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冯、霍莱·吉尔曼、詹妮弗·斯卡巴特 | 互联网 + 政治的六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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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 它在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影响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方式。在政治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性影响尤为突出。对此，技术论者和政治学者分别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技术论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极大地改善民主的品质，而政治学者则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从这两种相对的观点出发，本文设想了信息通信技术影响民主政治的六种模型，即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壮大，催生了数字化的自组织团体，推动了数字直接民主，促进了基于真相的宣 传，增强了选民动员的效果，以及提供了众包社会监测的新手段。这些模型旨在兼顾技术论者和政治学者的观点，反映数字技术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词： 信息通信技术 互联网 + 政治 模型
信息通信技术( ICT) 正在改变政治， 这是当下一种很流行的观点。J． P． 辛格 ( J.P Singh) 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具有变革的力量，可能导致行为主体身份和全球政治问题的深刻变革。然而，辛格等人并不赞成这种变革的意义和性质。一方面，那些熟悉新数字平台独特运作机制的技术论者，如约查·本克勒( Yochai Benkler) 、克莱·舍基( Clay Shirky) 和贝斯·诺韦克( Beth Noveck) 等，对互联网大大提升民主治理品质的前景相当乐观。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学者对数字平台上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表达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对数字平台将给民主政治带来平等或包容性表示怀疑。从这两种相对的观点出发，可以设想数字技术影响民主政治的六种模型，即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壮大，催生了数字化的自组织团体，推动了数字直接民主，促进了基于真相的宣传，增强了选民动员的效果，以及提供了众包社会监测的新手段。从政治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性质来推断，与前三种模型相比，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治理变革更有可能沿着后三种模型的路线运行，尽管其民主变革的影响不是那么深刻。
这六种模型都起始于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政治决策制定过程，这种决策是由公民、利益集团和政府共同做出的。通过将信息通信技术放在这些模型的不同位置上，来分析信息通信技术在政治中的作用及其潜在影响，并推测这些安排是否明智。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是排他性的或无所不包的。相反，它们解释了信息通信技术介入和影响政治体制的一些途径和方式。
首先，这些模型同时兼顾了技术论者和政治学者的观点，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信息通信技术与治理之间日益显现的相互作用。一些简单的制度示意图可以体现出这种跨学科性。政治学者对这种示意图比较熟悉，而技术论者却不太熟悉。在这些示意图中，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数字介入方式来推断信息通信技术的可能影响，这些介入方式涵盖了数字通信的新机制，这些机制是技术论者所推崇的，但政治学者却不太重视。其次，这些模型将为学者和从业者提供有用的心理图谱，帮助他们找到某些数字介入方式或应用程序，以适应具有竞争压力的政治体制。
图 1 是关于政治过程的一个简单示意图。该示意图从对政治、政策和政治家拥有各种兴趣和看法的公民出发。首先，公民会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 有时称为“压力集团”) ，旨在寻求特定的利益表达和政策支持。这些组织一旦成立，便招募和动员公民，更有力地表达这种诉求。其次，公民在公共领域形成和表达他们的观点，经常在咖啡店、操作页面和城市广场———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在互联网上———讨论公众关心的事务。
这些传统组织和公共领域位于政府之外。然而，在民主社会中，它们决定着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日常运作。通过选举、游说和公众舆论等机制，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 影响或决定谁上台执政。当然，公众舆论也会对政府机构产生影响。政府行为位于该示意图的另一端，它一般会采取两种方式:制定法律和政策，以及通过政府机构直接采取行动。
然而，这种简单的政治模型忽略了很多信息，因为它设想民主的意义仅在于将公众的意志转化为法律和公共行动。首先，对于那些持有另一种理想、甚至另一种民主定义的人来说，它显得太过宽泛。例如，持有最低限度民主观念的人认为，只要有竞争性选举就足够了，无论这种政治制度是否将公众的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其次，对于持有另一种民主观念的学者来说， 它又显得太过狭隘，因为它没有区分一些重要的民主概念，如协商和集体等。
模型 1: 信息通信技术壮大了公共领域
数字技术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在种种关于互联网给政治带来好处的主张中，第一种论调是，它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变革。这些技术实现了多对多通信( 广播和电视是一对多的媒体技术) ，降低了获取大量信息和表达各种观点( 包括政治观点) 的成本。
