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 张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衍生品：全球教育治理的功利化挑战

特稿

教育评价

2023-2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衍生品：全球教育治理的功利化挑战

刘骥, 张晋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西安 710062

摘要：PISA衍生品与金融衍生品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已成为国际教育评价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潜移默化地重塑着全球教育治理的图景。其影响体现在用市场经济逻辑替代教育育人规律、PISA参评需求背离国别教育实境需要、教育发展自主性与多样性受阻碍等方面。通过逻辑置换、需求扭曲、价值侵蚀三种演进路径，PISA衍生品正在加深全球教育治理的结构性短视化、去地域化与依附化倾向。面对这样的系统性功利化挑战，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建共治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人文性、包容性与平等性的价值功能，通过国际教育评价模式的革新进而引领释放全球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潜能。

关键词：PISA ; 衍生品 ; 全球教育治理 ; 国际教育评价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教育评价  栏目

刘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成人教育学位点负责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Ph.D.），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与教育经济学。

目录概览

一、研究背景

二、PISA供需动力学分析

三、PISA衍生品演进趋势

四、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抉择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在国际教育政策领域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角色（Zapp, 2021）。经合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组织实施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PISA诞生20余年来，经合组织大力推广以学业测试为手段、以政策改革为目的的国际教育评价运动，以三年为周期组织开展PISA，逾90余经济体、超过300余万学生参与，在全球教育治理界形成了广泛影响力。随着PISA的兴起，出现了诸多衍生品（derivative）并迅速成为国际教育评价中难以忽视的新兴力量（Liu & Steiner-Khamsi, 2022）。按照性质类别划分，PISA衍生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PISA测评框架所开发的衍生类测试，例如经合组织的PISA发展计划（PISA for Development, PISA-D）；另一类则是使用PISA数据开展跨国排名的衍生类指数，例如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 HCI）。

衍生品这一概念起源于金融市场，是指一类基于原生资产（underlying asset）的金融合约品，它通过技术手段将原产品价值剥离，从而实现价值合成（Sassen, 2017）。近年来，金融衍生品不惜破坏原生资产供需平衡，影响市场稳态，成为了一种兼具掠夺性与破坏性的投机性牟利工具，因此不断被诟病。而PISA衍生品与金融衍生品具有高度的同源相似性：一方面，它通过复杂合约算法与技能测评模型剥离原生资产或完整的育人价值，将合约价格或学生考试分数作为价值的唯一体现形式，进而将提升市场和国家竞争力转述为核心办学目的；另一方面，它通过附带多重奖惩机制的指数排名，施加隐性政治经济压力，迫使部分国家过度使用政策改革杠杆。在这种超功利化（hyper-utilitarian）的规训式治理压力下，越来越多经济欠发达、教育经费紧张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甚至不惜举债，花费每轮至少200万美元参与PISA的怪象，已引起学界广泛注意（Addey & Sellar, 2019）。然而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新产物，学界对PISA衍生品及其潜在功利化影响还未形成充分认识。基于此，本研究期望通过系统文献梳理，剖析PISA衍生品对全球教育事务的影响机制，为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挑战提供新思路。

二、PISA供需动力学分析

（一）经合组织的PISA供给策略

经合组织正式成立于1961年，其前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二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重建与贸易往来，而后随着欧洲经济重建任务相继完成，逐步将成员国范围扩展至亚洲与拉丁美洲各国，但始终未将教育纳入其主职领域（Morgan & Volante, 2016）。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合组织的教育工作仅限于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所开展的少量人口统计与教育回报分析任务（Lewis, 2020）。冷战结束后，经合组织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组织增长点，而教育领域成为了经合组织转型的关键跨界探索，并先后开展设立了国际教育交流论坛、国际教育指标统计部门、国际教育智库等（Meyer, 2014）。

在教育领域，经合组织选择的发展策略与国际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传统教育机构截然不同，它试图独辟出一条围绕国别经济竞争力的教育叙事路径（Sellar & Lingard, 2014）。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竞争烈度的上升，各国对自身发展前景愈发焦虑，进而催生了普遍的社会教育焦虑：一方面，家长担忧子女是否接受高品质教育、能否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发展；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则对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如何破解经济增长困境而感到忧心忡忡。在组织沿革与时代背景的同频共振下，经合组织提出全球胜任力框架（Global Competency Framework），将教育质量这一复杂育人的过程性概念简化为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等四个具体的结果性测量指标，期望通过开发看似前沿的学业测评技术以回应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性哲学问题（Zhao, 2020）。在供给策略层面，经合组织通过认知治理、政策传播与纳新机制等多种途径加强PISA的全球吸引力。

