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尔 | 权力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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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是一篇自传性评论,回顾了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过去50年(1965—2015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主线是关于权力的实地理论的探究。本文既呈现了该理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也不回避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在卡斯特尔看来,权力关系是社会各领域最根本的关系。本文将展示他如何使用此方法来研究城市结构和空间动态学、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影响、全球化进程、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形成,以及数字环境下通信和权力的相互作用。最后,本文针对我们所生活的网络社会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

关键词

通信技术；思想自诉；网络社会；权力；城市化；社会学

一、引论: 为什么研究权力

本文自述了过去50年来我对社会学的学术贡献。其间我就许多课题进行了研究:城市社会学; 社会运动; 发展社会学; 经济危机社会学; 当代全球化的起源、结构和动态;文化身份在抵制和促进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维度考量信息和通信变革; 新社会结构的兴起［我将其概念化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 互联网的社会建构以及通信变革; 通信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形成; 权力和反权力的具体动态，包括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促使我提出了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

尽管涉及的领域范围颇广，但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我研究的焦点和理论构建的核心: 权力及其多维度的表现。我之所以选择权力作为经验观测和理论构建的主要议题，是源于我在学术早期就形成的个人见解，即权力是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动态之来源的主要通道。权力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它构建并形成了规训社会生活的制度和规范。此外，执行权力的社会行动者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构建起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和组织。我将权力看作一种关系权能，它让某些社会行动者能够非对称地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策，使其按照有利于被赋权行动者的意志、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权力通过强制手段运行(由国家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暴力垄断) ，同时/或者通过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在人们的头脑中构建某种意义。权力关系不仅嵌入社会机制，也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生产、消费、贸易、媒体、通信、文化、健康、教育、科学、科技以及时间、空间的社会构建。

这些行动者运行权力的方式是通过建立机制、法律和通信系统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形成社会行为模式，规定哪些予以惩罚、奖励或置之不理。诚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权力的运行者诸多，他们或者形成联盟从而发现利益和价值观的交汇点，或者基于现存模式行使权力。此外，制度化的权力，连同其规则，总是面临其他行动者的抵制，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没能在占统治地位的机制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引发了反权力关系，即试图逆转或重新协商那些只对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有利的社会规则。机制和规范都是权力关系的表达，既包括制度化的规范，也包括挑战现行规范而作的抗争和协商。这是一个无止境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过程，永远处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与变革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中。

挑战往往来源于其他价值系统，并由试图变革社会的新主体提出，这是创造历史进程的核心。由是，我总将权力关系看作社会的DNA，是所有文化的源代码，是连接万物的纽带，并最终揭示了社会生活进化的可能途径。

在我研究之初，即20世纪60年代末，上述观点还只是一种主观看法，理论尚未成型。我不相信权力和反权力只存在于国家或资本这单一的场所，故而试图探索不同维度和语境中的权力形成和社会运动。这样做不是刻意设计的，而是顺势借助每一次研究机会，来检测我所提出的假设，即权力在每一个社会进程中都占中心地位。比如，我从城市社会学中的权力着手研究，仅仅因为这是导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 给我指定的论文题目，下文将就此有所详述。然而，我的总体学术思路还是以追寻权力关系的标志和表达为宗旨，并希望自己通过努力能揭示在人类经验各领域中反复出现的逻辑。

我开展的研究基于两个前提: 首先，采用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其次，以实地研究作为理论构建的策略。我从理论结构入手，将其作为研究工具加以使用，并在探索的过程中根据其有效性加以修正和系统化。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观，对我而言意味着理论的构建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无意发展出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相反，我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开放的理论领域，其边界总是随着新发现和新观点的融入而不断延伸和重构。