这些主张的内在判断是，前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是有民主缺陷的。因为，话题和内容主要由我们熟知的主流媒体控制，不仅能够表达的人太少，而且信息范围太窄。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使得公共领域更具获得性和去中心化，从而提升了民主品质。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公共领域的可获得性意味着媒体报道将更好地反映公众的意志，至少会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不断促进公民之间的互动，它为政治带来其他影响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虽然这种可能性还不是很明晰，但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壮大将对政治决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而，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互联网似乎没有以这种方式大大改善民主品质。首先，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并没有使其显得更加平等。研究已经反复表明，数字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遵循一种“权力法则”或“长尾分布”理论，其中任何特定域或站点的绝大多数内容由一小部分人生产或消费，绝大多数用户仅仅消费和生产极少部分。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可能会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表达。然而，马特·辛德曼( Matt Hind-man) 表明，这种数字化并没有碾平内容生产的层级结构，最受欢迎的政治博主比《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普通专栏作家有着更加精英的社会教育背景。
其次，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并没有使其更具协商性。例如，在《网络共和国》中， 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认为，个人会在互联网上聚集成志同道合的群体，这种集聚将进一步导致两极分化，从而不利于民主协商。因为，跨党派、种族、阶级和政见的讨论减少了，这会产生一种“回音壁”效应，人们只能听到相同的观点。
对于互联网是否使公共领域变得更平等或更具协商性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然而，这些争论表明，相较于前互联网时期，互联网并没有显著地提高公共领域的民主品质。因此，模型 1 不能准确描述信息通信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可能会给那些原先被排斥在外的人以表达的机会，也可能会改变公共话语的性质。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标志着公共领域民主品质的提高;而另一些人则指出，这是一种新的偏见。然而，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似乎公共领域的数字化不会成为数字革命的中心，也不会给发达的民主国家带来大众民主的新时代。
但是，对于非民主国家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存在很大的例外。在这些国家，政府往往故意压缩公共领域的规模并严格控制其内容。但是，威权国家控制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似乎比控制无线电和电视更困难。例如，布鲁斯· 宾伯
( Bruce Bimber) 认为，在缺乏言论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社会中，就互联网通信比例而言，关于政治事务的讨论要高于那些有言论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社会。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虚拟公共领域将是现实自由公共领域缺失的功能性替代品。事实上，在埃及、突尼斯和中东的其他地方，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的革命性影响受到了极大关注。在威权主义社会中，就谁表达和表达什么而言，只要威权国家难以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数字化的公共领域将比前互联网时期的公共领域更加具有民主性。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信息通信技术就有可能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在印度、拉美、北美和欧洲等自由表达相对宽松的地方，则不会有类似的作用。
模型 2: 信息通信技术催生了数字化的
自组织团体
模型 2 强调生产而不是沟通。它认为，信息通信技术能够使人们齐心协力地实现各种共同目标，从而大大降低组织成本。这种逻辑的局限性在于，信息通信技术使传统组织变得无关紧要。例如，林纳斯·托瓦兹( Linus Torvalds) 公司的 Linux网络已经产生了一个受欢迎和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外星智能探索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使用计算机观测无线电信号以寻找非随机性异常结果。最著名的例子是，维基百科依赖成千上万的作家和编辑来制作现存最大的百科全书。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使群体更容易形成自组织以实现共同目标，从而既比传统组织更有效，也使得一些传统组织( 包括利益集团和政府本身) 的重要性减弱。对于主张参与式民主的人来说，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公民能够直接参与生产一系列公共物品并为自己行动。根据模型 2，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自我组织起来的公民可以比传统的等级化组织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许
多任务。
