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甜 | 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 时空扩展、学科分化与阶段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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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体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议题，互联网的出现使该问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集中体现为关于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本文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方式勾勒出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演进脉络。从时间维度上看，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发文量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特别是近两年研究热度显著升高；从空间维度上看，该议题研究经历了以单一国家为主到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传播学与政治学是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两大学科，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但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畴和加强理论关怀。

关键词

互联网  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

一、研究缘起：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

关于媒体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于20世纪末提出的“时间替代假说”：“依赖电视娱乐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离去一他们和朋友相处的时间较少，参与社区组织较少，参加公共事务较少”，[1]概言之，他认为看电视占据了人们从事公共生活的时间。

虽然“时间替代假说”主要针对的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媒体,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使该假说销声匿迹。恰恰相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这一经典学术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就媒体而言，相较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就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2]而言，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换言之，在过往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成为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这一传统题域之中的新热点。

1.时间维度的扩展：文献发表量的持续增长

本文依托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并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0—2016年”，文献类型设置为“期刊、会议论文”语种设置为“英语”共获得852篇文献。如图1所示，自1996年首篇文献发表之后，“互联网政治参与”主题文献发表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年度发文量突破100篇，并一直延续至2016年。

2.空间维度的扩展:从美国到全球

除了时间维度的延续之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还经历了空间维度的扩展。本文选取CiteSpace这一在学界认可程度较高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上述852篇进行可视化处理，一方面可以发现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扩展路径；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聚类分析，提炼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的侧重点。

第一，就国家时间线的分布而言，迄今为止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00年之前的早期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可谓一枝独秀，这不仅应归因于美国发达的政治参与研究传统，更应归功于美国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特殊地位；二是在2002年前后，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开启第一轮地域扩展，扩展范围主要指向德国、荷兰、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亚洲国家中仅有韩国率先加入研究阵营；三是自2008年开始，空间扩展范围明显扩大，不仅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研究阵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洋洲和北美洲国家也开始展开相关研究;最后一个阶段大致始于2014年，此时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真正实现了全球扩展，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在国家分布的图谱之中。

第二，就研究主题的分布而言，排名前三位的研究主题聚类分别是“竞选运动(election campaign)”、“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和“互联网渗透（internet penetration)”。第一大主题聚类是“竞选运动”，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基石，选举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政党及其候选人在选战中的策略选择，因而成为众多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者关注的首要问题。以竞选运动为研究主题的多为选举民主较为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第二大主题聚类是“政治发展”其涉及的国家范围相对较广，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均位列其中，某种程度上说明以技术进步推动政治发展是世界性的研究课题。第三大主题聚类是“互联网渗透”，即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根据著名政治学家诺瑞斯的解释“如果互联网渗透率在全社会范围内继续扩大，那么那些拥有多种互联网资源参与政治的人和那些没有互联网资源的人之间将会形成巨大的民主鸿沟（democratic divide)”。[3]互联网在后发国家引入相对较晚，较低的互联网普及率及其造成的政治参与不平等是这些国家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尤为关注的话题。

二、研究主题：互联网与政治参与

依托CiteSpace提供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功能，对每一聚类提取主题词，可以掌握某—研究领域知识基础的构成状况。“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网络高度集中并重叠，并围绕互联网（internet)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形成两大研究主题，鲜见其他研究分支。

CiteSpace还以表格的形式自动报告每一聚类的详细信息，经过精编和翻译之后绘制而成表1。其中，聚类编号的数值越小则聚类越大。文献量表示该聚类内含有的文献数量。Silhouette为衡量整个聚类成员同质性的指标，数值越接近1,代表该聚类成员的相似性越高。平均年份可用来判断聚类中引用文献的时间。TFIDF算法显示研究主流(salientaspectofacluster),LLR算法显示研究特点（uniqueaspectofacluster)，[4]“最为活跃引文”是指最大程度引用该聚类主题词的文献。表1中十篇最活跃引文是详细解读LLR算法下各个主题词的依据。将相近主题合并后，可将“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知识基础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

