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璐 |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中国共产党宣传体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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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制，通过确立党性原则、全党办报的方针，构建新的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以党报体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元化”宣传体制。

关键词：宣传体制；党报体制；《解放日报》

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 年 5 月 16 日，于 1942 年 4 月 1 日发表社论《致读者》至 1944 年 2 月 16 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期间进行了改版。这次改版，正是在国共抗日的大背景下进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关涉中国共产党宣传体制构建的重要实践。

目前学术界对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有几种解读：其一，是追溯性的，将这一事件放置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强调其对于党报理论以及党的新闻理论的意义；1其二，是描述性的，将这一事件放置于延安整党整风的大背景下，将其作为全党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探讨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整顿文风、引导舆论方面的作用；2其三是阐释性的，将这一事件与中国共产党规训普通党员群众相联系。3 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研究则一般集中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念或毛泽东的宣传观念。4 本文将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置于中国共产党宣传体制构建的历史脉络中，试图勾勒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的党报体制以及诸多原则如何构建了“一元化”的宣传体制。

一、改版前的《解放日报》

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已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党报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已取得相当的经验。但推动改版的是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走向成熟对于党报实现其功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宣传工作。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担负宣传工作即成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仅有的三个委员之一的主要工作。至 1927 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之前、乃至延安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先后出版过《向导》、《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等党的机关报，并利用口号、纪念活动等政治符号进行宣传工作与群众运动5，而且有研究表明在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期，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许多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实施的宣传构想（如一元化宣传、注重农民宣传和群众运动等），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6。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主要受苏联影响：一方面是在宣传观念方面明显深受列宁以及普列汉诺夫关于宣传与鼓动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受共产国际指导，因而在宣传活动及具体内容上偏向苏联，甚至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过“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走向成熟，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此统一全党思想，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形成了在战时行之有效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就对作为宣传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报所承担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报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有学者考证，梁启超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首次提出了报刊功能的“耳目喉舌”说。7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往往引用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组织者”、斯大林的“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等论断作为理据。8 可以说，中国共产对于报纸这一宣传媒介的理解和定位来自于对苏共党报体系，承袭了近代以来革命事业以及政党政治兴起对报刊的功能定位，同时在延安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9

为什么说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是“不完全的党报”？为什么在延安时期提出这一问题？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管，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 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 1940 年 11 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这一时期，《解放日报》的问题在于：一是向《真理报》看齐，直接转载外电，这也就是后来博古检讨《解放日报》工作中的问题时所说的“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10 二是重视大块的马列理论文章，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11 三是并未领会到毛泽东整党整风、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博古、王明是代表人物）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先后都登在第三版右下角和左下角很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很不显眼的三栏题的短消息，也就是博古检讨中所说“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党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余毒”。12

因此，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直接动因正如亲历者陆定一 1981 年 3 月 11 日参加《解放日报》史座谈会时讲话指出，“《解放日报》的改版，是 1942 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风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13 也就是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走向成熟并形成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同时也要求党报成为“完全的党报”。

二、《解放日报》改版与党的宣传制度构建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出，任何工作都应该“一元化”管理，宣传工作自然也不例外。14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其首要目标是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其主要内容不仅是版面及内容的调整，更要的是借此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融入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宣传体制。

 其一，制度规范：确立新的新闻领导体制。

 《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三位一体，以党报为主，直接领导报社的是中央党报委员会，主持社务工作的是编委会，编委会成员由报社、新华社的领导和报纸各版主要负责人组成，包括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余光生等人。编委会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研究国内外形势，确定宣传报道重点，部署下一周的工作。15 虽然名义上是中央党报委员会16 领导《解放日报》社的工作，但胡乔木在回忆中指出“解放日报一直是毛主席管的，改版前也是他管的”。17 然而，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与毛泽东所设想的宣传导向以及办报思路不尽相同，因此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必须伴随党报领导体制的调整。

一方面是从组织上加强党对《解放日报》工作的领导。在中央层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而且，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下，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中心小组，有中央直属机关学委领导。18  1942 年 4 月 1 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特别强调“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 1942 年 9 月《解放日报》同时成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规定“西北中央局按月讨论解放日报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一次，解放日报编辑部派人经常参加西北中央局的各种会议，西北中央局派人出席报馆编辑部会议”，19 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对报社的领导和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系。

