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 走向传播深处： “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哲学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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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理论界新近以来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隐晦的、暧昧的赞许、宽容和追捧令人不安。从哲学深度剖析其可能性后果，多少能遏制以新闻传播学领域为甚的非理性的狂奔与撒野。“后真相时代”思潮是非理性要素的沉渣泛起、政治“异象”的兴风作浪、媒介传播的推波助澜。推动“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不断偏离本性而沦落为“私域”和“私利”的权力工具的，是政治上的种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力量。新闻传播领域对“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推波助澜，其思想深处是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作祟。我们需要把“后真相时代”思潮区分为 “经验呈现”和“价值观作祟”两个层面。“经验呈现”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可以理解和原谅，但“价值观作祟”层面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则不可原谅、不可放纵。我们必须清醒，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所以，要不断澄明“经验呈现”层面，狙击其长期积淀而进入“价值观作祟”层面。

 关键词 

传播   后真相时代  政治   哲学

悠然间，这个时代被人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命名为“后真相时代”。可以看出，所谓“后真相时代”，既是对汹涌波澜的种种非理性的“后真相”政治事件和社会景观的经验描述与提炼，也是对未来时代发展的极为主观的幻想式引导。其意蕴深处大有为非理性的扭曲甚至病态的价值观在未来时代诸多学科领域取得“合法性”的意图，尽管这种“意图”也许并非是自觉的。在我看来，虚妄性地冠“后真相”以“时代”而形成所谓“后真相时代”事件本身，就是典型的“后真相”思潮狂躁喧嚣的表现。虽然还不能说，“后真相”追求或追求“后真相”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从学术理论界新近以来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隐晦的、暧昧的赞许、宽容和追捧等等事实看，着实令人不安。罔顾真理底线被残破的宽容和隐忍，实乃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堕落。

本文使用“深处”这一概念，意图着意哲学角度，挥撒“奥康姆剃刀”，尽力剔除裹挟在“后真相时代”狂躁表面的种种华丽外衣，通过从学术理论层面的剥离式的检讨，展现“后真相时代”思潮背后的“真相”及其狂躁无羁的可能性后果，期望多少能遏制一下以新闻传播学领域为甚的喧嚣浮躁社会中“后真相时代”思潮背后人类非理性的狂奔与撒野。

一、非理性要素的沉渣泛起

先从“时代”这个词说起。“时代”本来是一个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体性特征来提炼和描述历史时期的哲学范畴。“时代”范畴的本质特征是合理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举凡伟大的思想家抽象提炼“某某时代”时，总是慎而又慎，十分严谨。比如，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费迪南·滕尼斯曾著有《新时代的精神》一书，他首先意味深长地指出：“每一个时代只要持续着，本身都是一个新的和年轻的时代。当然，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被称之为老的，如果人们由它出发，回顾它身后的几千年的话，甚至想起人类社会思想习俗之处，即人类发端的话，我们无法提出在时间上测量这些始起之发端。”[1]因此，当他想用“新时代”这个范畴来论述“中世纪”以后的“时代”的时候，是那样地严谨和慎重——思考、写作历时数十年，用一部专著，从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乃至于个人精神的诸多领域和方面，通过对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深邃分析，才小心翼翼地提炼出 “新时代”（大体上就是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个范畴。而我们现在动辄就出现这样那样的“时代”，实乃反映出学术精神的浮夸和狂躁。眼下“后真相时代”的横空出世和喧嚣繁闹就折射出这种浮夸和狂躁。

