发展（冯建军，2019），杜威访华为南京高师整体崛起做过哪些贡献（周洪宇，李永，2019），中国之行“如何改变杜威”（尚恩•罗尔斯顿，2019），美国教育学者对于杜威访华有何研究（苏智欣，2019）。此外，近代史学界杜威访华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相关研究依靠“新出版的《杜威通信集》、地方报刊及在华英文报刊中的相关史料”，重新考察杜威访华，“以更充分地认识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及新教育改革的参与”（彭姗姗，2019）。可见就杜威访华研究而言，能否取得突破，既要看对史事本身有多少了解，又要看如何结合史事形成新视野及新问题。本文尝试在已有新研究基础上，提出“新文化教育场域”这一概念。由此概念出发，不仅有利于开阔追踪杜威访华曾涉足的由胡适在北大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的系列文化教育变革事件，而且能充分留意杜威访华所涉领域中的权势关系及纷争，以及场域关系及纷争怎样左右杜威在华演讲的内容与影响。

      视野放宽后，可以观照的史事与问题将变得多起来，本文仅能从新文化教育场域的权势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纷争入手，考察杜威访华的部分重要史事与问题。包括：胡适将杜威请来助阵前，已在章太炎弟子把控的北大文科界掀起何种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的胡适如何借杜威访华，按自身需要形塑乃至过滤杜威思想，并借此引领壮大新文化教育；李大钊进入北大后率先开创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教育，胡适为引领新文化教育挑起思想纷争以来，杜威有何显著参与行动。最后，本文还将留意鲁迅、廖泰初等旁观者对杜威访华及新文化教育的反应，以获得更多历史参照。针对“五四”以来的核心教育变革问题，即新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进步需要引入何种新思想，分析胡适及相关方的解答，探讨受场域关系限制的杜威访华给新文化教育及中国社会进步留下什么历史遗产。这些历史考察与探讨可以引出诸多被忽视的史事与问题，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因为，目前的研究重在分析杜威访华在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影响，很少将杜威访华置于其曾涉足的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来考察杜威在场域关系中的局势观察与行动，以揭示杜威参与新文化教育时的不由自主及其史事表现。

一、杜威访华前的新文化教育运动

      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始于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为寻求国家富强所发展的“洋务”新教育，包括外语、军工、航运、矿产、铁路、海军等专业。自梁启超1902年推出新民政治教育，现代教育变革开始转向以传播西方新思想为主，选择何种新思想随之成为首要议题。之后胡适领衔发起的新文化教育运动其实是在延续梁启超，同样是以西方新思想来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两人作为现代文科知识精英，均只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林毓生1988，第168页），而无法延续光大李鸿章一代的新教育事业。1912年，胡适由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时，就在向梁启超靠拢，他曾将梁启超誉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认为若没有梁启超传播“民族思想”“政治思想”，辛亥革命不可能“一举而全国响应”，所谓“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此说过于主观，并不能解释辛亥前后的历史演变，仅可显示胡适自改入文学院便只能步梁启超后尘，且像梁氏那样认为以西方新思想再造中国比李鸿章高明。胡适认为，“今日吾国之急需”者有三术，“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并称它们为“起死之神丹”（胡适，1999，第102、138页）。

       1914年，胡适和任鸿隽、赵元任等留美学子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携手“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以成所谓思想革新之大业”（任鸿隽，1935，第1483页）。传播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思想”自此成为胡适新文化教育的一大重点内容。其时，国内继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倡文学、艺术等“美育”未成后，又有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主张发展有益改善国计民生的实业教育，夏元溧作为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则在计划追赶西方自然科学研究前沿。但这些改革或受阻于袁世凯、康有为等为复辟推行的“尊孔”，或因没有实验室及一流科学师资而无法落实，因此，均未能在民初乱世发展成广为认可的主流新文化教育。传统经史文学及科举教育崩溃后，中国能形成什么样的新文化教育仍只能由新人来开拓。1916年袁世凯暴病身亡，“尊孔”教育体系跟着倒塌，中国更是出现亟待新人填补的巨大的新文化教育空白。1916年9月，段祺瑞邀请范源廉再度执掌中国教育。除继续推进实业教育，范源廉还立即电邀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胡适随之幸运地成为新一代中的捷足先登者，虽然其哲学博士论文因学术质量达不到杜威的期望而答辩未获通过，系朱维铮所说的“假博士”（朱维铮，2011，第159页），但这并没有妨碍急需新人营造新风的蔡元培破格将胡适聘为教授，且月给“二百八十元”，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胡适，1996a，第111—112页）。

       其时，胡适只有26岁，可谓春风得意。对于自己在北大所掀起的文化教育革新运动，亦堪称自信满满。归国途中，胡适曾特意从《伊利亚特》挑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这句话作为登台宣言，号召“吾辈留学生”和他一起像英国宗教改革领袖纽曼曾掀起“牛津运动”那样（胡适，1999，第478页），在中国教育界发起新文化运动。故其改革理路未变，仍以西方新思想来革新中国文化教育，而非直接发起政治社会变革。胡适坚信引入西方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可以“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1996b，第330页）。1917年7月抵达上海后，看到“四马路”尽是教人打“扑克”的书与传统经史子集，关于西方文化也只有“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胡适，1996c，第450—451页），胡适更认为最要紧的乃是输入欧美新思潮，将看不到西方新思潮视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问题。两个月后，新文化教育率先在北大哲学及文科界启动。当时，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家早已集体退出北大，取而代之的十位文科教授皆为精通传统经史的章太炎弟子。胡适最初不知所入场域有何底细，革新实验并不顺利，还差点因经史功底不够，被受惯了章门学术熏陶的学生赶下“中国哲学史”讲台。但胡适留学时便练就了不凡的场域活动能力，“很能发挥他善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一特长”（罗志田，1995a，第213页），故可依靠其特长弥补传统学术功底不足，在章太炎弟子把控的北大文科逐渐打开局面。