另外，报社还建立了审查稿件制度。在延安《解放日报》成为西北局机关报之后，“各机关学校负责同志……对于所属机关学校人员，在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和稿件，均应负审查的责任，并应在稿件上签字”。20 报社编委会内部也建立起审查稿件制度，除了报刊出版应有的查错之外，详细规定了党的高级领导对稿件审查的等级划分及责任分工：“陕甘宁边区政权方面的稿件，由林伯渠负责审查，军队稿件由贺龙负责审查；反映边区重要的新问题的稿件，由西北局审查；普通稿件，由报社负责人看过签字”。21

其二，人事调整：检讨博古的工作，调派陆定一、胡乔木。

《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人事调整所涉及的最重要的两位就是陆定一和胡乔木。1942 年2 月毛泽东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陆定一到报社后，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中心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博古、余光生、陈坦、艾思奇等，陆定一任组长，这样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22 而且，陆定一回顾说，“在这个时期里，关于报社的整风，特别是办报问题，我经常要去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有什么事情，他也直接找我。我和毛泽东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23  1942 年3月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由此，陆定一在报社实际工作中起到领导作用，而胡乔木则在撰写社论，把握党报舆论导向和文风方面发挥作用。

毛泽东调派陆定一和胡乔木是有一定原因的。毛泽东点将陆定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陆定一在党内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曾担任党内报刊杂志《中国青年》、《红星报》的主编、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二是陆定一曾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熟悉王明等人，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赞成批判王明路线。24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挥作用因其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25 笔者认为毛泽东调派他更看重的是他的“特殊位置”。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前，1941 年2 月胡乔木即已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正是“从学徒而至助手”的时期，因此所谓“特殊位置”即指“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的指点下做事、写作”，使得他“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非常突出。26 由此，通过对陆定一和胡乔木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意志将以更快、更准确、更具权威性的方式贯彻到报社的工作中来。

其三，社论改革：形成新的宣传话语体系。

一方面，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新的社论模式。在杨松任总编辑时期，报社以《真理报》和《大公报》为样板，坚持每天一篇社论。博古也秉持这种理念，虽然他也认为《大公报》那种今天不管明天事的社论一钱不值，但仍坚持没有社论就不是报纸。陆定一在1942 年12 月7 日的编委会上提出，社论不必天天有，重在提高质量。他指出：党报发表社论为的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的声音，有需要才写。说话要有分量，天天发社论，人家就不重视你的社论了。27 为此博古和陆定一之间发生了争论，而争论的结果是陆定一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不久，《解放日报》成立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叶剑英、王稼祥、凯丰、任弼时、胡乔木、陆定一、康生、贾拓夫、彭真等人。28 此外，重要问题需写社论时，都经社论委员会讨论，并送毛泽东审阅修改。由此，党报的社论开始将社论和时评分开，进一步提高了社论的党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解放日报》社论文风亦发生改变。1941 年中共中央酝酿整党整风的九月会议决定，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29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成为展现新文风、形成新的政治话语的重要载体和学习模板。《教条和裤子》是胡乔木最为著名的社论之一，在党的舆论领域开启了一种以政治隐喻进行批判和讽刺的文风，用他自己的话说，旧文风（党八股）是“生动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缚了，新鲜活泼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所以打破固定格式是第一要事”。30 胡乔木的《裤子和教条》尤其典型的是政治隐喻的运用，这又与他对幽默的独到见解有关，他认为，“政论也要有幽默”，“幽默是表现一个人有很高的逻辑能力，能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文章具有一种特殊的说服力和感染力。”31 事实上，这是延安时期形成的党报社论语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擅用比喻，讽刺辛辣，这也是党报“战斗性”的重要表现。

通过制度建设、人事调整以及改变文风，《解放日报》不仅实现了报纸的改版，更重要的是使报纸从管理体制到人员、从版面到内容乃至文风，完完全全体现“党性”。而由此形成的党报体制以及围绕党报体制构建党的宣传体制，其实质是使之融入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中。