如下文的模型 6 ( 图 7) 所示，数字化的自组织可以有效地进行选民动员，这种影响在一些政治紧急情况或危机时期更加明显。然而，在政治稳定时期，数字化的自组织在推动集体行动上并不是很有效。首先，大多数社会的有效公共行动需要大量投入，比如金钱、权威和能力，这是自组织的个人往往缺乏的。互联网能够帮助个体组织邻居巡逻、清理公园、为学校接入互联网和建造谷仓等活动，但是，如果个体能够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 如地方警察部门、公园服务机构和学校管理系统) 的资源和能力，那么大多数任务将会更加顺利地完成。例如，在线市政问题提交( See － Click Fix) 和向市政部门报告社区问题( Fix My Street) 两种软件平台存在着差异，前者允许个人发布信息并使本地问题可视化，如发布一些危险的交叉路口信息等，而后者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将这些信息连接到合适的城市服务机构。
其次，作为解决公共问题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方法，模型 2 很可能会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群体中的个人可能会借此满足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激励因素的存在，即使是具有公民意识的自组织团体也会“生产”相对较少的公共产品。对于任何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公园清理活动来说，受益于公园清洁的人数将会比参与清理公园的人数多。然而，政府可以对其他公园使用者征收适当的清理费用，这是政府能够做到而数字化的自组织所做不到的。
最后，当所生产的东西主要由信息构成，并且生产过程涉及信息的控制时，通过数字渠道的自组织生产才是最有效的。维基百科、LINUX 操作系统和外星智能探索等是数字互动产品的杰出案例。然而，许多公共产品不是由信息组成的，而是由实体和人类互动( 教育、警务和社会服务工作) 组成的。虽然通过协调和信息共享， 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促进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但其影响可能不如信息性( 例如百科全书、软件) 产品那么深刻。
出于这三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自组织可以填补公共服务和公共行动的空白。然而，这种机制具有约束性和局限性。就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公共问题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公共机构和公民组织所起到的那种作用。
模型 3: 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数字直接民主
许多学者和从业者认为，作为数字时代的开端，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对民主的核心贡献是，在公民和政治家与决策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如图 4 所示，这种观点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取代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从而开启了一个直接参与式数字民主的时代。
然而，模型 3 没有对个人激励和制度约束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信息通信技术拥有巨大的潜力，它能使公民直接与政府沟通。但是，这种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实现，因为大多数决策者和政治家对于实行直接数字民主几乎没有动力。换句话说，未能实现数字直接民主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于那些寻求更大范围的数字直接民主的人来说，与其说要追求技术进步，不如说要进行政治革新。
最近，一项针对美国 75 个大城市运营的网站研究表明，大多数网站为公民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信息，其中包括公共官员的联络信息、市政部门活动描述、在线议会会议记录和可下载的表格等。然而，市政网站很少会出现超出这种“广告牌”信息的内容。当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政治激励而不是技术障碍。大多数政客不愿通过数字渠道与选民交流沟通，因为政策制定者在这种交流中看不到好处，却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和其他行政机构通过多种途径与公民对话并及时反馈公民意见。例如，在奥巴马选举获胜后不久，白宫网站就开设了一个“开放式提问” 栏目，公民可以向总统提问，并对其他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进行投票。后来，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推行了一系列政策，用于在线开放政府项目。然而，在美国，这些政策没有被“授权”，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咨询工具来使用，因为它们没有授予公民实际的决策权力。相反，信息通信技术最常用于电子政务，包括开放和优化获取公共信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虽然这些改进是积极的和值得称赞的，但它并不要求公职人员与其选民分享决策权。
然而，有时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确实更倾向于参与式民主。在一些情况下，数字技术的作用可能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直接参与途径和渠道。从1980 年代后期开始，参与式预算的做法已经传播到巴西很多城市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为了加强直接参与，在 2006 年，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 Belo Horizonte) 启动了一个电子参与式预算平台。注册这一平台的公民可以讨论和投票，并集体决策拨款1100 万美元给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城市公共工程项目。仅 2006 年就有 172，938 人投了电子票，这一数字相当于该市选民人数的 9． 98% 。研究显示，德国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平台，但是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却没有赋予电子政务参与者实际的决策权。德国海盗党是数字直接民主的另一个明显例子。该党由一群互联网活跃人士创立，它在网上发起运动抵制欧洲的版权保护立法，后来演化为一个更加巩固的政治组织。该党致力于推动互联网自由和公开透明，它也参加德国大选，并赢得了地方政府和国家议会的席位。此外，海盗党依靠“流动反馈”软件实时对政策提案进行辩论和投票。电子参与式预算和德国海盗党的例子表明，虽然信息通信技术确实能够在公民与政治家之间建立直接的对话和影响机制，但只是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如此。