      胡适先是依靠“平等”“进化”等西方概念将讲义做成新著，打破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国哲学史传统结构，系统梳理先秦诸子思想演变，赢得蔡元培为之作序表彰，从而成为中国哲学教育新典范的确立者。其次，胡适不再像留学时那样，随意拿新思想批评章太炎，而是按当时北大文科场域规矩，认真研读章太炎著作，“乃至直接向章氏本人请益”（李振声，2001，第36页）。新著热销迅速再版时，胡适还特别声称，“近人”中“最感谢章太炎”（胡适，1919a，第1—2页）。这些努力收效甚著，尽管章门弟子中有国文系黄侃坚决不把胡适放在眼里，但并未影响胡适获得钱玄同、朱希祖等其他章门弟子的支持。学生这边，受教育传统影响，也是文科生势力大。胡适1917年进校时，北大理科只培养了19名本科毕业生，文科则有116人（佚名，1917）。文科生领袖是傅斯年、罗家伦等。正是国文系傅斯年被哲学系学生顾颉刚邀去听胡适讲哲学史，“听了几天后”，傅斯年说“这个人虽然书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颂平，1984，第296页）。所谓“对的”，即指引入西方新思想，而且是傅斯年等新青年喜欢的新思想。比如，把老子定为“革命家”，强调“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讲《易经》时，认为“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胡适，1921a，第50、53、78页）。其中蕴含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传统学术功夫的蔑视都是傅斯年等新青年喜欢的新思想。

      新著出版后两个月内便售罄再版，更可见胡适的新思想受众多青年学子欢迎。对胡适而言，古书读过多少，传统经史功底是否深厚，均非关键所在，真正重要的是能为学生提供新思想，使学生无穷无尽的经史考据中解放出来，以自由的新思想来评估整个传统学术文化。毛子水便说胡适“使有志做学问的青年各知道用自己的独立思想以从事于研究。……胡先生对于我国学术思想界这件功劳，似乎是前无古人的”（毛子水，1967，第55—56页）。傅斯年作为北大文科生领袖，更是离开原有导师黄侃，转投胡适门下，并率先在学生中创办《新潮》，配合胡适将“本国学术”引向“世界文化”与“现代思潮”（傅斯年等，1919）。赢得新青年领袖追随后，胡适更可以借助最高学府的地位在教育界扩大其新文化教育事业，成为新文化教育领袖。到1921年，反对派攻击胡适为“学阀”时，胡适甚至敢在开学典礼上直言，“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胡适，2001，第496页），可谓如日中天。当然，此刻仍需关注胡适将杜威请来前是如何拓展新文化教育的。事实上，革新中国哲学教育还不是胡适兴趣所在，文科领域还有胡适更重视的文学及历史。同时他也不想把当时流行的政治新思想，如政治革命、无政府主义，放在自家篮子里。以它们解读先秦诸子只是站稳讲台的权宜之计，胡适更想做的乃是在文学、历史等文科领域发起革新，将自己真正欣赏的新思想即一般“科学思想”和伦理“自由主义”注入其中。

      相比哲学，文学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众多学生更喜欢的文化教育领域。胡适在该领域想以白话新文学取代各类古文，并以易卜生个人自由主义伦理攻击传统礼教。史学影响虽不如文学大，但分量也比民初才诞生的哲学重。尤其章门弟子为主的文科教授都以经史考据名世，胡适更须提出经史教育新典范。文史领域，胡适先下手的是文学，入北大前便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来北大后，两人继续推进文学革命，纸上讨论十分热烈。然而最初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被革命的对象如刘师培、林纾等新老传统文学领袖均未公开理会。北大学生也如1917级本科学子张国焘所言，“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张国焘，1980，第40页）。1918年，陈独秀改组《新青年》，拒绝外稿，改由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清一色北大教授撰稿，使《新青年》由此前不知名的地方“普通刊物”，“真正转变成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使文学革命骤然上升为“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奇生，2007，第25—26页）。之后，钱玄同、刘半农又引入炒作手法，以唱双簧的含沙射影方式制造“文学革命之反响”（钱玄同，刘半农，1918），终于在1919年2月引来林纾反击。年近七旬的林纾反击时，竟把蔡元培也列为批判对象，使新旧文学之争成为全国关注话题，不仅中计替新文学做了广告，而且未从“社会学意义”上考量。“蔡要胜林其实根本不必论战，因为蔡元培的社会资格，无论新旧，都非林纾所能比拟。可以说胜负在论争之前就已确定了。”（罗志田，1995b，第117页）