三、“全党办报”：健全宣传网络

延安《解放日报》社整风以及报纸改版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从中央起到各级党委、党的领导机关，都高度重视对报纸的领导，充分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并为报纸撰写稿件；二是动员全党办好党报，发动党员和基层群众为党报写稿。32 前者与前文所述党报领导体制相关，而后者则意味着由人构成的宣传网络的构建，即新闻从业人员的改造以及将普通党员群众吸纳进入党的宣传体系之中。对于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记者编辑等人来说，“全党办报”意味着一堂重要的新闻课，一次思想上的改造，正如1942 年7 月18 日《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提出的“需要一次政治的教育，使大家用新的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33  1942 年9 月22 日《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明确指出：“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而这个“集体”，“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34 当时作为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缪海棱、张沛，编辑田方等人都在回忆里强调，通过这次改版，通过“全党办报”，他们反思了自己要做“无冕之王”的思想，坚定地以“小学生”的态度向工农学习，做人民的公仆、做群众的喉舌，自觉地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同：“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记者”。35 作为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总结，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进一步指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义不容辞的也要成为人民的喉舌，强调“我们的记者，要为抗日的人民大众做事，首先为工农兵做事”，具体而言，“例如知识分子问题……经过了伟大的整风，教育过来了，在思想上与工农兵结合起来了，这时候，从前成为障碍的，现在要成为报纸与工农兵之间良好的媒介了。经过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我们必须注意到把它发挥起来”。36

“全党办报”必然要消除编辑部的业务壁垒，改变“记者办报”，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是“依靠少数人关起们来办”37 的做法，将更多普通党员群众吸纳进入宣传体系。《解放日报》改版前是有自己的通讯员的，不过基本是游兵散勇。据那些通讯员们自己说，整风以前替党报写写稿子是为着自己的，不是为着党的，不高兴写的时候，或是写了稿子收不到稿费的时候就懒得写了，推说工作忙了，整风以后许多通讯员说了，只要把自己所工作的那一项问题搞清楚了，写成新闻、通讯是不难的。38  1942 年9 月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 解放日报> 工作问题的决定》规定：“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负责组织其所管辖地区内的通讯员工作（报馆在各分区设立通讯处，帮助这个工作），组织同级党政负责同志及党外人士替《解放日报》写文章，选定区级干部中有起码写作能力的同志做通讯员”。39 博古也在1942 年9 月20 日的报告中指出：“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的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40 以致后来，西北局提出“以后地委及县委委员凡有相当写作能力的，均应每两月至三月写专文一篇，通讯一篇，并将此作为每半年考核干部的一句，通讯员要达到每区有一个”。41  1942 年10 月18 日开始，《新闻通讯》成为《解放日报》不定期刊出的栏目，其意图有三：听取意见，欢迎来稿以及帮助通讯员，但就实际内容看，越来越向通讯工作倾斜，自第七期（1943年9 月26 日）到最后一期，完全变成通讯工作的经验介绍，除少数几篇是介绍个人的写稿经验，大多是各地如何开展这一工作。这从侧面反映出，伴随着党报领导体制的变革，着培养通讯员成为通过报纸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而且在建立通讯网络、培养通讯员的政策之下，确实成长起一些日后在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从业的人员。《解放日报》改版后“全党办报”原则的确立，表面上是领导体制以及人员队伍的扩充，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依托党报体制，一手改造专业从业人员的思想，一手将更多普通党员群众吸纳进宣传体制之内，从人的思想的改造与形塑的角度入手试图构建更趋完善的宣传网络。

在抗日战争和整党整风的大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及报社的整顿，使《解放日报》成为“完全的党报”，确立了“党性原则”以及“全党办报”的原则，由此确立了党对党报的一元化领导。围绕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领导体制、调整人事安排、改革版面文风等举措，确立了较为成熟的党报体制，由此构建了独特的趋于成熟的宣传体制，其中的若干因素比如对于“一元化”的要求等，尽管在战争背景下有其正当性，但仍然因其在延安的成功实践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宣传体制的重要参照系，可谓影响深远。