从时间顺序来，是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Ralph Keyes） 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这一概念。他的解释是：这个时代的人类不只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归为谎言。麻烦在于：人类对此不像从前一样感到有罪、焦虑和羞愧。很明显可以看出，作为作家，凯伊斯很敏锐地观察到了当下社会中一种“闲扯淡、扯闲淡”的社会现象，虽然使用了所谓“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这一概念，但他的着力点却决然不是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这一概念来提炼和渲染这个时代。因此，正像曾有很多人热衷于研究“后工业”、“后现代”、“后中心”、甚至“后普京”等等现象但并不据此认为就可以标称“后工业时代”、“后现代时代”、“后中心时代”、“后普京时代”一样，把“后真相时代”作为一种严谨的理论“桂冠”扣之于凯伊斯，恰恰不是“后真相时代”出笼的真相。时隔十几年的2016年，《牛津字典》把“post-truth”（被我们译为“后真理”或“后真相”）作为年度热词公布于众，进而掀起了“后真相时代”的思潮。我这里所谓“思潮”的含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人们似乎非常同意用“后真相”来命名这个时代；二是各个学科学术领域热捧“后真相时代”，一时间，把它“热腾腾”地乃至于无条件地用于分析解剖当下社会的政治、新闻传播现象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不要忽略的是，作为一种严谨的学术载体，《牛津字典》并没有把“后真相”与“时代”揉在一起，而相反，把来自于凯伊斯的“后真相时代”做了分离，只是采用了“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应该说，这种分离，是谨慎而精当的。与凯伊斯一样，《牛津字典》只是给我们总结和提供了当下社会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后真相”社会现象而已。如同这个时代总是在不断地产生新生事物一样，不知何来对“后真相”如此的追捧和狂躁。

对于所谓“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关注和研究，不要因为其新鲜和刺激，就把“后真相”神秘化和妖魔化。大可不必动辄就把“后真相”与德国古典哲学而来的“主观性”、“客观性”、“坏的主观性”、“好的主观性”“主观的客观性”、“客观的主观性”等等这些哲学思辨性的范畴缠绕在一起，不要刻意让人重新回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精神现象学”中去（虽然“后真相”只有通过哲学的揭示才能显现其本质和演化逻辑）。现代人似乎已经承受不起这种思辨哲学之美和深邃思考之重，一定会引起“头疼”而失眠的。在我看来，“后真相时代”思潮的背后，无非是人们面对悬浮多变的社会生活所诱发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觉、情感、相对主义乃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过分冲动的结果，可以从特殊的角度看作是人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思潮的沉渣泛起。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无视和蔑视人类精神世界的固有要素——非理性（潜意识、直觉、情感、信仰等），与人类的理性一样，人类的非理性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却在于人有理性、人是理性的。正因为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自然要素，在人类精神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总是交织缠绕、彼此起伏。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在这种历史长河中，虽然种种过分偏执的“理性主义”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枯燥，多少束缚了人们对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甚至导致过人类理性的桀骜不驯和狂妄自大，但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然是建基在人类理性的基石之上。古往今来，举凡脱离和偏离人类理性的种种“非理性思潮”乃至“非理性主义”，均给人类自身带来程度不同的灾难。我之所以使用“沉渣泛起”一词，就是想说，历史上这种非理性思潮并不鲜见。

以西方文化历史为例，以古希腊罗马时代为“家园”的古典理性主义，在充分绽放了人类理性的光辉之后，后期罗马帝国的肆虐扩张所折射出的人类理性的“恶的无限”，反而把西方社会带入了以宗教信仰为载体的非理性主义主宰的漫漫中世纪。不管现在人们怎样评价中世纪，这个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非理性主义对人类精神的蹂躏以及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阻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此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主义号角唤醒人文主义运动，响彻整个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到了十九世纪，达到了人类理性主义主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为止。长达三个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大行其道，产生了资产阶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为火车头的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盛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

但是，正像中世纪在非理性主义主宰下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陷入扭曲一样，理性是高尚的，但却并不是万能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也同时需要情感、需要信仰。将近三个世纪的“理性的独断”，也带来了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就此，西方社会学家罗斯感叹到：“理性主义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它剪断了想象力的翅膀；限制了情感；曲解了社会的冲动；掠夺了宗教的全部奇迹；忽视了人类本性中热情奔放的一面。”[3]十九世纪确实潜藏着理性主义达到顶峰后必然出现的危机，这种危机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终以强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显现出来。从人类精神意识的深层最早看出这种危机之端倪，从而对理性的“恶”的“权力”开始限制的便是康德。康德将全世界从“独断的瞌睡”中叫醒，从他开始的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把人类理性送上了历史审判台。二十世纪50年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用一部厚重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展示以德国为样板的从谢林到希特勒的“理性的毁灭”过程。他无比犀利地解析和批判了以尼采、叔本华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给人类已经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灾难。他以此为“丰富的教训”严肃地警告后人：“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属于德国历史中最耻辱的一页，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它，以便德国人能够根本克服它，并有力地阻止它的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那个有过丢勒、托马斯·闵采尔。有过歌德和马克思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东西，将来也有远大的前途，所以她没有理由害怕畏惧，不对有害的有威胁的遗产做好不留情的清算，在这双重的——德国的和国际的——意义下，本书愿意为每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个警告、一个教训。”[4]必须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对于各种非理性主义（包括民粹主义）的重新泛滥，卢卡奇的这种警告，仍然震耳欲聋，具有时代的警钟意义。