      期间，钱玄同还不断动员在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的鲁迅撰稿。长期默默在“屋里抄古碑”的鲁迅“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鲁迅，1973a，第4、7页），为《新青年》送去一篇《狂人日记》（鲁迅，1918）。一直高喊要创造白话新文学却无人能创造、只能嚷嚷的文学革命运动，至此终于有了第一篇白话小说，且极具反封建礼教的思想革命威力。得益于个人努力和多方借力，到1919年初，胡适的新思想及新文化教育事业，尤其他最看重的新文学教育开始变成教育界的主流运动。新文化教育场域至此初具规模，胡适则是其中的新思想领袖。胡适未曾参与双簧炒作，但看到林纾大势已去，曾点名批评林纾“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胡适，1919b，第11页）。胡适所言是在捏软柿子，却可继续向章太炎派送去尊重，同时表达白话新文学已在教育界崛起的强烈自信。然而事业做大后，问题也会增多。先是新文学本身的教育普及问题，即怎样为教育界提供白话新文学典范。胡适做不好白话小说，只能尝试写白话诗来确立新文学典范，流传最广的便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1920a，第5页）。胡适的白话诗虽曾遭到方家诋毁，但能激励厌倦了古文的学子也来学写白话诗。不过，新文学之外的一类问题却非胡适个人努力可以驾驭，胡适终是在军阀统治的乱局中发起新文化教育，因此随时可能遭遇外界势力冲击。

       树大招风，唱双簧引来林纾反击时，外界势力就已开始渗入新文化教育运动。林纾势力虽然不如蔡元培，但会尽其所能，社会舆论也会添油加醋。连陈独秀都曾于1919年3月发文，认为林纾曾“运动”实力派老乡即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想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未成后，“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只眼，1919）。陈独秀所言或许轻信了外界谣言，但能反映出新文化教育运动开始遭遇了难以驾驭的外界干扰。当月，教育总长傅增湘看到傅斯年办《新潮》日益越界议政，也曾致函请蔡元培约束学生言行（傅增湘，1997）。“社会上盛传陈独秀、胡适等被驱逐北大，甚至有被逮捕的谣言”（耿云志，2012，第58页），更可以表明新文化教育运动壮大后，早晚会引发北洋军阀介入。此外还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巴黎和会召开前，知识精英及学生均天真以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会替中国主持公道，结果等来一场骗局，威尔逊将德国在华特权卖给日本。傅斯年等随即愤怒离开胡适的新文化教育，发起反帝爱国民主政治运动，使新文化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界直接跃入军阀政府眼帘。总之，到1919年3月，新文化教育虽成功运作成了“运动”，但对胡适而言，欣喜之余其实也应反思，除杂志新著热销、击败林纾外，其新思想及新文化教育究竟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何种新思想及新文化教育能使中国社会摆脱北洋军阀及西方帝国主义获得政治新生与进步。

      1919年3月，仍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张奚若曾写信提醒胡适。他认为，康梁以来，国内改革有“两大敌：一为一味守旧的活古人，二为一知半解的维新家”，“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简单的思想去判断”，“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乱道”，“谩骂更无论了”。这是张奚若看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之后得出的评价，意在指出：不了解现实仅靠简单新思想发起文化教育革新其实也是改革之敌，不仅无法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还会制造社会思想分裂。说完总体看法，张奚若还直言相劝：“实在说来，你老胡在他们这一党里算是顶顽固的了。不知你自己可承认吗?”（张奚若，1979，第30—31页）张奚若意思很清楚，胡适应避免以简单思想行事。胡适若接受张奚若相劝，可收心做一严谨务实的学者，进而也可以避免新文化教育运动做大后，因回避军阀势力陷入犬儒状态。然而胡适确如张氏所见是一“顶顽固”的“维新家”，就是想在乱局中推进思想革新，引领教育界新思想风尚，且不觉得自家新思想简单无济于事。对自信正确的胡适而言，最大问题就是北洋军阀无法驾驭，尤其学生开始纷纷走上街头，更让胡适很难在军阀政府及学生爱国政治运动之间壮大新文化教育。教育界资历最雄厚的领袖蔡元培都因无力应对乱局选择辞职，何况胡适尚需仰仗蔡先生提供保护。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胡适难以壮大新文化教育时，杜威来了。

二、无法避免的思想纷争与杜威的参与行动

      关于杜威来华种种细节，元青、陈文彬等近代史学者已有论述。这里仅强调，杜威事先并无计划，包括将杜威请来或可让他拥有比蔡元培还硬的依靠的胡适也没提前酝酿。但胡适在其所涉场域确实要靠“外国关系”、“挟洋自重”，以展开“权势争夺”（陈文彬，2006）。鲁迅也曾指出“梁实秋有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鲁迅，1929，第226页）。1919年3月，陶行知告诉胡适导师正在日本讲学，胡适立即去信请杜威来中国，并联络蒋梦麟、郭秉文等解决接待及经济问题，系促成杜威访华的关键人物。将杜威请来，客观上可让胡适如虎添翼，更有底气在乱局中推进新文化教育，因为即使是北洋军阀，也不敢对来自美国且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杜威妄加干涉。军阀政府教育部更是主动加入欢迎行列，尽管教育总长傅增湘实际不支持新文化教育。傅氏除逢场做官，“于教育根本之计，咸漠视无覩”（王森然，1941，第52页），其专业是收集“宋元善本”（藏园居士，1931）。杜威那边，事先同样没想到其访华会得到官方、民间广泛支持。他是被拖进新文化教育，进而需根据所入场域实情对来华演讲做出取舍。结果杜威“逐渐意识到胡适在中国已享有巨大的声望”，“越来越重视胡适的建议”（彭姗姗，2019，第43页）。