 注释：

[1]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其一是亲身经历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报社工作人员对这次改版的回忆性研究，包括王敬 . 延安《解放日报》史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丁济沧、苏若望 .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其二是新闻传播学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和新闻思想的角度追溯到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报党刊产生的理论意义，比如郑保卫 .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吴碧华 .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共党报延安范式的确立 [D].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这类研究包含于延安整风的历史研究之中，比如高新民、张树军 . 延安整风实录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高华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3]这类研究往往突破了以往研究的阐述方式，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比如刘继忠、梁. 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2)；黄旦、周叶飞 .“新型记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 [A]. 李金铨 . 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 [C].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4]这类研究可参见刘海龙 .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5]胡国胜 . 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 1921-194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第 13-26 页。

[6][ 澳 ] 费约翰 .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M]. 李恭忠等译 . 北京：生·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4. 第 352-355 页。

[7]参见黄旦 .“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 [J]. 新闻记者 .1988(10).

[8]参见博古 . 致读者（1942 年 4 月 1 日）[A].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 . 博古文选 · 年谱[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第 304 页。

[9]这是毛泽东在 1942 年 9 月 15 日给何凯丰的信中对《解放日报》工作的一个肯定，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第 99 页。

[10]同上，第 304 页。

[11]《解放日报》刊载大量的理论文章有一部分原因在于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但从后来整风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些刊发理论文章的党内高级干部、理论家并未理解要学习的“马列”的真意。高华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第 366-368 页。

[12]参见博古 . 致读者（1942 年 4 月 1 日）[A].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 . 博古文选 · 年谱[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第 304 页。

[13]陆定一 . 关于《解放日报》改版（代序）——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A]. 丁济沧、苏若望 .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第 1 页。

[14]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他还特别举了宣传工作的例子，指出不能“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毛泽东选集 ( 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 900-901 页。

[15]王敬 . 延安《解放日报》史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第 13 页。

[16]中央党报委员会最早见于 1929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在 1931 年 1 月 27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1937 年，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王明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编辑出版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周刊《解放》( 延安 )，管理《新中华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印刷厂和出版、发行工作。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设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统一管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出版局等，中央党报委员会遂撤销。

[17]胡乔木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 95 页。

[18]中央对《解放日报》的领导还体现在一些非制度性的方式上，包括毛泽东对稿件的审阅；调派到报社的胡乔木、陆定一兼任中央领导的秘书并保持与中共中央的密切联系又积极影响报社的工作。

[19]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 年 9 月 9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过）[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第 133 页。

[20]同上，第 133 页。

[21]王敬. 延安《解放日报》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第41 页。

[22]参见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传[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第273 页；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第369 页。

[23]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传[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第258 页。

[24]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传[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第253 页。

[25]程中原.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J]. 晋阳学刊.2013(3).

[26]《胡乔木传》编写组.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第13 页。

[27]参见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传[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第269 页。

[28]黎辛、朱鸿召. 博古，39 岁的辉煌与悲壮[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第413-414

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第323 页。

[30]报纸和新的文风[N]. 解放日报.1942-8-4.

[31]《胡乔木传》编写组.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第198 页。

[32]王敬. 延安《解放日报》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第42-43 页。

[33]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N]. 解放日报.1942-7-18.

[34]博古. 党与党报（1942 年9 月22 日）[A].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 博古文选· 年谱[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第313 页。

[35]丁济沧、苏若望.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第66 页，第124 页，第149 页。

[36]博古. 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 年2 月16 日）[A].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 博古文选· 年谱[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第413 页。

[3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第150 页。

[38]志勇. 把组织通讯员的工作做好[N]. 解放日报.1943-4-8，转引自黄旦、周叶飞.“新型记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A]. 李金铨. 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C].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第340 页。

[39]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 年9 月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第133 页。

[40]黎辛、朱鸿召. 博古，39 岁的辉煌与悲壮[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第315、316页。

[41]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 年9 月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第144 页。

作者简介：张露璐，女，山东德州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本文是本所副所长白文刚副教授在《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二辑）主持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论文之一。（详细请参见：白文刚 |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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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书龄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