这些前提进而引出了两种方法论的选择。其一是我在不同文化和制度的语境中开展研究。事实上，我不相信那些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和制度而构建的理论结构，因为它们从未经受来自边界之外的测试和修正。我力图避免隐性的民族中心主义，这在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但那些特别注重比较的研究除外。这并不是说理论工具不宜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而是说普遍适用的理论工具的生产，如果不仅仅致力于描述而是解释和理解人类各种经验的话，就必然受到不同语境的影响。因此，我充分利用了个人和学术的流动性在各种环境中工作和研究———先后在法国、拉丁美洲、西班牙、加利福尼亚、亚太地区、苏联、加泰罗尼亚、芬兰以及欧盟地区。这种文化多样性对于我的分析框架的搭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是我刻意选择了采用实地研究而非宏大叙事。这意味着我的工作必须有实证基础。当然，任何实证研究都需要理论工具和假设。我一方面依据美国社会学，而不是法国语境，尽管我是在法国接受了社会学的训练，但另一方面，我走得更远。我的所有理论阐述都基于一种不同的实证分析，并采用折中的理论方法: 我在不同语境中开展研究、民族志访谈和数百次深度访谈，将收集的二手资料、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综合起来。

在明确了研究计划的目标和方法后，我将概述自己研究领域中一些关于权力关系的分析，并详述我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精心构建的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我称其为网络社会。

二、作用于城市的权力

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城市对农村的支配被视为社会统治的主要杠杆。帝国的崛起总是令人联想起大都市中心的建立及其广袤的领地。工业化进程及其对移民的影响，将农民群体连根拔起，并造就了城市中心的人口大量集聚，随着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通过隔离和土地继承将社会区隔在空间上显现，新型的居住环境和社交方式开始出现。

在20世纪早期，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生态模式，以及在共享城市文化中不同移民文化的融合。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忽视权力关系，而是将其看作地方精英以及赞助、操纵机制形成的过程，通过这种权力机制，脆弱的管理机构能够控制那些可能偏离规范的人群。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和英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城市社会学。我于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以及80年代在美国的研究，连同我其他同事的研究，为城市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城市问题》和《城市、阶层和权力》[1]中，我试图在城市空间的形成和社会总体动态中，阐明生产关系与集体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由国家来调节公共产品的消费) 。我反对脱离城市生活中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文化统治而单独研究“城市”，但我同时也强调集体消费矛盾以及空间的形式和进程在整个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尝试着整合“城市”和“社会政治”，聚焦城市社会运动的变革潜力。我花了12年时间研究城市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入手，先后在法国、英国、拉丁美洲、马德里、旧金山开展研究，试图阐明“公民如何创造城市”，即城市居民如何将其价值观和利益投射到城市内发生的以及关于城市的种种议题中。因此，我展示了社会权力的主要迹象不局限于地方性政治，但地方性政治是多元主义政治科学的经典主题。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何种社会、何种城市被何种宏观社会力量和何种行动者在空间、文化和制度层面生产和体验。与芝加哥学派不同，我强调充满矛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和空间被创造、被争夺和改变。与多元主义政治科学不同，我不仅分析城市中的权力，还分析作用于城市的权力，即城市和整体社会一样，其空间形式和机制过程都被权力关系所塑造。

三、网络社会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城市研究三部曲，在这三本书里，我分别探讨了城市系统的动态学、城市政治制度以及城市社会运动。[2] 于是，我将注意力由伯克利时期的观点，转向一个开始萌芽的重要结构变革: 新型社会结构的兴起，也被称为后工业，后来我逐渐将其概念化为全球化的网络社会。鉴于科技和形态转变的规模如此庞大，我最初并未聚焦于权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预示了我后来在《通信权力》中发展出的权力理论。[3]

我花了15年时间研究全球性的网络社会。因为我必须到世界各地开展研究，以确保我的研究不会掉入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而这是早期后工业主义理论常有的特征。此外，全球化是全球性网络社会的关键。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逻辑，我调查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的共同特征与全球趋势影响下不同语境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全球性变革的分析中，我引入了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力量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促进了全球化，另一些力量则将全球化视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利益的侵略，抵制全球化并努力彰显自己的文化特性。我试图通过对信息时代的研究，来理解“网络”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互动，即权力的全球网络化逻辑与身份权力之间的矛盾互动。我还将研究拓展到国家的变革。实际上，面对全球化与民族抵抗之间的矛盾，传统的民族－ 国家已经暴露出危机并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政治形态。得益于我所做的跨文化全球性调查研究，我完成了三部曲专著《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对引发了新社会形态结构变革的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实地理论的阐释。在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4]中，通过将新社会结构置于全球不同语境中进行研究，我试图揭示其起源、轮廓和含义。我发现，这一新型社会产生于20 世纪最后25年，是三个各自独立却同时发生的进程相互作用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基于微电子和数字信息/通信科技的新科技范式开始出现; 同是70年代，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克服危机而进行社会经济的重组( 各种敌对的生产模式的命运各有不同) ; 早在60年代就在美国和西欧兴起的文化运动，原本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文化表达，却与数字网络时代无拘无束的交流方式契合得天衣无缝。