      杜威访华能为胡适注入强大支援，胡适也可以借此将新思想影响由之前的大学文史哲领域，迅速拓展至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以掀起规模更大的新文化教育运动。杜威访华前，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已有蒋梦麟作为江苏教育会负责人。蒋梦麟曾于1919年2月依靠创办《新教育》杂志，正式开启新教育运动，其主旨是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掀起胡适所说的“思想革命”（蒋梦麟，1919）。“杂志创办后六个月便销到一万份。”（蒋梦麟，2000，第114页）销量猛增除因有胡适支持外，更离不开杜威系列教育演讲引发的新教育热。此外还需提及，蔡元培清末在绍兴创办中西学堂时，蒋梦麟便是学生。通过这层关系，蒋梦麟更容易和胡适依靠北大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形成紧密的“思想革命”扩张关系。到1920年蒋梦麟便升为北大教育学教授，主持北大教育系，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占领制高点，这顿时让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觉得领域地位要被夺去，后者把蒋梦麟列为试图将其手中教育系“吞噬”的“某学阀”（蒋梦麟，1920）。由此可见，胡适及蒋梦麟在教育学、中小学领域的迅速崛起与扩张。

       与哲学相似，胡适对教育学兴趣其实也不大，不过是将其视为可以进驻的领域。杜威来华后胡适更可以将在该领域发起的“思想革命”立即具体化为以杜威教育思想来引领教育学及中小学走向。蒋梦麟一时忙不过来，胡适还会替其完成杜威教育思想传播的任务。如看到蒋梦麟“陪杜威先生到杭州去了”，“忙的很苦”，就曾替写杜威教育哲学，宣传“教育即是生活”。发表时，蒋梦麟还附言“适之先生百忙中替我做这篇文章，……他的言论又是透彻的很，真是好大本能，我很感激又很佩服”（胡适，1919c，第308页）。胡适自己确实也很忙，但从其“日程”安排可以看出，胡适最重视的就是杜威访华及演讲，其他计划“日程”难免未能“实行”，主持杜威演讲则是雷打不动（胡适，2001，第12—30页）。仅此就已透露，突遭外界干扰的胡适决意借杜威之名，在乱局中推进新文化教育，扩大其新思想影响。胡适、蒋梦麟的系列努力很成功，使教育学、中小学领域迅速兴起杜威教育思想学习及教育“生活化”实验热潮。北京高师英语系一年级学子赵廷为便因听到“由胡适翻译”的杜威演讲，迷上杜威。第二天“立刻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杜威著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从此……每日去读教育的书籍，无一日间断，甚至把正课也稍加忽略了”（赵廷为，1948，第105页）。胡适本人更曾高调宣布，“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十年二十年后”，将有“无数杜威式的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胡适，1921b，第4页）。

      杜威的影响的确大，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杜威来华前并不了解中国，也不清楚自己可以给中国提供什么有益的新思想。1919年5月1日，杜威抵达上海，三天后正赶上学生发起反帝爱国民主政治运动。受此政治事件影响，加上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也是社会进步，杜威决定先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佚名，1919a，第2页）。在给家人去信时杜威特别提及，当他讲“美国人做事不靠政府，而是靠自己，听众反应迅速且强烈”，杜威因此认为“社会层面，中国人民也很讲究民主，只是军阀中央政府会抑制民主追求”。这是杜威对于中国社会的最初认识，表明杜威私下对中国社会不乏民主进步动力很感兴趣。因此，杜威也乐于写信和家人分享他对“五四运动”的后续观察与研究，认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证据表明极端主义军阀将加紧控制”。在杜威看来，这恰恰“表明军阀政府的政治无能”，但“胜利”各方眼界也很有限，“罢工只是为夺回青岛”，“另有一些人则追求各自的其他目的，其中一个想成为大学校长”（Dewey，1920，pp. 237—240）。这些分析显示杜威访华以来曾深入观察中国政治，人们或许可依靠其政治见识引领中国教育界形成务实远大的社会进步目标。然而胡适对于杜威访华传播新思想却有不同考虑，他不会让杜威演讲与政治现实发生过多关联，即使涉及社会政治，也是“建议”杜威“利用讲学机会”，“梳理其过去十年社会及政治哲学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形成一套系统观点”（Hu Shih，1973，pp. 43—44）。

       作为知道在华行程均需胡适牵头安排的客人，杜威无法不尊重胡适的建议。这层场域关系使杜威更感兴趣的中国政治现实观察及社会进步思考自一开始便被胡适建议过滤掉了。胡适最想让杜威呈现给中国教育界的乃是一套实验主义（也称实用主义）思想方法。这正是值得关注之处。杜威很想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现实及走势，但胡适会根据自家需要来形塑甚至过滤杜威思想，不会让杜威将教育界注意力引向研究中国政治现实，探索社会进步之路。4月30日赴上海迎接杜威前，胡适便在《新青年》发表《实验主义》，介绍皮尔士和詹姆士的“方法论”、“真理观”及“实在论”，并提倡用这些新思想来“发生一种创造的人生观”（胡适，1919d）。这篇文章是一种预热，以引出集大成的杜威实验主义思想，从而把新文化教育引向更“科学”的实验主义思想及与之相应的人生观与教育思想。杜威开始演讲以来，尤其是最关键的决定杜威思想将以何种面貌在华传播的5月到8月，胡适不仅重视主持杜威演讲，还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演讲、撰文、出专号，不断从杜威思想中抽象出简单的实验主义思想，如说“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从“经验”出发，且“经验是向前的，不是回头的，是推理的，不是完全堆积的，是主动的，不是静止的，是创造的思想活动，不是细碎的记忆账簿”（胡适，1919e，275页）。借助权威报纸及刊物，此类思想的加工与传播均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中小学竞相实验生活的主动的创造的教学，大学文科界也开始兴起“人生观”大讨论。