从认知治理策略方面分析，经合组织将全球胜任力框架下的PISA结果在概念构建上等同于个体与国家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主要通过环境本体论（environmental ontology）、行为体认同（actor identification）、规范与理想（norms and ideals）三个维度塑造PISA的重要性，强化PISA作为多方教育焦虑的显化载体功能（Alasuutari & Qadir, 2014）。更具体地看，一是通过竞争性措辞渲染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由教育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差异，构建对全球化新环境竞争形势发展的普遍教育焦虑与社会危机感；二是通过关联性表述将PISA结果、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突出其因果联动关系将教育焦虑与社会危机感显化为教育政策改革的行为压力；三是通过PISA排名创造“全球教育理想态”的模范效应，形成具有目标制定、路径建议与效果评价等阶段划分清晰的教育政策规训方案（Sjøberg, 2015）。

从政策传播实践看，PISA排名推动了国际“参考社会”（reference society）的泛社会化传播，虽然对教育政策的跨国借鉴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治理的新问题（Steiner-Khamsi, 2014）。首先，PISA具有极强的去文化倾向，即通过复杂统计模型剔除那些无法形成普适解释或能被构建为公约认同的独特社会文化因素，而策略性的选择仅从国与国之间差异最明显直白的分数与排名进行跨国比较（Rottenburg, Merry, Park, & Mugler, 2015）。由于PISA并不重视那些难以跨情境理解的在地教育元素，因此在经合组织去文化策略的影响下，“参考社会”迅速受到国际热捧，导致政策理念的跨国传播愈发忽略本土教育实境。而其中重要的促成诱因之一是这些“被数据验证”（data-driven）的舶来经验不仅是政治风险最小的改革选择，而往往还被包装为附加经济援助等激励措施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Tucker, 2014, p. 13）。其次，经合组织有着明确的政策倡议清单，它通过一系列具有国别针对性的政策简报与相关出版物宣传，推广教育问责、教育市场竞争等具有独特政治倾向性的改革建议。相较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传统教育类机构，在PISA数据权威性的加持下，经合组织迅速加强了将数据采集转化为政策说服力的能力建设，使其成为了各国教育循证改革的重要国际依据（丁瑞常, 2019）。

在PISA纳新机制的探索方面，经合组织率先采用过渡性参与模式（gateway participation）来降低非成员国参与PISA的政治经济成本，以此提升参评意愿。随着PISA等大规模学业测试的兴起，国际教育评价的全球化发展虽然占据了第三方教育评估问责认证的优势，但也带来了极为昂贵的参与费用与排名靠后的政治风险（Verger, Fontdevila & Parcerisa, 2019）。这意味着各国若贸然选择参加PISA，将可能面临费用与舆论的双重压力，由此对于是否参与PISA，各国通常秉持审慎态度。例如哈萨克斯坦就曾在2006与2009年短暂参与PISA后，碍于高昂的测试费用与垫底排名落后，宣布不再参与后续测评计划。而经合组织为了缓解这些参测压力，创新性地推出了“地区性试评”方案，即允许部分非经合组织成员以合作伙伴城市为参评单位加入PISA，例如阿塞拜疆巴库市、委内瑞拉米兰达市、中国上海市等。这样的新型PISA纳新方式，被认为能有效地减少新参与者的政经成本和降低风险预期，从而为PISA的普及推广开创了相对低成本的新模式（Liu, 2019）。

（二）各国追逐PISA动因机制

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开始参与PISA，但对各国在PISA需求侧的分析却明显不足。总体上看，各国对PISA的需求由多重动因共同驱动，涉及教育、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多个领域。