首先，我研究新科技范式的形成，是基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包括作为信息技术的基因工程。技术的变革应当被看作一个嵌入社会过程而不是影响社会的外部性因素。技术是总体性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新的信息技术以通信网络的形式促进了新型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形成。既然工业革命不能与工业社会截然分开，同理，信息/通信革命也是网络化社会结构变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杠杆，今天的社会变革包括新型生产和管理方式、新型传播媒介、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网络化的社会运动。

其次，社会变革的第二个维度是组织变革，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重组: 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网络化。这种网络化逻辑最重要的表现或许就是当代全球化的兴起，即一个特定系统( 如经济) 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技术、组织和机制方面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实时地或在特定时间在全球范围运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与过去深度的国际化形式不同，后者无法依靠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当前这种规模庞大、程度复杂和高速运转的全球体系。

我对技术变革和全球性经济重组的分析始于硅谷，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变革的发源地。然而，为了配合我的跨文化观测前提，我也在其他语境中开展同一进程的平行研究。因此，我去欧洲和拉丁美洲继续工作，同时在西班牙完成了一个重要研究计划，关于新技术和经济重组的相互作用。我在亚太地区开展田野调查， 那里的技术变革进程与硅谷的情况完全不同。1983—1995年，我先后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大陆) 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出版了几本专著，并对这些网络社会的机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包含在我三部曲的部分章节中。

最后，《信息时代: 经济、社会和文化》三部曲中的第三个维度研究聚焦文化变革，其特征是自治文化的兴起，这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普及的推动下，建立起全球/地方性的交互式通信网络，从而使人类互动全方位实现自治。实际上，在关于互联网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我已经指出这种文化如何直接影响网络技术，并由此形成互联网结构。反过来，互联网的无障碍通信能力又强化了集体和个人的自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网络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主要方面。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身份的权力》[5]中，我探讨了世界上各种文化身份( 包括宗教激进主义、民族主义、性别身份) 如何争取多元化和自治权，从而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标准化压力，而后者的逻辑正是由生产、消费、金融、科技和通信的各种网络所推动的。通过研究，我发现国家和政治表征体系受到的影响日益加大，表现为其合法性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就是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民族－ 国家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无法应对全球网络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政治表征已经被重新定义，原来的那种封闭的国家民主体系已经过时，重大决策必须在全球化参考系中制定，比如全球金融、气候变化、全球安全或全球监控等关键问题。我们有必要超越贝克所谓的“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千年的终结》[6]中，我检视了国家如何变革以应对挑战。我创造了“网络国家”这一概念，用来描述民族－ 国家采用各种共享主权的方式来克服全球性挑战并平复文化身份压力。这并不是说当前的民族－ 国家正在消失，而是它们作为权力机构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当各国政府、超国家组织、联合组织( 例如欧盟、北约、自贸协定等) 、区域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成共享主权的网络时，民族－ 国家或者被忽视，或者被重新安排，因为所有各方都相互协商、共同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我以欧盟的形成和矛盾为例进行了分析。这一主题在我21世纪出版的专著中反复出现，并触发了其他几个研究项目和专著出版，这些研究致力于探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欧盟面对的多重危机。

虽然这种多方位的社会变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表达，但其共通之处就是新型社会结构的出现。我将其称为“网络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我对技术、组织以及机构变革的观测。如果我们环顾周边的世界会发现，网络已经渗透进这个新型社会的方方面面: 全球的金融市场依靠电子网络来实时处理金融贸易; 互联网就是一个由计算机网络组成的网络，是万网之网; 电子超文本将全球/地方的各种媒介连接起来，包含了各种通信网络，如通信、制作工作室，新闻编辑室，电脑化信息系统，移动传输单元，以及由发送者和接收者构成的互动网络; 企业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商业组织方式，是由公司或亚公司围绕某一商业项目的执行而组成的网络; 全球经济就是一个由金融贸易、产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构成的(大)网络，由资本、信息和商业组织共同推动，实际上，全球化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化过程。各种社会运动就是这样通过互联网和无线通信在城市、国家和世界之间建立起连接。