模型 4: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基于真相的宣传
在模型 4 中，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平台，以一种可信的方式揭露某些显著的、有时也是令人惊讶的真相，以引导舆论。平台通过传统手段( 如投票) 和非传统手段( 如在线竞选活动和社交媒体) 来动员公民，从而扩大这种真相的影响。一旦这些新的、重要的真相在公共领域得到承认，他们便施加压力，改变政治家和其他决策者的行动，从而推动新的政策和公共行动。表面上看，模型 4 是传统新闻媒体通过一种新的媒介载体形式发挥作用。然而，无论是在用户互动还是信息集聚上，这些追求真相的利益团体都创新性地使用了这一技术。最近的一个基于真相的宣传例子是维基解密。
在模型 4 中，信息通常通过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进行流动。因此，这些真相可以传递给传统媒体用户和新媒体用户，他们会对现有的政府机构施加压力。然而，这种集聚性压力的影响是渐进性的， 而非革命性的，因为政府机构本质上对改革比较迟钝并容易产生抵制。在一个因政府腐败导致信息失真的环境中，这些平台往往被视为真实可靠的标志和象征。在基于真相的宣传模型中，组织至关重要，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潜在地被污染了，人们从来也不清楚哪些信息是真实的或公开的。这种对不透明的恐惧可能有助于说明维基解密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它证实了公众对一些尚未被披露的信息的怀疑。
下面是三个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关于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基于真相的宣传的现实例子。
孟买投票( Mumbai Votes) 由维韦克·吉拉尼( Vivek Gilani) 于 2004 年创立，它试图解决印度公民参与民主进程中的某些系统性缺陷，如一些孟买政治家被指责为贫民窟地主们提供好处，以确保整个社区支持同一个候选人。此外，在“付费新闻” 中也存在腐败，广告被巧妙地植入新闻报道中，使许多新闻报道变得不正当。孟买投票旨在通过两种方式提高民主的代表性。首先，它解决了选民对候选人的品行和资历不了解的问题。其次，它让公民知晓他们的官员在当选后做了哪些工作。在学生的帮助下，孟买投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平台集聚了大量信息，并以普通公民容易理解的方式将这些信息呈现给大众。
公平竞争联盟( The Fair Play Alli-ance) 由记者祖扎纳· 威恩克 ( ZuzanaWienk) 和彼得· 昆德( Peter Kunder) 于2003 年成立，旨在通过斯洛伐克最近出台的《信息自由法案》接收信息。他们创建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其中包含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信息，追踪捐款人给政治运动提供的资金等。在这个初始数据库的基础上，公平竞争联盟作为一个监督组织，运用数字技术分析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公民、记者和政府。在天鹅绒革命之后，斯洛伐克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政治基础设施，然而，当时的斯洛伐克政府腐败严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比较低。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祖扎纳· 威恩克是新闻节目的常客，并成为斯洛伐克政治中家喻户晓的人。
肯尼亚预算跟踪工具( Budget Track-ing Tool) 暴露了公共支出的腐败。肯尼亚的大多数发展项目是通过名为选区发展基金的政府组织赞助的，它规定年度预算拨款最少占国家年收入的 2． 5% 。选区发展基金的建立使得大量资源被分配到肯尼亚的贫困和农村地区。然而，腐败使大部分资金不能造福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一些社会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大多数发展项目并没有真正发挥实效。预算跟踪工具旨在通过向所有的利益团体提供详细的预算信息来弥补这一缺陷。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社区代表向预算跟踪工具发送选区发展基金拨款的信息。作为回报，他们把收到的信息与社区分享，以此评估资金是否如实投资于指定的项目。
这些案例解释了典型的、基于真相的宣传机制。公共可信和政治中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汇集了公众关心的大量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以一种易获得的方式批露这些信息，并向其他民间社会行动者传播。这个平台为公共宣传提供了可信和有价值的证据。信息通信技术也增强了这些行为的可信度，因为所有的信息都透明地存储于网络平台，并且可以随时进行监督和审查。
模型 5: 信息通信技术增强了选民动员的效果
信息通信技术已经被证明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的有力工具。从霍华德·迪恩和奥巴马竞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信息通信技术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自2011 年初以来，信息通信技术一直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埃及，社交媒体是人们了解抗议活动信息的主要来源。那些从社交媒体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也更有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智利的学生抗议活动期间， 脸书的使用与抗议活动有显著关联。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工具，因为它使得政治信息得以快速传播。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许多政治宣传组织的重要动员工具。