其一是通过PISA完善本国教育评价基础设施建设。PISA的顺利实施需要有组织管理、测量技术和数据分析在内的机构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参与PISA为各国提供了吸收国际教育评价组织实施经验、提高本国教育评价能力建设的有利条件（Bloem, 2013）。其中，以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为主的现代心理测量理论和基于本土化视野的数据分析能力是各国的学习重点。项目反应理论的应用贯穿于PISA生成测试分数的各个环节，被认为是提高学业测评准确性、增强数据可比性的重要方法论基础（Kaplan & Kuger, 2016）。参与PISA并增强相关领域的知识满足了提高本国教育评价技术能力的现实需求，为后续开展国内大规模测试积攒了理论与实践经验。但与此同时，由经合组织牵头发布的系列国际性报告却往往难以满足各国教育实境需要。在丹麦，PISA国际报告中倡导的课程改革方案与原有课堂教学体系发生了严重的价值冲突，引发了测评体系低效、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等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Dolin & Krogh, 2010）。尽管如此，掌握教育评价的数据分析能力在解决国内具体教育问题方面确实具有重要作用，各国也愈发重视通过PISA参测进而培育自主教育评价能力。

其二是通过PISA寻求跨国教育认证与国际认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国内系统与跨国体系的相互衔接，而来自跨国体系的外部认可有利于改善国内教育政治生态并赋予新的信用价值。近年来，跨国教育认证的需求不断增长，出现了一大批针对精英学校的跨国认证机构，如国际学位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剑桥国际教育评估组织（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私立认证机构（Steiner-Khamsi & Dugonjić-Rodwin, 2018）。但面向国家层面的跨国教育认证服务则较难满足各国日益增长的国别教育质量认证需求，而PISA的迅猛增长则填补了这一关键领域的市场空白。一方面，PISA提供具有权威机构背书的国际教育标准与人才培养模式，这对于实施教育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本。基于大样本数据和复杂测量模型的PISA结果满足了人们对教育事务权威性与规范化的诉求，提升了公众对经合组织所开出的政策处方的接纳意愿（鲍俊逸, 程晋宽, 2021）。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之所以相继以PISA测评框架为蓝本开发本国新课程体系，就是因为选择依托经合组织的方案能够大大降低国内教育改革的政治阻力与风险（陈法宝, 2021）。另一方面，PISA的跨国比较属性为教育质量的横向比较提供了衡量基准与游刃空间，也就是既为教育实践提示优化思路，同时依据政治需要选择性地为教育政绩构设国际背书。简言之，PISA不仅满足了政策制定对科学性的需要，还能够在政治空间上预留选择性的操纵指标。特别是在PISA的去文化倾向下，政客们试图引用PISA阐述一切有利于自身政绩的观点，以至于“优与劣”的标准可以随时依据选情话术需求而改变。例如在德国，无论是学生分流政策（student-tracking policies）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将芬兰在PISA中的表现作为依据用于例证本方观点（Waldow & Steiner-Khamsi, 2019）。

其三是通过PISA加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叙事联动。PISA被视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关键指标，参与测试对各国展示劳动力技能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国际投资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1世纪以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趋突显，国际竞争愈发变为人力、智力与创造力的角逐。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各国都迫切要求了解自己在全球智力版图中的相对位置，以便找出占据全球经济价值链优势地位的妙方。而经合组织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将考试分数、认知技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牵联起来，将PISA重新定义为衡量学生人力资本水平、确定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方案的政策度量工具（Kamens, 2015）。因此，PISA也逐步发展为评判劳动力技能优劣与预期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在国际投资中，优异的PISA成绩往往代表着更强的经济竞争力，能为一国吸引更多高附加值产业投资者的关注（Grek, 2009）。出于对人力资本引资的考量，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信奉提高PISA成绩有利于助推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进而赋予了PISA新的经济前景预测属性。

其四是通过PISA巩固本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程度与地位。随着PISA在全球范围认可度的提升，逐渐演化出表征各国国际地位与价值观念的作用。有学者指出，这一表征作用反映了PISA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全球难以忽视的政治趋同要求（Addey et al., 2017）。这意味着，即使没有面临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参评需求，许多国家也认为有必要出于履行国际事务义务加入PISA，由此避免被认为与当代国际社会脱节。有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为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而不得不选择参与PISA，因为不参与测试的国家将面临脱离国际普遍价值观的政治风险，被认为是不合群的，且要面对相应的国际舆论压力（Nóvoa & Yariv-Mashal, 2003）。然而当表征作用大于对教育的实质作用时，PISA已然成为了一种“获得归属感的全球仪式”（global ritual of belonging），它给予了参评国相应国际地位的形式认可（Addey, 2015）。例如，科索沃和塞浦路斯就曾通过参加PISA尝试提升其国际认可度与地区接纳度，而并非出于明确的教育目的（Addey & Sellar, 2018）。由此可见，像PISA这种具有国际权威性的教育测评工具正愈发派生出证明参与国“全球化程度”的形式性功能，它在形象意义上通过降低参与国的“异己特征”，帮助那些想加入国际政治、经济或贸易组织的国家或地区实现其非教育性的目的。