网络的普及正在重新定义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指人的组织安排，体现在生产/消费关系及其在互动中表达出的权力关系。在信息时代，这些组织安排基于信息网络，得到信息/通信科技的支持( 在不久的未来，还会有生物信息技术的支持) 。这种新兴社会结构的来临，使社会科学面临诸多概念和方法论的危机。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定义权力与网络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我在研究网络社会时分析了权力和反权力，但在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专著中，我并未试图构建一个针对网络社会的权力理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个人原因: 我对信息时代的研究已经耗时多年，出于身体健康考虑，必须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第二是理论方面的原因: 我开始提出一种假设，围绕通信领域进行的意义构建过程是理解权力和反权力形成的关键，同时，在数字科技时代，在商业、政府都在进行结构重组的时代，通信本身也正经历重要的转变过程。因此，在探讨新的权力理论之前，我必须厘清权力、反权力与新型通信方式之间的关系。

四、通信权力

强制和劝说是权力运行的两种主要方式。“强制”指的是国家机构制定和执行法律和规范。“劝说”则是指各种文化机构(比如学校和生物医学组织) 创造权力话语，然后由社会化的通信系统加以传播。权力方要彰显自己的利益时，选择强制和劝说的相对权重取决于具体情景。强制和劝说的有效性则取决于二者在劝诱他人服从统治者的利益和价值观时如何互补。在研究通信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时，我首先确立如下观点:

暴力、诉诸暴力的威胁、规训话语、执行规训的威胁、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使臣属认同其价值和规则的合法化过程，上述这些在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都是相互作用的。

我的假设是，依赖强制的权力是一种较弱的权力形式，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获得臣属默许，或者至少是顺从，制度才可能持久。控制思想比控制身体更为重要。此外，控制思想不应理解为仅仅是纯粹的操纵，而是指个体以有效的沟通方式接受某些话语并将其内化。因此，研究通信系统的特征至关重要，它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权力话语的形成，还帮助我们认识权力话语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的思想。为了研究关于权力的话语生产，我必须深入了解网络社会的通信系统在技术方面的转变。就我个人而言，全面了解通信特别是数字通信，是促使我从伯克利转到南加州大学安娜堡通信学院的主要动力，我于2003年接受了该校的邀请，成为通信技术和社会组织的一员。这开启了我对通信与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也促成我在2009年出版了相关专著《通信权力》。在该书中，我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通信系统的根本性变革。第一，通信的数字化引发了新的通信方式: 大众自媒体，在互联网和全球/地方交互式通信的基础上，使发送者和接收者在同一信息流中交汇。第二，由于数位能力(digital capacity)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传统的大众传媒在完成技术整合的同时，却在文化和组织上深深根植于具体的语境。第三，纵向的大众传媒与横向的通信网络逐步整合到同一系统，形成了我以尼尔松(Nilson) 命名的超文本。第四，媒体公司在全球范围建立多媒体网络。这些商业网络将资本和管理集中起来，同时保证内容多元化和提供用户定制服务。第五，尽管政府对媒体仍保持着相当的监管和制度权，媒体公司已经开始代表大部分的大众通信，既包括传统的大众传媒，也包括网络化的通信系统。第六，大众自媒体的网络被亿万用户占用，他们虽然依赖远程通信和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但在定义交互内容方面却基本是自治的，并以牺牲其隐私为代价。我们的社会将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数字通信基本实现全部网络化。

如何评估通信变革对权力关系的影响，我的研究主要记录了两方面的实证发现。首先，由于通信网络的数字化、分散化和灵活性，通信网络变得无所不在，同时由于传统媒体仍然是大众传媒的主导形式，所有的政治从根本上变成了媒体政治。在通信空间里，政治的个性化被凸显出来。尽管媒体不是权力的持有者(因其自身的多样性，以及媒体、商业和政治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但媒体构成权力展现和最终运行的空间。我将互联网通信的各种网络纳入此通信空间中，因为前者在选举、管理、合法化和去合法化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治的个性化、以塑造和破坏政治领导人及政党的形象为政治手段，这两者共同导致了丑闻政治。原因有二: 一是媒体政治不能借助传统的金融手段筹措资金，二是把破坏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作为战胜政治竞争对手的最有效的手段。通信变革与政治体系合法性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我的专著《通信权力》的研究核心。