与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不同，模型5 与个人激励和制度约束联系在一起。利益集团和政党等政治组织寻求在有或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动员选民，因为这种动员是影响决策者和赢得选举的关键，而数字技术增强了这种动员的效果。因此，政治组织致力于寻找最佳的数字动员方法，并改进数字技术以动员更多的人群。在模型5 中，信息通信技术加强了政治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联系。通信成本降低使得政治组织可以以固定成本向更多成员传递额外的信息。反过来，数字化也降低了搜索成本，并允许个人找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和观点的组织。最后，数字化还大大降低了某些政治行动的交易成本，例如向组织捐款以及签署信件和请愿书。
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在一些具有精确目标导向和时间限制的案例( 如政治运动或抗议) 中发挥最大作用。巴西的西达民主党( Cidade Democratica)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与迪恩和奥巴马竞选等案例不同，西达民主党不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家或政治活动，而是推动公民、组织和政府机构发现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该平台涵盖的市政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环境、健康、运输、教育和规划等。
西达民主党的潜在理念是，公民可以并应该对其生活环境承担责任，并积极参与解决问题，推动他们共同关心的公共事业。因此，该平台是一种协作性的社交网络，公民能够找到对共同的政治事业感兴趣的人，并协作提出想法，表达对其他参与者所提出的想法的支持，传播信息，追踪感兴趣的主题。虽然公民是西达民主党的核心目标人群，但事实上其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民间运动组织和松散的志愿者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利用西达民主党来满足自己的宣传需要，推动他们的政治事业，并吸引支持者参加。
模型 6: 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了众包社会
监测的新手段
社会监测是一种方法，公共机构( 和/或公民组织) 使用数字工具充当公民的眼睛和耳朵，以更好地发现公共问题，进而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社会监测通常依赖于众包，这是一种分布式生产和解决问题的模型，它已经被视为开源经济生产活动的有效战略。众包社会监测需要将通常由专家和专业人员承担的职能外包给广大公众，并征求服务、建议、解决方案、评论或想法。在模型 6 中，潜在参与者的数量没有限制，在没有任何金钱激励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做出微小和分散的贡献。随着这种粒状性贡献的累积，将有效地完成那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并持续长时间的大任务。
虽然众包的想法一开始出现在商业模式中，但这种实验形式已经被全世界的民主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迅速采纳。与模型1—5 不同，众包社会监测的目的不在于创造更加平等、包容、更具代表性或协商性的政治影响。与选民动员( 模型 5) 一样，众包与公共组织或私人组织的激励和制度要求非常一致。许多类似的组织必须监督周围的世界，以此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或管理的一部分。在增加大量传统性策略方法的基础上，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众包社会监测似乎是一种有效的监测手段。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了几个项目，即开源紧急报警平台、选举监测平台和冲突解决平台，它们采用众包社会监测的方式非常不同。
最初由政治博主们发起，旨在影射2008 年初肯尼亚选举后的暴力事件。它把公民通过网络或手机提交的关于侵犯人权的报告汇总起来，并根据预定的类别在公开的谷歌地图上对其进行标记。
与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平台相比，初级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在肯尼亚，它吸引了超过 4. 5 万个用户参与，揭露了一些肯尼亚主流媒体不愿报道和国际媒体不完全了解的事件。此外，在与肯尼亚情况类似的一些地区，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在选举监测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所有这些试验是根据初级开源紧急报警平台设计的，但是都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修改。为了加强初级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运营商试图通过对报告者进行回访或依靠新开发的验证技术来验证报告的真实性。除了标记由“人群”发送的报告之外，运营商还负责搜索网络并聚合来自各种媒体源的报告。
尽管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受到了全球赞誉和无数的模仿，但它没有将其最初的吸引力转化为大众参与。基于初级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公民参与率仍然很低，甚至导致在平台上反馈的报告几乎没有采取切实的行动。
在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背景下，选举监测平台是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它被用来监测 2010 年 8 月肯尼亚的全民投票情况。尽管选举监测平台在概念上继承了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某些内涵，但它从根本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与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分散型运作模式不同，选举监测平台主要基于几个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每一个非政府组织都负责监测该领域的某一具体环节。选举监测平台与非政府组织和负责全民投票的政府机构———临时独立选举委员会( IIEC) 建立伙伴关系，后两者都是选举监测平台集聚信息的主要用户。那些利用过初级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人持有某种变革性的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该平台将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和行动者，报告选举暴力和其他违反人权的行为，然后将违法者绳之以法。选举监测平台是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 2． 0 版，并否认这种变革性的理论，它有利于加强那些已经形成的政治行动者的力量，并增强有组织的宣传力量。