三、PISA衍生品演进趋势

在溯源上，PISA衍生品是金融衍生品泛社会化发展的迭代产物，深受金融衍生品发展中所固有的矛盾性特征影响。近20年来，金融衍生品已逐渐发展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金融工具，以农产品、矿产资源、房地产等为价值基础所开发的基金型基金（Fund of Funds）、信用违约置换品（Credit Default Swap）等新型金融衍生品接连涌现，推动了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在社会治理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目标意图方面，金融衍生品出现的背景是为了对冲社会产品在市场运行中的金融风险。然而在实际效果上，金融衍生品对原有市场体系及社会秩序展现出较强的侵蚀破坏力，易产生不利风险。相似地，作为金融衍生品在教育评价领域的泛社会化产物，PISA衍生品通过逻辑替换、需求扭曲与价值侵蚀三种演进方式对全球教育治理形成了新功利化挑战。

（一）逻辑置换

逻辑置换是指衍生品以其自身运行逻辑替代原产品运行逻辑，继而产生了原生资产本位价值被忽视的不良后果。在金融衍生品价值生成过程中，复杂的价格计算模型导致投资者较难了解衍生品的实质运作机制，不易看清其与原生资产之间的价值映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投资者不再关注原生资产的运行状况和运营逻辑，并逐渐形成了对原生资产能否生成金融衍生品且在投资市场中盈利的投资性金融逻辑。例如，资产抵押证券的出现使投资者不再从选址布局、房屋设计和是否有人居住等方面衡量房地产价值，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合同可以生成金融衍生品并从中获利（Sassen, 2008）。这使得原先以实用导向、居住导向为主的房地产逻辑被以价格导向、交易导向为主的投机性金融逻辑所置换。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可以将原生资产价值转移并重组为更具投机吸引力的新型创收盈利工具，依赖不断开拓的新市场进而从投机交易中获利。

在教育领域，随着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广泛参与，PISA衍生品逐渐以市场经济逻辑替代教育育人规律，进而加剧了各国愈发强调教育工具性而忽视教育育人本质的潜在风险。PISA衍生品的市场经济逻辑通常将教育视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中介性工具，倡导教育发展应以提升个体劳动生产率与国家经济动能为最终目的。这样的教育观，与核心内涵是以育人为最终目标、关注教育自身育人价值和人文属性的教育育人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在实践中，PISA衍生品通过多维的政策传播途径，宣扬在校学生即是潜在劳动力因而教育是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功利观点，把学生学业测试的结果与未来工人劳动生产率、产业营收利润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作等价关联。因此在PISA的衍生语境下，教育活动就被简化为以创造经济价值为目标的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教育原有的本体育人价值被严重矮化。更令人担忧的是，PISA衍生测试正以惊人的速度将市场经济逻辑强加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以PISA-D为例，该测试主张将教育发展与单维经济命题挂钩，进一步加深了教育发展的唯经济论倾向。顾名思义，PISA-D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教育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政策导向上，PISA-D将教育看作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民生质量的主要途径，并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制定教育改革方案（Ward, 2018）。在执行策略上，PISA-D被视作监测预期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并运用考试成绩评定跨国援助金额（Auld, Rappleye & Morris, 2019）。

另一方面，PISA衍生指数则尝试将学生成绩直接等同于国家发展潜力。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将学生PISA考试成绩与未来工人预期劳动生产效率进行等价换算，将提升教育质量视作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World Bank, 2018, p. 4）。在模型测算中，世界银行将多项国际学生测试成绩加权后计算得出经学习矫正的预期教育年限（Learning Adjusted Years of School, LAYS），用于衡量各国教育系统的人力资本产出水平与效率（刘骥, 郑磊, 2019；Kraay, 2019）。在市场经济逻辑影响下，HCI仅将与学生未来劳动发展相关且可观测的成绩纳入衡量教育质量的评判标准，选择性地忽视了那些与个体全面发展相关但相对难观测的教育育人维度。尽管有学者对HCI在教育质量测算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但世界银行仍将HCI用于衡量各国未来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潜力，以物质激励敦促各国加大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投资（Hunter & Shaffer, 2022）。例如，为了更好地推进非洲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提出为区域国家设立投资基金用于增加教育投资、提升基于HCI测算的未来劳动生产率（World Bank, 2019a）。受PISA衍生品影响，包括HCI在内的新衍生指数层出不穷，但教育育人规律和价值却逐渐被市场经济叙事裹挟。近期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也将PISA成绩作为核心指标，粗略地将学生成绩与各国的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挂钩，导致各国对教育育人的价值评判难免落入经济发展优先的简单工具叙事之中（Soumitra, Lanvin & Wunsch-Vincent, 2022）。