其次，要对网络社会中权力形成的变化进行完整分析，就必须考虑到新通信系统对反权力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运动的结构、组织、动态以及结果之影响。2009—2015年间发生的真实的社会运动为我的研究问题提供了答案。我从民族志和文献研究的角度，对我标识为“网络化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分析，特别是西班牙的愤怒运动(Indignadas) ，堪称西方世界其他运动的灯塔———这与2011 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经历的短暂而悲哀的命运不同。这项研究的成果即《愤怒和希望之网》[7]，书中对许多此类运动在不同语境中的共同趋势进行了分析(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巴西运动) ，通过指出它们在表现新价值、民主新形式中的作用，明确了网络社会中各种社会运动的轮廓。这些运动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创建了一种新的抗争体验，即将互联网中不间断的信息流与对城市空间的占领结合起来，最终在整个社会发酵。

由此，我终于可以对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和反权力、机制政治和社会运动进行具体分析，但依然依赖于经验观测。然而，我仍然缺少一个合适的理论构想来理解网络社会中的权力。这是因为尽管通信网络看似是权力的主要场所，但网络社会的多面性要求一个多维的权力理论。于是，我进一步构思出一个理论蓝图，并很自然地称其为“权力的网络理论”。

五、权力的网络理论

每个社会都有执行权力和反权力的特定方式。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权力主要由网络运行，并通过网络得以实现。同时，权力是多维度的，在网络社会中，多维度的权力通过多维度的网络执行。但问题是，网络的特点是什么? 它们在创造权力时又是如何运作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先区分四种权力形式:圈网权力( networking power) 、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 、网络化的权力( networked power) 、创建网络的权力( network-making power) 。

圈网权力指全球网络内的行动者和组织者支配网络之外的集体或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是排斥/容纳。网络守门理论探讨节点如何被纳入或排斥于网络之外，该理论展示网络如何通过守门将某些网络的集体权力施加于其他网络之上。社会行动者建立其权力地位的方式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不断积累有价值资源的网络,进而实行守门策略，对那些不能为该网络带来价值，或者对网络程序中的主导利益有危害的，阻断其通路。这样的例子也包括多媒体网络或金融机构。

要理解网络权力，先要参考格雷瓦尔(Grewal) 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全球化的理论化论述。他认为，全球化牵涉各种网络化行动者的社会协调。这种协调需要标准，我将其称为通信协定( protocols of communication) 。一旦协定规则被嵌入网络程序，权力就不再通过上述网络守门的排斥方法，而是通过准入规则来运行。网络权力的最终利益受惠者是某些社会行动者。比如，某些国际协定在规约政府间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或国际商贸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 时，就会通过施加一系列规则来体现那些影响力最大的私人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利益，主要以七国集团政府为代表。

网络化的权力是如何运行的呢? 一旦网络形成，谁是网络内部权力的拥有者呢? 在网络社会的网络中，权力占有问题，通过分析每个具体网络的运行情况便可以得到答案。每个网络都定义自己的权力关系，取决于其设定的目标。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和各级金融组织(如穆迪公司、惠誉公司、标准普尔公司) 对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些目标拥有阐释权。另外一个例子是军事权力: 如果一个国家为了追求拥有发动战争的更强能力而加强技术革新，积累知识和资源，这个国家将成为主导节点，美国便是如此。当暴力或以暴力作为威胁，成为政治行动者之间互动的主导性模式时，这种制造战争的能力将在地缘政治场景中使其建立权威。