比较分析法是研究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最为常见的方法，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与传统媒体相比，使用互联网将为政治参与带来哪些新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比较互联网的不同使用模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就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而言，学界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布伦迪奇试图验证媒体使用和政治行为之间的两种理论学说:一种被称为“刺激说”（stimulation)——将媒体使用视为因，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行为视为果，认为使用媒体具有刺激政治兴趣进而促进政治参与的作用；另一种“强化说”(reinforcement)则将政治兴趣视为因，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行为视为果一媒体仅仅强化了那些原本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参与行为。他的研究发现，电视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符合强化说，而互联网和印刷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证实了刺激说。他解释说,互联网和印刷媒体都要求读者保持持续的注意力，因此提升了媒体刺激政治兴趣的效果。[5]

也有学者反对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分而论之的研究思路，例如米切尔斯坦（Mitchelstein)等人认为，学界关于“在线新闻消费”（online news consumption)的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1)在线新闻消费是补充还是代替了传统媒体的消费？（2)在线新闻消费是否提升了人们的政治知识水平？（3)在线新闻使受众更加碎片化还是同质化？（4)在线新闻消费是否提高了公民参与水平？关于以上四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论,也或多或少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将在线媒体与传统媒体割裂开来的研究路径存在明显缺陷，因此他提出，应该以一种整合性（integrative)的研究框架取而代之，将在线媒体与传统媒体置于综合比较框架之下，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扩大调查数据的来源，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更为宏观的关于传播行为的理论框架。[6]

就互联网不同使用模式的比较而言，学界研究结论高度一致。沙赫等人较早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们将互联网使用模式分为信息型使用（informational use)和社交娱乐型使用（social-ecreational use)两类，并证实前者与社会资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7]此后不断有研究反复证实上述结论，如舍费尔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基于娱乐目的使用互联网的被测试者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知识水平方面表现更差。[8] 

2.公共领域与协商民主

参与（participation)和协商（deliber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是私人的、被动的、基于个人的,后者则涉及公共讨论、构建共识和议程设置等。互联网有助于提升参与水平为相当多的研究所证实，但是否能够为协商民主提供支持，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协商民主要求较高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而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者削弱了“协商民主”所要求的异质性，对此尚不清晰。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使人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因此将鼓励异质性；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提升了人们自主选择同质性观点的能力。布伦迪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应结合起来考虑，进而提出“不经意理论”（inadvertency thesis),即虽然人们会利用弱化的边界有目的地选择同质性观点，但在“不经意现象”的作用下，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异质性观点。[9]耶格在政府网站的研究中也指出电子政府的双面性，既具有促进多元观点之间展开对话的能力，也可能在某些具体政治议题上导致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为协向民主带来潜在的障碍。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10]

第二，协商民主具有较强的精英取向，互联网公共协商不仅要求公民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参与技能，例如表达观点、参与对话和辩论等，还要求公民熟练使用互联网技术,即所谓技术精英（technical savvy)。卡夫劳夫等人在研究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中，证明了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公民参与协商的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政府应加大信息开放力度、开发易于使用的在线协商程序、培训公民协商技能等等。[11]

3.互联网与选举政治

诺瑞斯在其关于政党网站的研究中试图回答：与传统媒体相比，政党网站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了沟通中的多元主义以及公民参与政党活动的机会,并由此提高了政党政府的代表性。为此，他提出四点假设：（1)没有证据表明，主要政党、次要政党和边缘政党在网站内容上有明显差别，因此基于互联网的政党选战竞争模式比基于传统媒体的竞争模式更加平等；（2)政党网站主要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信息提供功能，而自下而上的互动则是次要功能；（3)较之于传统媒体，政党网站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机会；（4)相较于政治冷漠群体，政党网站对于政治活跃群体更具吸引力。作者结合欧盟国家134个政党网站的内容分析和3602名互联网用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证实了上述四点假设，并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互联网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政党竞争中的多元主义，而对于扩大公民直接参与的影响则相对有限，因为利用互联网参与政党活动的主要是那些原本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群体。[12]