（二）需求扭曲

原产品的运行逻辑一旦被置换，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利行为将会造成市场需求的急剧扭曲，导致消费者在非自身因素影响下产生对衍生品采购需求的错误判断。通常而言，消费者的需求由自身状况而定，即交易倾向与成交数量源于消费者依据自身实际状况的评判。但在衍生品影响下，消费者需求不再由自身实际状况决定，而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目标。例如石油期货的出现使投机性交易（speculative trading）迅猛增长，以致那些完全无须兑付石油期权的投机交易者能长期左右期货价格走势，进而造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结果便是那些真正等待期权交割用于实际运营的航空公司必须付出高昂代价（Kilian & Murphy, 2014）。因此，需求扭曲的最大危害在于它打破了市场中原有的供需平衡稳态，对终端消费者利益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类金融衍生品如不被监管而任由其无序扩张，便会产生需求泡沫，这将会给实体经济与社会秩序埋下不可估量的隐患。

在PISA衍生品的经济叙事逻辑下，各国产生了由经济竞争引发的普遍教育焦虑，进而将PISA内化为教育焦虑的显化载体，将成绩和排名的上升作为缓解教育焦虑的唯一显性工具，最终导致原有的PISA参评需求被其衍生品影响并进一步被扭曲。从根源上看，各国的PISA参评需求源自其社会真实发展需要，遵循以本国实际状况为基础、综合收益最优为指向的衡量判断原则。然而PISA衍生品却通过教育焦虑经济化、参测费用低廉化、参评收益外部化等形式，影响了各国对参测成本与收益的准确判断，最终导致参评需求被人为扩大和扭曲。在具体影响路径上，PISA衍生品主要通过市场扩张和隐形惩罚两种策略来左右各国的参评需求。

就衍生测试而言，其市场扩张策略可进一步细分体现为面向测试国家、测试单位、测试年龄三个群体的下沉式扩张。在测试国家下沉方面，PISA-D将原本针对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测评框架进行简单处理，再包装成为针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学业测评框架，并辅以降低题目难度和测试费用等技术性手段，将原本面向发达经济体的PISA测评框架兜售给那些该框架并未周全调适的非设计教育场境（Addey, 2017）。在测试单位下沉方面，基于PISA的学校版测评系统（PISA-based Tests for Schools）将原本以国家为参评单位的PISA测评框架稍加修改转译为针对提高学校管理效能的专业测评系统，力图向有充足经费的精英学校开辟非国别参评市场（Lewis, Sellar & Lingard, 2016）。在测试年龄下沉方面，经合组织新近发起的国际早期学习与儿童福祉研究（International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甚至将测试人群锁定为年仅五岁的幼儿，在极短的筹备周期下将原本针对15岁初中学龄段的测评框架延伸至超低龄人群（Delaune, 2019）。

聚焦于衍生指数，其隐性惩罚策略表现在经济政治综合因素方面。在经济上，世界银行提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使用HCI作为其国别融资信用的重要参考，潜在赋予HCI经济胁迫功能（Hunter & Shaffer, 2022）。根据HCI的测算模型，选择不参加PISA测试的国家将损失部分LAYS分数，并最终在HCI计算中被抵扣相应分数。有学者发现，相较于参加PISA的国家，那些未参加PISA或选择参加其他非PISA的区域性测试国家被赋予了一项隐性的分数惩罚，这一惩罚约等同于2年的学习增量，这也是部分国家HCI得分偏低的重要原因（Liu & Steiner-Khamsi, 2020）。而HCI分数降低，将可能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券评级发生变化，进而产生国外投资量减少、国际融资成本提升的风险，这些最终又反映在可用于教育投入的财政资源减少上。在政治上，定期发布的HCI排名则通过国际组织显性的认可与不认可进一步对各国形成政治规训。简言之，那些选择不参与PISA的国家可能长期处于HCI排名落后位置，并遭受国际与国内的多重政经舆论等压力（Niemann, Martens & Teltemann, 2017）。从实际效果上看，衍生测试的隐形惩罚策略事实上赋予了PISA “标准裁定者”的身份，使其有权利将不参与PISA测试的国家排除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之外，甚至将那些选择PISA以外区域性测试的国家视为国际教育秩序的“破坏者”并施以惩罚。由此可见，在市场下沉策略和隐形惩罚策略的共振叠加作用下，越来越多本无需参与PISA的国家相继加入其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扭曲了的国际参评需求。