      抽象出来的简单思想是不是杜威思想精华，简单思想能否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杜威本人又有何关切，包括他更在意从研究中国政治现实入手探索社会进步所需的新思想，都被过滤一尽。对胡适来说，重要的就是借杜威之名扩大影响，巩固自己在新文化教育运动中的思想导师及风尚引领者的地位。再有便是个人“名声”，学生顾颉刚就曾指出胡适“肯用功”，但“更多一桩好名心”，且“要让人家晓得的越多越好，所以勉励起来更不得了”（顾潮，1997，第66页）。另一学生唐德刚则说胡适学问方面永远赶不上王国维，因为其师是“一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唐德刚，1990，第98页）。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有杜威助阵，胡适的系列檄文、宣言也没有去正视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现实，而是意在借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引领新文化教育运动，其革命力度尚不及杜威访华前在文学领域传播伦理自由主义，批判封建礼教。到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反封建礼教的自由主义更是流变为“依附霸权（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的自由主义”（汪晖，2012），尽管深厚的美国背景足以支撑胡适在蒋介石面前保持思想自由。不过这是后话，杜威访华期间，胡适的伦理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只是蜕化为犬儒自由主义，其表现正是回避军阀统治政治现实，在军阀不关注的教育学、中小学、大学领域传播实验主义方法与人生观。

      忙到1919年9月开学时，新文化教育场域迎来对胡适有利的好转。一度辞职的蔡元培重返北大，并在开学典礼上强调“大学肩阐发新学昌明学术之巨任”（佚名，1919b，第2页）。傅斯年、罗家伦等得意弟子也决定回归学院探求新知，还宣布“非到30岁不在社会服务”（傅斯年，1919，第205页）。得意弟子5月起离开校园发起爱国民主政治运动，胡适从自家新思想及新文化教育需要出发，视之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1997，第56页），并因此在北洋军阀蛮横、蔡先生辞职之外，又添一层苦恼。不料4个月后，昔日左右逢源的北大又回来了，加上有杜威助阵更可让胡适施展手脚。1919年12月起，胡适开始新一轮行动，以进一步壮大新文化教育运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胡适不再局限于面上的编辑、传播杜威实验主义思想，而是直接进入“中学国文教学”领域，鼓励中学教师按其设计的“理想的教授方法”去“实验看”（胡适，1920b，第7页）。在最初起家的大学文科领域，胡适则开始正式动员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还把清代“汉学”即经史考据等同于“牛顿自然科学”，认为它们都是由“假设”和“实验”构成的“科学”，并向教育界强调“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汉学可以当的起‘科学’的名称”（胡适，1920c，第133页）。虽是张冠李戴，却可让整理国故名义上升格为传承发展中国本土“科学”。

      很明显，新文化教育系列行动依旧回避了日益恶化的政治现实，且会干扰中国发展现代自然科学。不过，整理国故及国文教学都还是小事，胡适更看重的乃是遏制“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运动中兴起的其他各类直涉政治的“新思潮”，恢复新文化教育场域的最初走势。他强调“新思潮的精神”乃是引导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采取“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并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实现“再造文明”（胡适，1919b）。思想纷争随之无法避免，无辜涉局的杜威也将面对纷争。各类直涉政治的新思潮中，影响最大也是胡适最关注的正是李大钊1918年11月起在北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青年》同仁之一，李大钊曾支持胡适在文学领域进行伦理思想革命，但政治经济学背景的李大钊终归有和胡适不一样的变革视野及新思想诉求。相比胡适发起新文化教育寻求“思想革命”，李大钊则如《新青年》同仁高一涵所言，自1916年起便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高一涵，1979，第340页）。1918年1月加盟北大以来，李大钊观察国内政治现实之余，还十分留意欧洲政治演变，并从“十月革命”胜利中发现，世界历史新潮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无产阶级革命崛起，而胡适所看重的易卜生自由主义仅是少数现代知识精英中流行的新思潮。如果顺应世界新潮，应把文化教育变革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上，融入“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新大势。

      李大钊即以对上述世界历史大势的观察为基础，自1918年11月起连续发表文章，向教育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蔡元培支持下，在北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教育。其目标是让中国社会形成由“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领导的新的社会“中心势力”（李大钊，1918a），重构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宰的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自由”、“人道”的“劳工”或“庶民”社会（李大钊，1918b）。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及社会革命理论可以让教育界认识当时中国的苦难政治现实，也能为中国社会实现政治新生指明奋斗道路，一经提出便赢得蔡元培、陈独秀及众多青年学子的认可与支持，从而让胡适传播的伦理自由主义、科学思想遭遇强劲对手。张奚若就曾告诉胡适，《新青年》介绍的新思想中，就属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张奚若，1979，第31页）。当然，张奚若没意识到教育界并没多少人能达到他那样的理论辨析水平，现实是，即便是无源之水，只要措辞新颖动听也能收获听众，演讲时加些幽默，更可赢得众人追捧。胡适便精通此类影响猎取的小技。不过论及理论本身，胡适的辨析能力毕竟和张奚若处于同一段位，胡适不难察觉，无论在政治现实解释还是在新社会建构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均比他的自由主义和杜威来华后他新加的实验主义更具威力。