4.社会运动中的媒体关系

互联网的演进经历了从万维网web 2.0到社交媒体三个不同的阶段。万维网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发布与接收;实现了政府与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和对话，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倾听；社交媒体则真正实现了赋权（empower),即赋予公民权利、责任和任务,使公民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政府机构进行合作。[13]

赋权功能突出体现在社会运动领域，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动员和组织社会运动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改变了社会运动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交媒体的“自我传播”（self-communication)特征，即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可以利用社交平台自我制造运动信息、自我规定信息发布内容、自我选择联络对象，具体包括：（1)打破了新闻记者和政治精英对信息的垄断；（2)规避了传统媒体的种种审查和限制；（3)在传统媒体渠道之外开辟了替代性的信息流通渠道以（4)为参与媒体报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米科等人通过分析2011年西班牙爆发的抗议运动（简称“15M运动”），发现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的扩散中心已经由传统媒体转移到精通数字技术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手中，留给职业记者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松散的社会运动组织，因此职业记者不得不通过社交网站跟踪运动的进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已经失效，相反，运动积极分子意识到必须借助传统媒体放大运动的影响力进而提高运动的动员能力。概言之，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运动中的媒体关系，传统媒体主导模式已经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模式所取代。[14]

三、研究演进:传播学与政治学的分化

围绕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大致分化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派可称之为”网络悲观派”（Cyber­pessimism),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会降低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乃至整个社会资本水平。该流派代表人物帕特南明确表达了对互联网的担忧“互联网是个强大的传播工具，可在有形空间上远隔的人们之间传递信息。但问题是，信息流动本身能否培植社会资本和真正的社区”。[15]另一派可称之为“网络乐观派”(Cyber-jptimism),认为互联网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因此“满足了公民对于以更便捷的方式和更低的成本获取政治信息的需求，进而刺激了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16]

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观派的说法逐步占据上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以及社会资本水平。布伦迪奇使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二次综合分析，支持了乐观派的观点。具体说来，他选取美国地区38篇代表性定量研究成果，共涉及166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效应，其中，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的效应有74项(45%),另有53项效应（32%)呈正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有20项（12%)效应虽然呈负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效应仅有6项（4%)。这6项效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结论被其他类似研究所反驳;另一类虽未被反驳，但其较高的负效应系数（size)与其他研究相冲突。布伦迪奇最后总结道：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公共生活的衰落。[17]

与此同时,乐观派与悲观派二元对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更加精细化的研究。根据CiteSpace学科聚类分析可以发现，传播学(communication)和政治（political science/government&law)是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最主要的两大学科。

1.传播学：“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争

在传播学的研究视域下,就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大致产生了两个流派：一派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认为“技术发展是内生动力的唯一结果而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因此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另一派为“社会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中立工具，非技术动力一如社会阶层、政治权力，甚至是个人性格一对技术的设计与控制具有独立影响”，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发生的。[18]

为验证上述争论,传播学者几乎清一色地选择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如前文所述，作为自变量的互联网使用与作为因变量的政治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相当多定量研究的证明，但如果就此认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得到证实则为时尚早。基于严谨的研究态度，传播学学者在实际研究操作中大多采取了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不断寻找并检验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中间变量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讲，二者之间的中间变量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政治心理学变量，主要包括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三种。例如色诺斯等人发现虽然互联网使用和获取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不受政治兴趣高低的干扰,但政治兴趣较强的人更可能利用互联网开展结社类活动。[19]荣格等人利用2008年美国调查数据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推断出“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感显著调节新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20]

第二类是传播行为类变量，主要包括交谈政治话题和发送政治信息两类。根据沙赫等人的研究，交谈政治话题包括与同事、邻居、朋友、家人等谈论政治等传播行为，发送政治信息包括利用电子邮件传播政治新闻、组织社区活动、招募志愿者等行为，其研究结果证明，交谈政治话题和发送政治信息均与政治参与有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相比，在线发送政治信息对于参与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1]还有学者将政治交谈进一步区分为面对面政治交谈和在线政治交谈，并利用调查数据证明了二者均与政治参与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2]