从哲学的纯学理上讲，人类的理性对应的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以及对追求并能获得真理的坚定信仰。虽然，在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深刻批判中，他以“物自体”为边界，为人类的理性“限制了地盘”，但康德只是更加理性地划分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理性与非理性（情感、意志、信仰等）的界限，并没有据此就否定了与人类理性对应的“真理”的存在，而是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确定了与人类情感对应的“美”的存在、与人类意志对应的“善”的存在，以及与人类信仰对应的“幸福”、“自由”的存在。正是康德把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提升到了信仰的至高境界。他说：“认为某物是真实的，或认为与信仰相关的一个判断有主观效验（它同时也有客观的效验），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意见、信仰和知识。意见是指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都不充足的一种判断。信仰在主观上充足，但在客观上不充足。知识既在主观上、又在客现上充足。主观上充足披称为确信（对我自己来说）；意见上充足被叫做确实（对所有人来说）。”[5]他虽然指出“物自体”在理性上“不可知”，但是，要在信仰上“信以为真”！这就是要求人们对追求真理的追求升华到信仰的高度，警示人们不能失去追求真理的信仰！人类的非理性在不脱离理性的轨道上，会给予这种认知和信仰以极大的热情和动力。而一旦脱离这种理性，怀疑人类的理性认知，动摇追求和获得真理的信仰，那么，种种非理性便会成为“脱缰的野马”，制造出难以想象的种种“失去理性”的事情。

在目前的这场非理性主义支撑和作祟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过分热衷于渲染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种种新鲜事物，其危害似乎只是表面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已经看到，在为“后真相时代”的“合法性”的种种辩护中，已经深深触及到了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以及对追求并能获得真理的坚定信仰，这便十分可怕了。在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辩护中，他们不但对究竟有没有事物的真相表示质疑，而且试图取消“真理”（乃至于“客观性”）这一概念，更有甚者，把在“后真相时代”思潮研究中对真理的维护，看做是“有关真理的一曲曲挽歌”，认为“后真相自身就是当代真理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有待克服、规训的情景，而是当代社会真理展现自身的唯一方式。正如 我们对于后真相时代的客观性的分析一样，真理在当代正是依赖于诸多的悖谬而显现出来的。面对后真相时代，应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它自身的存在样态本身预设了一个全新的真理阐释方式已经到来。”[6]

呜呼，哀哉！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支直接毁灭真理和人类追求真理之信仰的“哲学强心针”注入“后真相时代”的思潮中，会有怎样的后果？人类追求真理的信仰一旦倒塌，科学的光芒不再照亮世界，人类岂不又回到那在神灵的感召和牵引下摸索前行的漫漫长夜？

二、政治“异象”的兴风作浪

自古以来“政治”都在人类社会的演变中扮演着主角。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发端似乎也不例外，从追索其真相的角度看，在喧嚣甚上的语词、话语及种种论断、论调背后，是新近以来种种政治“异象”兴风作浪使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以来，西方政治中的种种政治撒谎事件的频繁出现，就已经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美国政治中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统治者竭力封锁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使“后真相”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走入人们的政治生活。

如果说，美国政治中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还是作为一种故意隐瞒真相或故意远离真相的政治撒谎的“偶然事件”，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当选过程中新闻传播运作背后的追求真相信仰的丧失、英国脱欧的现象与本质的荒诞背离，使人们觉得一下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脱欧，从政治体制和政治传播机制乃至于政治制度层面，突显了政治中的忽略真相、蔑视真相、欣赏谎言、追求新奇、玩转规则、崇尚过程、情感宣泄、品质任性等，终于在政治的“不靠谱”和不确定的骚动中，“后真相时代”思潮逐步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风靡全世界。就此，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干脆直接提出了“后真相政治时代”这个概念，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一文，悲哀地认为，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事实一直占据神圣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人们经常以“事实”为最终的检验标准。但在今天，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历史进入“后真相政治时代”。