       思想纷争随之更难避免。1919年1月，钱玄同便曾在日记里说，“《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边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争端了”。但此时思想纷争是在内部，没有公开交锋。4个月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推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呼吁教育界“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李大钊，1919a）。胡适则在同一期发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激励“国内的文人”以“实验的精神”创造白话新诗，推进“文学革命”（胡适，1919f）。纷争至此公开化，但仍无交锋，而是各行其是。6月11日情况突变，陈独秀动员“北京市民”抵制“对日密约”，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之后，“《每周评论》由胡适主办”（王光远，1987，第71—72页）。其时，孙中山、蔡元培、李大钊及京沪各界均在营救陈独秀。胡适则在改组《每周评论》，从自家需要出发增设“杜威演讲录”专栏，专栏字体比周刊名称还大。一个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规劝李大钊停止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撰文回应“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所以需“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能使“社会上多数人”联合起来，共同去解决中国系列社会问题的“理想”正是胡适不看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1919b）。

       争论到1920年2月有了结果。李大钊、陈独秀决定去上海重办《新青年》，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向工人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教育，将北大、中小学等领域均留给胡适传播杜威实验主义。至此可以把视线转向杜威，看看杜威在思想纷争期间，有何显著参与行动。以杜威对“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热切关注，不会不知道陈独秀反抗北洋军阀政府被捕及各界人士积极营救的新一轮民主努力。但访华之初胡适就已建议杜威即使涉及社会政治，演讲时也应以学理方法为中心。陈独秀被捕以来，杜威同样未曾涉及军阀政治现实问题，而是讲“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之君口译”，议论“如何使个人的才性不悖社会的生活”（康白情，1919，第3页）。7月到9月，杜威所讲亦是“学问的新问题”、“实业教育”等教育议题，和胡适一起回避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陈独秀被捕事件。9月16日陈独秀出狱，之后杜威重新回到自己更感兴趣的社会政治领域。这一次，杜威仍以哲学理论分析为主，但其演讲所涉远不止实验主义，而是涵盖诸多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包括杜威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即“民治主义”。可见杜威也曾试图将其实验主义所要追求的民治主义社会政治理想贡献给中国教育界。它在各处散播，也让中国社会新生一种能向军阀政府肆意妄为发起抵制的政治意识形态。

      留意此事的时人费觉天就曾说：“自从杜威到中国来，民治主义底声浪就日高一日，以至老顽固的官僚，猛兽似的军阀也知道民治主义之可畏，假冒民治招牌，而不敢如同往日一般，那么肆无忌惮。”不过，民治主义终究只是“声浪”形态的力量。胡适作为杜威演讲主局人，不会助推使它成为稳定且持续壮大的反抗军阀统治的实体政治力量。杜威本人也未逾越胡适建议，让民治主义取代实验主义成为演讲中心内容。总体上，杜威仍只能舍本逐末，传播胡适期望的无涉政治现实的实验主义社会改造方法。如此便不难理解，费觉天虽曾肯定杜威的民治主义，但最终却对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发起了激烈批判，以“都错了”概括杜威的系列社会政治演讲。在费觉天看来，杜威所传播的仍是一套无关中国现实痛痒的实验主义方法，“这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完全谬误。如有人要奉作改造方针，则是走入迷途”。所论可谓犀利，实验主义方法因回避军阀专制政治现实，会把改革引向无谓闲谈，必须发动“革命”。但费觉天批判完杜威，又提不出革命的主义，只能“希望主张革命的诸位同志，不要‘照抄’别人底制度，而来创造一种适于中国的主义的制度”（费觉天，1921，第18页）。

      费觉天的批判及希望也能从一侧面反映李大钊的重要与不可或缺，在杜威访华期间能和胡适的实验主义相抗衡，且能给军阀统治的中国社会带来政治新生的正是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杜威也因此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这是杜威最值得一提的思想纷争参与行动。演讲社会及政治哲学期间，杜威提到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Marxian socialism），这等于直接回应了胡适挑起的“主义”之争。受场域关系影响，杜威只能宣传对胡适有利的观点。如其概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影响日益变大，余波持续到一战结束，但现在，有迹象显示人们已开始厌倦马克思主义，转而重返19世纪早期的道德与伦理社会主义”（Dewey，1973，p. 119）。杜威对马克思主义实际有多少研究，无法判断。单就其概括来看，确实稍显随意。但杜威身不由己，在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杜威只能以对胡适有利的方式参与其中，帮胡适壮大实验主义，他无法引导胡适将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用于研究军阀政治现实，并采取相应文化教育行动凝聚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力量。

      胡适回避军阀政治现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文化教育缺失将由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来弥补。在杜威访华所经各地，均可看见诸多青年学子纷纷开始热情转向李大钊、陈独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吴玉章等在长沙、天津、北京、泸州等地组学会、办新刊，在大学、中学、师范学校和社会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教育，让中国社会形成李大钊所预言的以庶民为主体的新中心势力。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上提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改造的方法”有许多，“教育、兴业、努力”，等等，但“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泽东，1919，第1页）。由此再来看胡适提倡的伦理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教育及人生观等新思想，终因皆是没有现实社会政治立场的抽象理论或方法，远离中国政治现实及社会进步需要，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新潮取代。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适主导的新文化教育运动就已开始衰退。到1948年，胡适一度起过思想引领作用的教育学领域也全面迎来马克思主义崛起，杜威教育思想随之陷入被批判的悲剧命运（涂诗万，2014）。尽管杜威本人对中国社会其实不乏善意与见识，甚至可能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进步形成更相切合的政治思想关联，但这种可能却被胡适的需要及建议过滤掉了。不过以上是杜威访华的主体故事，还有一段尾声尚未考察。由此将看到，杜威本人也不认为胡适建议他传播的实验主义就是中国新文化教育所需的新思想，而是希望中国教育界能从中国政治现实与社会进步实际需要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