此外，研究者大致区分了两类外生变量：一类是社会人口学变量，例如收入、教育、年龄、种族和性别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规性的变量设计，在此不加赘述；另一类是互联网使用方式和强度。使用方式方面，研究者区分了信息型使用和娱乐型使用两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研究普遍发现，以新闻阅读为主的信息型互联网使用方式与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相反，在线游戏等娱乐消遣活动与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关系，[23]或者说，以娱乐为目的使用互联网将降低社会资本水平。[24]使用强度的测量多见于社交媒体的研究，研究者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好友数量、与网站的心理关联度为标准区分了重度用户和一般用户，例如瓦伦苏埃拉等人发现，脸书群(Facebook group)的深度用户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5]

将上述变量进行归纳，可以发现，传播学界关于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模型，如图2所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为了找到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链条，研究者一方面对公民如何使用互联网进行了区分，试图发现互联网的不同使用方式和使用强度对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另一方面,研究者不断寻找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中间变量，经过不断探索，目前研究普遍证实传播行为和政治心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互联网使用方式一传播行为一政治心理一政治参与”的逻辑顺序。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出现之后，有大量研究专注于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其研究结论也与上述模型吻合。

2.政治学:作为替代性政治参与渠道的互联网

政治参与对于维系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几十年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衰落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然而，关于政治参与衰落的研究应至少应区分以下两个问题：究竟是所有形式的政治参与均有所衰落，还是仅传统制度形式的政治参与有所衰落？进一步讲，互联网是否提供了替代性的政治参与渠道？

为此，研究者将政治参与区分为在线政治参与和传统形式的线下政治参与两类，并分别检验互联网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维塔克等人的研究试图回答,脸书究竟是在一般意义上促进了青年选民的政治参与，还是仅仅助长了“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26]通过对2008年大选前683名美国本科生的调查,他们发现，脸书使用强度与脸书上的政治活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懒汉行动主义”部分地得到了验证。[27]类似的，巴克等人对2409名荷兰青年的调查发现，互联网预测在线政治参与的效果显著高于预测线下政治参与。[28]

也有一部分研究质疑上述观点，认为互联网同样具有动员线下政治参与的效果。德祖尼加利用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的面板调查数据证实，以获取新闻为目的使用社交网站与在线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均呈正相关关系。[29]瓦伦苏埃拉等人在关于智利青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线下抗议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验证了基于新闻阅读和同伴交往目的使用脸书的青年人更可能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换言之，该研究证明了在线活动可以为线下政治参与提供助力。[30]图费克奇等人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亦发现，依托社交媒体而结成的社会网络协调了许多社会关系网并给公民带来大量的新闻、信息以及社会支持，这些对于激发政治示威中的参与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31]

总体上讲,就互联网能否提供传统政治参与的替代性渠道，目前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论。如果以光谱的方式呈现目前的争论，可将光谱的一端定义为悲观派，认为互联网仅与在线政治活动有相关性；另一端则是乐观派，认为互联网具有动员线下政治参与的效果，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普及程度的日益提高，互联网扭转世界性政治参与衰落趋势的潜能将逐渐显现出来。光谱两端之间则是大量的存疑派，认为互联网是否能够作为传统政治参与渠道的替代物仍有待观察。