然而，如果仅仅从一个维度去寻求答案，并将“权力的来源”判定为单一实体，那么网络中权力问题的分析将走入死胡同。军事力量并不能防止灾难性金融危机的发生; 实际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军事力量反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如非理性的、防御性的妄想，以及石油生产国或重大经济体出现不稳定。全球金融市场能够成为一个自动体，超出任何管理机构的控制，这取决于其网络中流通资本的规模、容量和复杂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它们的估价标准对不可预测的信息动荡的依赖程度。政治决策主要依赖于媒体，但媒体构成的平台却是多方面的———无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存在多少偏见———媒体政治的过程是极难预测的。资本家阶级的确拥有一定权力，但并不能支配所有人和事。今天的全球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市场。尽管全球治理不尽完善，但在商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以及面对来自国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抵抗，政府之间已经彼此连接起来，并与那些为民众解读政府行为的媒体进行协商。地缘政治的单边主义拥趸者最终必须承认: 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美国政府也不例外。与伊拉克和阿富汗近十年的战争，不仅耗空了美国的国库，还破坏了其国际合法性。总之，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只拥有部分权力(主要是破坏性的) ，而不是全部权力。因此，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在网络社会中失去了意义，但新型的权力和统治依然在塑造着人们的生活。这种新型的权力逻辑就是创建网络的权力。

在网络社会中，社会行动者控制他人的能力取决于两个基本机制: ( a) 根据目标创建网络并对其编程/重新编程的能力; ( b) 通过共享目标和整合资源，建立和加强与不同网络的合作，同时通过建立战略性合作，应对来自其他网络竞争的能力。我称第一种权力地位的拥有者为“程序员”; 第二种权力地位的拥有者为“切换器”。程序员和切换器当然也是社会行动者，但不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团体或个人。通常，网络在各种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界面运行。因此，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权力的执行者正是网络本身———不是抽象、无意识的网络或自动体,而是围绕项目和利益组织在一起的人。在网络社会，权力运行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联合行动，因此，产生出新形式的主体: 网络化的主体。

在《通信权力》和《愤怒与希望之火》两本书中，我对网络中权力产生的这两种机制如何运作进行了实证分析: 编程和重新编程网络目标最为关键，因为一旦编程完成，网络就能有效地运行并自我重新配置，从而完成目标。

不同行动者如何编程网络依情况各有不同。比如，全球金融的网络与军事力量、政治体系、科学研究或集团犯罪的网络相比就存在差异。因此，网络层面的权力关系必须根据每个网络的具体情况加以识别和认知。然而，各种网络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 思想、视野、框架都能生成程序。它们作为文化材料被嵌入通信过程中，特别是以全球多媒体商贸网络和互联网网络为核心的电子超文本。虽然思想可能产生于不同来源，并与不同利益和亚文化( 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宗教、文化身份、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代议制民主等)相联系，但这些思想还要在社会中被加工，这取决于它们在通信领域是如何被表征的。最终，这些思想抵达每个网络成员那里。因此，如何控制( 或影响) 通信网络，以及如何创建有效话语并引发有利于准程序员项目的通信，这些能力是网络编程所需的重要能力。换言之，通信过程以及实施通信过程的组织和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场域，即网络社会的权力场。

此外，还有第二种权力源: 对不同战略网络之间连接点的控制。占有这些位置的就是“切换器”。例如，对政府领导网络、媒体网络、科技网络以及军事安全网络之间的联系进行控制，从而实施一个地缘政治战略。它们或者是政治网络和媒体网络之间的切换器，目的是创建和传播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 或是宗教网络和政治网络之间的切换器，目的是在世俗社会中推动宗教信仰; 或是为学术网络和商业网络之间搭建桥梁互通信息，为大学提供资源和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对于上述“程序员”和“切换器”的论述，并不是要复兴权力精英的概念。正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权力精英能够将所有重要网络的编程和切换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才需要建立更加精密、复杂和协商式的权力运行系统。为建立这种权力关系，就需要在网络之间建立相互兼容的目标( 如市场主导与社会稳定之间，军事力量和财务限制之间，政治表征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自由表达和文化控制之间) 。这些网络彼此沟通，增强协同，限制冲突。切换者也是行动者，或者说是行动者的网络，它们参与每一个连接过程。程序员和切换器就是这样一些行动者和行动者网络，它们因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位置而拥有创建网络的权力———网络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形式。