三、新思想、新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进步

      访华临近尾声时，杜威曾应美国记者之邀分析“中国现状”。这次杜威不必再按胡适意思论述实验主义，而是针对中国还不是现代“国家”、“中国并无一种中流阶级”等美国记者提出的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如实指出“中国事情正在变化之中”，虽然其“趋势若何，莫能预测”，但中国政治正朝进步方向演进，所以“中国之政治家若违反国家之利益而行动，迟早必倒”（杜威，1921a，第2页）。可见，自两年前看见青年学生发起爱国政治运动开始，杜威始终认为中国社会已形成政治进步动力，因此杜威最后会对中国教育界抱以很高期望，强调“教育界中人形成一种新思想”，“较之外界任何大变动，尤为重要”（杜威，1921b，第2页）。这句临别期望没有指明中国教育需形成一种什么新思想，但透露出杜威不认为胡适建议他传播的实验主义就是中国教育需要的新思想。与之相反，杜威期望中国教育界能自主探索出一种新思想，即可以从政治上切实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新思想，这才是杜威对中国新文化教育的本意期望。杜威访华“最末的公开演讲”是在北京高师教育科进行的，对着未来中国教师及教育学领袖，杜威最后呼吁“要能改造你们这伟大而多患难的国家”，并将此视为“教师职业的真正精神”（杜威，1921c，第51页）。这也能证明，杜威本意乃是希望中国新文化教育要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寻求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新思想，而不是简单拿胡适建议他传播的实验主义去发起教育教学改革。

      如《申报》所言，引入杜威实验主义，可以打破“束缚青年”的旧教育制度，“解放青年之心志，使其自由”（佚名，1920，第6页）。但是，实验主义方法并不能告诉学生，“自由”后如何使军阀统治的中国社会获得进步。后者正是被胡适建议过滤掉、教育界也难察觉的杜威的真正关切。1921年12月，杜威返美后还曾建议美国各界对华采取“不干涉主义”，“免于侵及中国内政”（杜威，1921d，第3页），且十分支持中国进行独立自主探索，此又可见杜威对于中国政治的厚重及善意关切。访华临近尾声时，杜威还曾在北高师讲中国古代美术，提醒听众“不要忘了中国美术的好处”（杜威，1921e，第49页），激励中国教育界增强自信。但胡适并不看重杜威离华之际提出的政治现实关切及新思想期望。杜威离华后，胡适最关心的乃是盘点访华收获，宣布杜威影响最大，然后鼓励中小学实验杜威教学法，动员大学整理国故。1922年5月，胡适曾尝试提出“好人政府”，开始直面北洋军阀。但他认为不必重构军阀政体，只需让知识精英中的“好人”进入内阁组建“好人政府”便可。胡适所想可谓和五年前梁启超成为阁员一样简单，这一努力虽曾让王宠惠、罗文干等“好人”知识精英朋友有机会组阁，实际却只能给军阀政体加上道德外表，不久便被军阀撕去。胡适能做的仍是动员大学、中小学改革教学方法和整理国故。不过教育界并非无人，李大钊、陈独秀退出教育界到社会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教育之后，教育界仍有许多人能跳出胡适从杜威那选出来的新思想，其中最值得留意的便是新文化教育局内旁观者鲁迅。

      整理国故热进入高潮之际，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曾说，哪怕所学是“动物学”，但只要发过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便能成为“有名的学者”，被中学请去做“历史教员”（鲁迅，1925）。嘲讽之余，鲁迅还一直在为文学教育探索新路。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鲁迅也曾在《新青年》登出小说《药》，描写清末江南乡镇的文化状况及各类民众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从未能赢得基层民众认可及参与入手，解释辛亥革命为何无法让中国社会实现新生。可见，对于中国社会进步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新文学教育，鲁迅的思考显然不同于胡适所提倡的写白话新诗，自由表达都市知识精英的鲜活体验及情感。之后同仁彻底分裂，《新青年》重返上海，改组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教育刊物。鲁迅仍寄来小说《故乡》，揭示“少爷”离开家乡成为求新者后，与儿时一起游戏欢乐的佃户伙伴闰土之间产生的“隔阂”，思索求新者能否让下一代不再形成阶层隔阂，提醒革命者马克思主义革命要能给闰土式的劳苦大众带来新生。鲁迅还在结尾激励革命者，不必为路线不同争论，一路探索下去便是，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1921，第8页）。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军阀杀害后，又是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为李大钊文集作序，认为李大钊作品“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1973b，第93页）。