（三）价值侵蚀

通过逻辑置换与需求扭曲两方面的持续作用，衍生品常对原产品体系造成价值侵蚀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非金融领域的金融化扩张使原产品体系参与者被边缘化，继而提取并侵蚀其应得利益。另一方面是原有经济活动的运行逻辑被拆分和纳入金融衍生品发展体系，导致其生态体系被扭曲和破坏。这意味着原本独立的实体经济需要依附于金融衍生品的运行状况，其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减弱。例如股指期货的出现会进一步刺激市场情绪、放大股票价格波动，引发公司价值被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偏好所左右的风险，导致公司利益被金融市场所侵蚀（Xie & Huang, 2014）。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通过破坏原产品体系生态的发展方式攫取利益，其所蕴含的价值剥削特性给现有秩序带来了潜在的价值风险。

扭曲的参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各国对教育育人规律的价值判断，也为PISA衍生品侵蚀教育价值提供了潜在契机。相应地，PISA衍生品也冲击了教育的原生价值评判。国家教育发展是与本土需求高度结合的，各国本应以社会实境为基础、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谨慎地探索适宜国情的教育发展战略。但PISA衍生品运用国家经济竞争力、学生未来胜任力等国际竞争性叙事手段，将那些“看似时髦”（seemingly cosmopolitan）但却可能脱离本土教育场境的全球化育人框架、模型与方案当作各国教育发展理应遵循的“最优解”，反而将那些根植于本土环境、致力于满足本土发展需求的非标准化教育方案视作是低效且落后的。从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心—边缘”关系来看，这意味着PISA衍生品所推动的国际话语脚本正在迫使那些原本基于社会实情的本土教育理念和方案变得边缘化。在全球考试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假思索地依照PISA排名而开展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本土话语缺失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例如在挪威，有学者批判教育决策者为了取得更好的PISA排名而开展的系列课堂教学改革并不符合本国学生学习规律，而这些看似国际通用的标准化方案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功利化应试之举（Nortvedt, 2018）。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大多数由PISA排名衍生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并不重视各国独特的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因素对国别教育个性化发展路径的现实诉求与教育所独有的社会性逻辑，因而倘若盲目依照这些PISA“最佳实践”或“最优解”开展教育改革，将会造成一些关键的本土教育智慧的流失等不利影响（Rutkowski & Rutkowski, 2021）。

当前，PISA衍生品正对全球教育发展路径的自主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造成重大隐性障碍。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全球与本土教育理念本应互补兼容，各国也应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依据自身教育状况作出判断。但随着PISA衍生品的出现与发展，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正趋于形成新的排他性风险。PISA衍生测试与指数正以其独特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工具为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勾勒了一幅基于少数发达国家教育理念与实践、高度标准化的教育发展图景。在复杂统计模型与前沿测评技术的修饰下，这种全球教育模式愈发趋同的“海市蜃楼”景象正变得更加逼真，致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假思索地放弃自身本原的教育立场。无论是身在南亚的巴基斯坦还是地处东非的卢旺达，即使当地学校还在为如何防止学生辍学、如何完成扫盲等基础性教育目标而忙得焦头烂额时，PISA衍生品根据HCI表现所开出的教育政策改革“良方”却是高度相似的：以培养核心素养为目的互动教学（interactive instruction）、以提升学校运营能效为要求的生均拨款（per capita financing）——无非是将那些高度去情境化的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模板用于创造新的政策改革窗口上来（World Bank, 2019b; World Bank, 2019c）。综合地看，PISA衍生品的出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动全球教育治理的去情境化、去地域化与去文化发展，然而教育本土语境与教育本土价值的消逝，不仅是各国教育发展自主性与多样性受阻的客观结果，对人类文明长久积累的社会智慧而言更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失。