冲突解决平台，原意为梵文中的“报告”或“信誉”，是印度基于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开发的解决冲突的平台。冲突解决平台在 2010 年春季推出了测试版，并在初始试用阶段免费提供给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使用。它直接与反腐败联盟等特定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为用户提供基于网络的短信和电话服务。冲突解决平台背后的概念框架是:一方面，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可以用于公民反馈日常的政治问题，如印度的视网膜疾病问题等;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冲突解决平台界面提出投诉意见，平台后端的非政府组织则负责接收这些投诉意见。通过这种方式，它促进了公民的直接参与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这使得开源紧急报警平台的发展超越了其最初的选举监测目的。专业用户在上述平台的使用中占有很大比重，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公司以及新闻记者等。因此，这意味着大众信息将继续被使用，但不是被“所有人”使用，而是由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使用。普通公民可以创建信息，但是获取政府相关信息的方式仍然遵循传统的制度权力机制。因此， 这些信息通信技术平台不会改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反，开源紧急报警平台和选举监测平台能够使专业用户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和桥梁。
上面的分析中提出了六种不同的模型，描述了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不同位置对政治的潜在影响。然而，这些模型绝不是排他性的或无所不包的。事实上，其中一些模型甚至是互补的。例如，模型 6( 众包社会监测) 可以被视为模型 2( 新的数字自组织团体) 的狭义版本，模型 4 ( 基于真相的宣传) 可以被视为模型 1( 公共领域的壮大) 的更成熟和更专业化的版本。这些模型旨在同时兼顾技术论者和政治学者的观点，以此反映数字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技术论者注重新技术的新功能，例如大幅降低通信和搜索成本、多对多通信以及众包和协作生产机制;另一方面，政治学者注重激励对行为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和机构在制定法律和公共行动等方面的作用。上述每个模型都考虑了这两方面的因素。
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政治的变革作用，如公共领域的壮大、新的数字自组织团体取代传统组织以及数字直接民主，这些最令人鼓舞和革命性的期望相对来说是不常见的( 但并非完全不存在) 。而信息通信技术对民主治理的三种增量性贡献，如基于真相的宣传、选民动员和众包社会监测，将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因为这些数字技术的使用增强了组织和个人实现目标的力量。换句话说，模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 与现有的激励和制度约束相互关联。
探讨信息通信技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的深远意义在于，鼓励技术论者和政治学者更多地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对于政治学者来说，数字时代的通信、组织、生产和行动等都存在差异。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新型的交流与协作，这对政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技术论者来说，这些神奇的平台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组织、机构和政治行动者的运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模型都属于国内政治制度领域，包括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在内。这些模型显然不适用于其他政治形式，如国际政治或跨国公司等。要想将这种方法扩展到这些案例中，首先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论述，以此来说明这些领域中的政治力量如何在缺乏数字技术的情况下运作，然后再推论技术介入对这个大型政治体制的影响。
作者简介：阿肯·冯( Archon Fung) :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 霍莱· 吉尔曼( Hollie Ｒusson Gilman) : 美国哈佛大学; 詹妮弗· 斯卡巴特( Jennifer Shkabatur) :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 毛勇兵、郝宇青（译）: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本文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9期。
文章原载于《国际研究评论》( International Studies Ｒe-view)2013 年第 15 期，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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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书龄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