       从继续撰文支持《新青年》，提醒革命者不必做无谓纷争，到不惧军阀屠刀为李大钊作序，均可以看成是杜威访华以来鲁迅对于思想纷争的回应，以及他的立场选择。鲁迅比较了解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各色人等，并因了解独自坚持开拓现实主义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学教育道路，揭露北洋军阀及一切压迫势力制造的政治社会苦难，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新生呐喊战斗。青年学生随之可以从鲁迅那里获得不一样的新思想与新文学典范，来解答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教育这一问题。胡适一系的伦理自由主义新文学教育也有其社会价值，能使诸多儿时曾在封建家庭中成长，因受新文化洗礼觉醒进而感到压抑的都市知识精英及青年学子获得思想、情感及人生解放。但这类解放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终无关联。胡适发展新文学教育时曾有“平民”关怀，不过“平民”在胡适那里仅是一种概念或方法，用于批判为帝王、贵族服务的旧文学。实际胡适并不接触、了解平民，且过的是都市“贵族生活”，甚至还因此被梁漱溟“鄙视”（艾恺，1996，第146页）。鲁迅当初也不了解平民，但自发表《药》以来，鲁迅开始依靠故乡社会记忆，发展现实主义新文学教育，引导人们在认识各类无名大众苦难社会命运的基础上，思索如何为无名大众送去理解、同情与新生，从而让文学教育领域形成了杜威离华之际期望的自主探索出来的有益中国社会进步的现实主义新思想。

      杜威访华期间基本没有涉足文学教育领域，仅见其访华进入尾声时曾提醒中国教育界珍重中国古代艺术。相比之下，教育学及中小学是杜威访华期间和胡适一起涉足最多的一大领域，其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参照者，最著名的当属1923年决定从“国情”出发携手探索“平民主义”新文化教育的陶行知和晏阳初。但陶、晏离开胡适一系另辟新路时，均未公开反思杜威访华。就杜威访华而言，长期被忽视的廖泰初很值得留意。作为燕京社会学派出身的教育学本土化代表，廖泰初曾于1940年专门分析杜威访华对中国教育学及中小学改革带来的影响，也思考过教育学者应如何革新教育研究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廖泰初曾从体制、思想及实践入手分析杜威访华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的影响：体制影响表现为，杜威系的留美教育学者取代之前留日学者掌控中国教育学，“中国各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是教育学系，十之八九由美国留学生把持”；思想影响表现为，“教育即生活”“学校社会化”等教育思想由“其弟子胡适、蒋梦麟等介绍于教育界”，成为中国主流教育学；实践影响则表现为把杜威、孟禄等人“教育上的新把戏，一套套搬回来，什么设计教学、道尔顿制、温奈加制”等，“完全抄自他人”，乃至使中国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变成“抄袭搬运的大本营”（廖泰初，1940，第30页）。

       因自身所属的燕京本土教育社会学未获重视，廖泰初所言带有情绪宣泄，但燕京本土教育社会学难有影响，确和杜威访华以及胡适、蒋梦麟主导有关。正是后者的力量作用，使教育学、中小学总体上被杜威及相近的美国教育思想与模式支配。在此格局下，只有顺从才可能赢得认可，产生影响。比廖泰初更边缘的湖南一师教育学者舒新城便靠引入自由探究的道尔顿制，得以在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迅速跻身全国一流专家，乃至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教育院教育博士”（舒新城，1929，第183页）。故廖泰初虽然有不满情绪，但其概括还是能客观反映杜威访华在教育学、中小学领域引发的权势、思想及实践模式转移。不过廖泰初也因过于纠结表象，未去深察杜威本意，也忽视了中小学会对搬运之后的实验情况进行反思这一点。以道尔顿热为例，1925年廖世承就曾出具东大附中实验报告，坦言道尔顿制作为一种教学组织新方法，实验下来并无实质新教育收益，反而使“教师非常之忙，较之旧制教学，超过数倍”。廖世承还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林肯学校主任卡德威尔博士”请到“附中参观”，“同他讨论道尔顿制问题”，结果卡德威尔对他说“道尔顿制虽发源于美国，然在美采用的很少。即林肯试验学校，也未试行过”（廖世承，1925，第186页）。廖世承经过一轮实验及反思，在杜威访华有何影响、影响能带来什么等重要问题上，也曾有过值得关注的回应。把看淡学生自由探究、推崇学术质量的精英教育代表卡德威尔请来，更可提醒人们，对于各类美国教育思想，应先细查它们在美国究竟有何来历及诉求。

      实验失败后要能反思，要把美国教育思想放到其本源语境中加以考查，不能不考虑是否符合中国社会进步实际需要就简单照搬，这可以看作杜威访华曾给中国中小学新文化教育发展留下的一大历史教训。不过，就杜威访华的历史遗产而言，更值得一提的仍是被胡适、蒋梦麟等上游引领者过滤掉的杜威本意，即杜威希望新文化教育应把起点置于军阀统治现实，并据此自主探索中国社会进步需要什么样的新思想。廖泰初虽未能深察杜威本意，但他最后曾从杜威期望的现实主义视野出发，强调：“中国的教育研究要有出路的话，必种根在大多数穷苦民众的身上，他们要有出路，中国教育研究才有出路。”（廖泰初，1940，第47页）廖泰初所言接近李大钊率先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廖氏发表这一观点时，马克思主义早已通过在军事、政治、教育、民族抗日革命等系列革命实践中接受锤炼，进化为成熟的可以引领中国社会及整个民族走向新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从而让“五四”以来的教育改革难题（即新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进步需要何种新思想）有了历史解答。只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历程及其新文化教育成就超出了本文议题，需另外撰文梳理。此处仅需补充一点，尽管本文遗漏了许多重要细节（如未考察梁启超与范源廉的尚志学会、北京高师等势力如何参与杜威访华，在决定杜威演讲主题及影响方面为何不能与胡适、蒋梦麟抗衡），但这些遗漏也能说明引入新文化教育场域及历史社会学视野有利于深化杜威访华研究，包括杜威在场域关系中受过何种不由自主的思想对待乃至利用，杜威本人曾想为新文化教育及中国进步社会提供什么务实且友好的思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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