四、思考与评价

1.研究趋势前瞻

借助CiteSpace的主题词（term)爆发追踪功能，可以将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99年“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是该阶段研究关键词，显示出公民使用信息技术参与公共事务是早期研究热点。第二阶段始于2004年，“公民参与”“互联网用户”“公民社会”“网站’“政治沟通”和“青年人”是该阶段研究关键词。虽然这些主题词之间看似没有明显的关联性,但这恰恰反映出该阶段研究呈现出选题分散化与研究精细化的特征。第三阶段始于2014年“社交媒体”“调查数据”“集体行动”和“社会网络”是该阶段研究关键词。除“调查数据”代表研究方法的定量取向之外，其他三个词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即利用社交媒体而结成虚拟社会网络并在特定时刻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是最近两年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所关注的热点议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主题词爆发强度(strength)方面“社交媒体”以15.92的爆发强度系数高居榜首。系数如此之高，说明社交媒体一经出现便迅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了一系列以社交媒体为组织平台的社会运动，比较典型的有2011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和同年在西班牙爆发的“15M”运动等，可以大胆预计，随着社交媒体渗透程度在全球范围不断加深，类似社会运动还将继续出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交媒体与集体行动将是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领域颇具分量的研究选题。然而，这一选题亦为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挑战，突出地体现在集体行动与威权政府转型的研究中。正如“阿拉伯之春”案例显示的，社交媒体在组织推翻威权政府的集体行动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社交媒体那些赖以躲避威权统治镇压的特征一自发性、匿名性、去层级性一可能恰恰是削弱其构建民主社会制度基础之要害所在。离开层级、制度和清晰的身份认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难以就集体行动的优先顺序形成共识，也难以就威权政府垮台之后的制度重建展开谈判与协商”。[32]简言之，在威权政府漫长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社交媒体减轻了组织集体行动的障碍，却加重了制度重建的困难。

2.几点评价

总体而言，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国外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为绝对主流，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是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尽管有少量研究尝试运用实验方法进行测量,[33]但目前成果还非常有限。

其次,在研究模型设计方面，国外研究同时在互联网和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不断深入。就互联网而言，既区分了互联网使用方式，也区分了互联网的使用强度;就政治参与而言，相当数量的研究区分了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也有部分研究进一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两种类型。[34]同时，如上文所言，在探索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中间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方面，传播学界的研究已经提供了精致的模型。

最后，在研究结论方面，国外研究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与渗透有助于提升政治参与水平。这一结论不仅打消了“网络悲观派”的担忧，同时也为西方国家以政治参与为基石的民主制度运转带来新的活力。

然而，也应当看到，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无法充分解决定量研究中常见的因果推断难题，即无法回答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水平提高之间究竟谁为因、谁为果。未来有必要以历时性调查、实验研究等方法突破这一难题。第二，将政治参与的主要范畴框定在以投票为主的选举参与，而对于更广义上的政治参与关注不够。这方面，国外少量关于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互联网作为政策参与平台所具有的潜力。[35]第三，理论关怀方面，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互联网政治参与对于协商民主[36]、政治平等[37]、政治极化[38]等经典政治学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但目前争论大于共识。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关于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评述旨在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一方面吸收国外研究中成熟的方法和框架，并将其置于中国的环境下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规避或者突破国外研究中的不足，为国内外学界贡献更具说服力的中国本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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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所谓“懒汉行动主义”是指仅在社交网站上从事参与活动而不在现实世界中实施任何实际行动。

[27]J. Vitak, P. Zube & A. Smock et al. , It's Complicated: Facebook Us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8 El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Vol. 14, No. 3, 2011, pp. 107 -114.

[28]T. P. Bakker & C. H. ASCoR de Vreese, Good News for the Future? Young People,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8, No. 4, 2011, pp. 451 -470.

[29]H. G. De Zuniga, N. Jung & S. Valenzuela,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3, 2012, pp. 319 - 336.

[30]S. Valenzuela, A. Arriagada & A. Scherman, The Social Media Basis of Youth Protest Behavior I The Case of Ch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2, No. 2, 2012, pp. 299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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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S. Iyengar & K. S. Hahn, Red Media, Blue Media: Evidence of Ideological Selectivity in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9, No. 1, 2009/ pp.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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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J. C. Baumgartner & J. S. Morris, My Face Tube Politics: Social Networking Web Site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Young Adul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 28, No. 1, 2010, pp. 2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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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甜，1985 年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后。

本文原刊于《国外社会科学》二〇一八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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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仪修通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