“政治谎言”是自古以来人类政治运行过程的常见现象，常常被一些政治家视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必须隐瞒真相的“政治艺术”。正像日常生活中谎言有“善意”“恶意”一样，政治中的谎言不必大惊小怪，但如若为了某集团的一隅之利或者某个人的一己之私，就把故意隐瞒真相或故意远离真相的政治撒谎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目的、作为一种政治能力，甚至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政治信仰，那就偏离了人类政治“公共性”的天然本性，成为一种政治“异象”。

众所周知，政治的天然本性是建构、维护和捍卫超越任何“个人”和“私域”的“公共”秩序，“公共性”是人类政治的天然本性。诚然，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公”域“私”、“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是不断变化、具体生成的，但是，政治这条勇往直前的人类文明洪流，其维护和捍卫人类公共秩序的本性是不变的。

如果说，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是被关注被挖掘被肢解的主要领域，那么，接着可以说，推动“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不断偏离本性而沦落为“私域”和“私利”的权力工具的，则是政治上的种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力量。毫无疑问，在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的“盛大演出”中，“民粹主义”是贯穿演出始终的主角。从理论上讲，无论以“意识形态”、“话语策略”抑或“政治风格”等花样翻新的面貌出现，“民粹主义”都是地地道道的背离人类政治本性的思想和理论。现实中，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民粹派”到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新民粹主义思潮，最后到当前正在上演的特朗普所玩弄的美国政治以及英国脱欧闹剧等等的历史演变和演化中，民粹主义的“症候群”，是打着“人民”或“平民”的名义“反智识”、“反逻辑”、“反建制”、“反精英”、“反中心”、“反真相”。民粹主义支配下的政治实质上是在“人民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下，越来越背离人类政治前进的方向。一些在民粹主义簇拥下崛起的所谓政治家并没有把将对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的终极价值关怀真正作为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而只是出于政治博弈或获取选票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政治手腕。他们运用这种平民主义价值观谋取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最大限度地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使自身在与政敌或反动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优势。这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以平民甚至是底层民众的激进诉求影响政治进程，其政治动员极具煽动性，是出色的“政治煽动家”。2010 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首先提出“后真相政治”概念的时候，就认为当代民粹主义的政客们借助媒体力量左右事实真相，使得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完全偏离正义精神与公共利益。[7]

尤其在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和基本边界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民粹主义支配下的政治都会像吸了毒品的瘾君子一样疯疯癫癫，“不着调”“不靠谱”！

所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坚信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伴随着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升华，政治的公共性本性越来越彰显和强劲，任何违背和危害公共性的私利和私欲终将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被荡涤和清除。

三、媒介传播的推波助澜

人类交往的发展、社会多层面全方位的“展开”依赖的是传播。当人类社会越来越超越“经验社会”而进入“信息社会”以来，其万事万物的所谓的“真相”便也越来越通过传递信息的媒介呈现出来，社会也越来越成为“媒介化社会”。这一点正像爱德华·萨皮尔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关于“传播”的论证：“虽然我们谈起社会时往往好像它是一个由传统所限定的静止的结构，但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各种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有组织的单位的成员之间部分的或完全的了解所组成的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状系统。诸如，从一对情人或一个家庭到一个若干国家结成的联盟，或者是报纸通过它超越国界的影响所及的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属于这样的网状系统。它显然只是各种社会习俗惯例的静止的总和；实际上，它正从参与这个社会的个人中获得的带有传播性质的特定行为，被注入新的生气或创造性地肯定。……我们把这个例子扩大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会说“传播生成社会”。[9]

“传播生成社会”，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中文化发展与进步中传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跃迁中，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越来越成为具有“原始推动力”的活跃性变量，某种条件和情景之中甚至会成为“主变量”。当年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就传播媒介的作用放言道：“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应用，宣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0]

传播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最为突出的作用是对政治逻辑的“嵚入”。理论上讲，政治与传播并不处在同一等位序列之中，说到底，传播本质上乃是一种政治需要甚或仰赖的工具而已。它们各自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在各自的领域按照各自逻辑运行。具体说来，“政治”的运行逻辑是一强制性的“权力”控制行动，政治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控制社会的政治目标是政治逻辑最终的唯一的旨归；而“传播”则以传递运载客观信息为旨归，其运行逻辑是追求和呈现事物真相。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利用支撑，但不相互越界“嵚入”。但是，自20世纪以降，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成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换的必经渠道，媒介自身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制度之中、各种制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开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响。这种社会与媒介通过结构性交叉，衍生出整个社会对媒介的依赖甚至“遵从”。在此种“社会媒介化”情形之下，建基于媒介发展之上的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则疯狂地“嵚入”政治之中。[11]