四、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抉择

过去20年来，经合组织推动以PISA为代表的国际教育评价运动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全球教育治理力量。国际教育评价运动在全球的兴起不仅催生了新的衍生测试，同时也派生出衍生指数等系列PISA衍生品。PISA衍生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显化了以市场经济逻辑置换教育育人规律的全球教育治理功利化挑战，预示着教育评价不再以国家教育实际需求为基础，各国教育发展模式也逐渐沦为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标准化趋同的规训工具，导致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本土价值的话语权愈发减弱。特别令人担忧的是，PISA衍生品进一步加剧了当前全球教育治理的功利化风险。

首先，在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应注意识别、预判与改进PISA衍生品所蕴含的教育短视逐利倾向，积极推动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位。在价值导向上，PISA衍生品运用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叙事联动将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视作各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其教育效率优先、育人能力其次的评价理念是值得反思与警惕的。在政策实践上，PISA衍生品通过直白简化的分数与比较排名强化国际参考社会对国别教育政策的隐性影响，导致部分政客为了快速提升排名、突显政绩而成为教育改革的投机者，不假思索地选择高度同质化却不符合教育实境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上，已有许多国家依据PISA测评框架制定新课程标准，甚至重新分配教学时间，在教学中更加偏重经合组织推崇的“高价值”能力，然而这将导致不可逆的负面应试影响（Breakspear, 2012）。面对伴随PISA衍生品而来的新挑战，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建共治亟需再次审视教育的人文性、包容性与平等性等价值，应当通过推动教育评价模式的革新进而释放跨国教育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如果把教育仅仅看作是国与国“激烈竞争”的取胜法宝，那么无论多么精妙的统计测量模型也无益于实现教育育人的完整价值。新时代的全球教育治理应超越以经济利益为指向的狭隘教育叙事，更好地协调人文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理性张力（沈伟, 2019）。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更需要认识并发挥好国际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以真正现代化、包容性、遵循教育育人规律的教育评价模式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根本性现代化，而非以PISA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工具性教育的现代化。

其次，应尊重世界各国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需求，联通并努力兼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普适性与特色性要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实际状况与情境逻辑而制定的有针对性教育政策，才能使教育发展、社会成员福祉与社会总体进步密切关联在一起。但是目前的PISA及其衍生品所提供的“通用普适型”教育评价方案并未充分立足于国别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而是逐步演变为将大样本数据和复杂测量模型用于论证已有的预制国际话语脚本的规训工具，进而说服教育后发国家毫无保留地采纳成套或成体系的标准化改革模板。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PISA衍生品不仅无益于服务本国教育实际发展需要，而且还将导致这些教育后发国家未来的政策改革愈加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建共治必须在观念上更加开放包容，积极接纳来自不同文化且基于不同社会情境的教育理念（顾明远等, 2021）。在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中，自主性与多样性应当成为各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底色，应更加重视教育发展的在地化适应与国情化适配，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的本土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促进国际教育发展指标与各国发展实际需求的良性结合，以更好地回应本土实际社会需要。

最后，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应平等对待各国不同的教育发展诉求，不以牺牲教育本土价值为代价而推动片面的、单边的低水平教育国际化。在当前PISA衍生品的催化作用下，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主权被潜移默化地让渡于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大型国际组织，不仅严重影响了各国原有的教育生态，还加深了教育后发国家在“中心—边缘”不平等体系中的依附依赖性——许多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盲目花费大量原本可用于教育基础建设的财政资源，转而追逐国际教育评价运动或是推行短期不可持续的教育改革。当前，世界需要更加平等正义、更加多边务实、更加可持续的教育治理方案，将教育评价主权还予各国符合世界教育的核心利益，不仅有助于各国教育生态的良性互动，还能推动构建真正开放包容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模式。未来世界教育发展潜力的释放关键在于各国如何协同推动多元化、适切化的新教育评价模式。全球教育治理与本土教育价值不是一个得此失彼的单选题，而应成为构建符合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共同人类智慧。新时代正在呼唤符合世界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如何统筹教育发展的内在与外在价值，如何兼容全球与本土的教育诉求，如何把握全球与本国教育利益的协同发展，势必成为新征程上人类共同智慧的关键抉择。

（刘骥工作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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