正如我反复重申的那样，权力产生的过程必须从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一方面，这些过程可以强化现行的统治，或者占领统治性的结构性位置; 另一方面，这些过程也对现有统治进行抵制，代表着那些被网络程序和组织排斥在外或在网络中未能被充分体现的利益、价值和项目。两个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形成。两者虽然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逻辑。这两个机制既构成权力也抵抗权力。因此，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尽管其形式各有不同，但目的都是将新规则编进网络程序中: 赋予房产所有人权力以防止非公平抵押的止赎权，从而对抗金融机构的规则; 对政治腐败进行调查和处罚，而不顾整个政治阶层的私密性和共谋性; 强行取消整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而违抗财务出借人的指令; 抑或声讨跨国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希望借此影响股东和顾客的态度。在此情况下，经济核算的规则就从生长潜力切换至可持续的、平衡的增长潜力。这些例子都来自于2011—2015 年间我对网络社会运动所做的研究。但更为激进的重新编程是由于抵抗运动的影响，抵抗运动的目标是改变网络的根本原则———如果用软件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改变程序代码的内核。例如，如果上帝的意志必然战胜一切( 正如宗教激进主义的声明) ，那么，司法系统的网络就必须重新编程，不再遵从政治机构、法律规定或政府决策，而是依据主教或阿亚图拉对上帝的阐释。另一个例子是，当全球正义运动宣称要重写世贸组织管辖的贸易协定，将环境保护、社会权利和对本土少数民族的尊重纳入其中，这一行动就修订了全球经济网络运行所遵循的程序。

第二个抵抗机制是阻断网络间连接的切换，这些连接让网络被“元程序”所控制。“元程序”这一术语是指某一程序被用作网络程序的源代码，管理着各种组织和机构。阻断切换的方式很多，比如起诉，或对美国国会施加影响，从而解除寡头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连接。其他形式的抵抗还包括: 通过规范竞选资金从而扰乱公司企业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网络; 曝光副总统从其之前工作的公司获取收益，而该公司正从军事合同中获利; 抑或反对学术被各种权力奴役。如果更激进地干扰切换器，将会影响网络社会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例如，在以高度复杂、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对社会赖以生存的空中交通、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以及设施网络从物质和心理方面进行攻击。恐怖主义的挑战正是基于对此类网络的破坏或干扰威胁，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混乱，迫使人们总是生活于紧急状态，由此促进了其他权力网络的增长，特别是使安全网络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正如《愤怒和希望之网》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对网络社会中权力的抵抗，必须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支持的网络实现。

网络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统治和对统治的抵抗都取决于网络的形成和网络的攻防策略。实际上，这是对以往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如工业社会。工厂和大型垂直组建的工业公司，是公司资本和劳工运动的物质基础。同样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计算机网络、跨国生产体系、辐射全球的智能武装力量、反恐网络、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网络化社会运动，这些都是全球网络社会的组成部分。

总之，正如我在权力的网络理论中所定义的，“程序员”和“切换器”是网络社会中权力的执行者和反权力的主体。它们体现为社会行动者，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网络本身。这些行动者是谁，以及它们的网络是什么，这些取决于具体的语境和具体的过程。因此，我的研究并不是把权力关系消解在无止境的网络中，而是提倡对网络创建权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一种研究方法: 我们必须发现权力生产和反权力生产策略中涉及的行动者、利益和价值观的具体构形。

因此，我的网络权力理论并非旨在识别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持有者，而是提出一种假设从而指导对权力的研究。网络社会中的权力执行者是由在各自的网络中执行权力的行动者组成的网络。我还提出另一种假设: 通信网络在权力生产的过程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在公众心中，通信网络是意义构建的来源。我还假设: 对不同网络进行切换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源。谁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做，这些问题需要实证调查而不是理论化。理论的意义在于通过理论化的观测不断积累知识。而这些知识的产生，需建立一个契合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分析架构。总之，我的研究旨在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可用于指导研究，也能随时代发展而修改和更新，能够与网络社会的权力和反权力理论相契合。

由此，本文似乎重新回到了最初的构想，这一构想贯穿我一生的学术之旅，深深扎根在我作为一名学者的实践中: 以我们所在世界的特定方式去认识权力关系(这一人类生存的决定性关系) ，并通过构建一个开放式的实地理论，揭示和改变统治的来源，并最终发现走向自由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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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本文刊于《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原文题为“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刊登于《社会学评论年刊》(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6 年第42 期，第1 ～19页。译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 16ZDA197) 的阶段性成果，内容有删减。

作者简介：

〔西〕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 ，南加州大学安纳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与城市规划系名誉教授。

译者简介：

贺佳， 1981 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英， 1968 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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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茹方

校对：李书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