新闻传播对政治的“嵚入”，几近形成了美国学者兰斯·本奈特所谓的“媒介化政治传播”。本奈特在最新出版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 [12]麦克奈尔甚至把媒体视为更加赤裸裸的“政治行动者”，她提醒我们注意：“当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媒体机构不仅仅具有传播信息的认知作用，还具有分析、估价及评论的解释功能。媒体不仅仅报道政治事件，它们还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环境中的一部分。它们为政策及解决方案的讨论做出了贡献，这不仅仅因为它们设置了公共议程，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政治家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还在于它们褒贬评议了各式各样流通着的政治观点。[13]在麦克奈尔看来，媒体“定义政治事实”，即“通过新闻采访以及新闻生产的过程，最终把一个‘成型’的阐述呈现在受众面前，告诉他在特定的时候，政治事件中哪些事情‘真正’重要。记者向我们传递了政治的‘意义’。他们把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嵌入叙述框架中，这些框架让事件以故事的方式得以陈述。”[14]

事实上，麦克奈尔所警告的现象不断在现实中重复且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上演着。就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喧嚣而言，就正是一个新闻传播（媒介）对政治异象狂躁不安式的推波助澜的“活报剧”。就此，我非常赞同著名学者基恩的论断：“‘后真相’是一场由媒体助力的、因为媒体对情感和个人信仰的呼吁和宣泄而对客观事实的公开埋葬。”[15]在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盛大演出”中，“新闻传播”一路向前，通过基恩所说的“谎言（lies）、胡扯（bullshit）、插科打诨（buffoonery）和沉默（silence）四个维度”成为政治权力操弄“后真相思潮”的“跳梁小丑”。“当后真相被视为政治家、新闻记者、公共关系机构和其他参与者的公开表演时，它就像20世纪老上海出现的杂耍马戏。老式杂耍马戏的组成人员包括壮汉和歌手、舞者和鼓手、吟游诗人和魔术师、杂技演员和运动员、喜剧演员和马戏团的动物，这是一场表演。而后真相也是一场‘秀’，它精心打造了一个公共场景，邀请数百人甚至更多的人观摩，为他们提供娱乐。但娱乐不是后真相的全部，它具有充分的政治特质，后真相是政治操纵的新武器。”[16]

当我们继续走进“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深处时就会发现，依赖于媒介的新闻传播领域对“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推波助澜，其思想深处是“三大主义”作祟。

第一是相对主义。从哲学理论上讲，当我们不再披荆斩棘深究客观真理的时候，就是相对主义乘虚而入的时候。在相对主义看来，世上并没有什么真理，何来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就算有真理存在，真理也是空中的月亮“你走我也走”，是一个永无尽头的无底洞，真理就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因而“没有真理”本身就是真理。必须指出，在人类哲学发展和理性认知中，这种相对主义哲学早已经被科学理论驳倒，已经被扫进了哲学的历史垃圾堆之中。然而，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喧嚣中，相对主义又被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拣了出来。有学者深沉地抛出了“真相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试图用地理学的“空间”理念和历史学的“时间”理念来包装“后真相时代”，说什么“真相不仅仅是空间，也是时间。真相的历史是伴随着争议的；真相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成为真相。真相史表明，真相的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变化。”[17]可以看出，这种思想与论断与前面我们批评的哲学理论的“真理挽歌”论完全同出一辙。

新闻传播界在面对“后真相时代”思潮无情地“埋葬”人类追求真理的信仰时，不但没有坚守自己“深度追求真相客观呈现真理”的天然品质和“良心阵地”，反而“集体沉默”，让射杀真理信仰的子弹在新闻传播造就的“慢事件”（无限放大真相的浮出过程，甚至为了某种利益或者在某种权力支配下故意悬置真相）中恣意扫射。在此，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一下新闻传播学者约翰·基恩所讲一个稍长但不乏生动的“思想故事”：“简而言之，真相会随着时空变化，每个地方的真相是不同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比利牛斯山脉一方的真相在另一边是虚假的。福柯也重申过他在诊所和监狱内讲述真相（le dire vrai）诞生的观点。任何时候，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真相的地理学和其概念本身都是同等重要的。……新的真相地理学也强调，在一些生活空间中，真相无足轻重；在一些地方提及真相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如果有人站在一群罢工者面前说‘2+2=4’，无疑会被嘲笑，因为此时，人们并不关心真相是什么，真相不需要被提起；而在有些地方，说出真相会带来危险后果，例如罗兴亚地区的父亲们对巡逻、狩猎、强奸妇女的缅甸军队说谎，站在家门口说他们家没有女儿。”[18]

第二是唯心主义。在现代人的哲学思维中，“唯心主义”这朵“不结果实的花”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随意“唬人”的标签，但是，作为人们判断和把握世界的前提性立场，人们理应坚守唯物主义摒弃唯心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唯心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无限夸大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沉浸和满足于人类精神的能动状态，忽略、不在意和不承认精神背后的“物质根据”。事实上，在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得制造、参与和推动“后真相时代”思潮的人，不但把唯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立场，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目标。正像有学者指出：‘后真相’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情感大于事实。在个人私利和情感至上的鼓噪声中，真相要么被无情漠视，要么被有意遗忘。在海量信息、各异观点和各色情绪围攻下，真相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二是消解事实是常态。在‘后真相’时代，观点有时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真理更是常常陷入各种言论的遮蔽之中，‘事实胜于雄辩’渐行渐远,‘雄辩胜于事实’始占上风。”[19]

从基本的哲学原理上讲，相对主义最终会走向唯心主义泥潭的。在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这一点已经充分暴露了出来。他们正是沿着“真相并不重要”——“真相难以寻找”——“真相并不存在”的“思想路线”最终走到了“真相就在心中”的唯心主义泥潭。请看一段关于“后真相”学术探讨中中外学者的对话：“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被纳入真相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认知框架中。自古以来，中国对‘真相’也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基恩先生所说的‘真相是多元的’观点，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得到呼应。中文的‘真’与‘真相’更强调本真的东西，内在于人心、内在于自然。而西方对真相的理解，似乎更强调真相外在于人心，真相是外求的，而非内在的。”；“您的这个讨论对我很有启发。说实话，西方人可能比较难理解中国哲学的观点，中国的真理是在一个人的内心，而西方人总是认为真相是在人心之外的，真相是我们与外界的一种关系，存在的才是真相。这中间涉及基督教的影响，我刚才也提到了宗教的争论。所以什么是真相呢？从宗教的观点看，真相就是上帝，上帝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教堂，只有当我们接近他们，我们才接近真相。因而，真相是一种关系，真相是我们和外界的关系。”[20]多么地昭然：我们被轻松地引入了往往最为吸引人的唯心主义宗教的精神境界之中；它非常巧妙地把人们带入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哲学境界：“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第三是实用主义。人们追求事实真相的信仰一旦崩塌，就会在唯心主义认知的支配下，打着相对主义的旗帜，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采取实用主义的选择。实用主义的骨子里就是“实用便是真理”、“真理的标准就是使用”。而“实用”与否的判断依据，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我们已经看到并体验到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们是如何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隐瞒真相、欺骗公众、操弄舆论和玩弄权力。早在1992 年，史蒂夫·特西齐(Steve Tesich)就在《国家》杂志上发文批评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故意操纵媒体进行有选择性的报道，让民众只能了解部分事实，从而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21]

对于新闻传播界来说，“后真相时代”思潮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我们生活”的“传播的丰饶”与“丰饶的传播”，使人们轻易就放弃了对事物或事物背后真相的艰辛探索和精神思考，没有丝毫作为新闻传播者的“勇士”精神和道德愧疚感，直奔各种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去。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盈利成为媒体的主旨目的和实用目标，它们刻意营造一种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的不三不四、不真不假的所谓“第三种现实”以虚假传播、戏谑受众、玩弄真相、践踏真理、丢弃责任。这些已然很突出的现象和事实，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反而却赚得钵满盆满，尽显实用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残虐。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具有无比强大支配力，时至今日仍几乎是美国及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国家哲学”，一旦成为新闻媒体的思想理念，一定会给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个体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四、结语

我们无需继续全面系统地剖析正在持续“上演”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但是我们有责任发声理性检讨其思想深处的“根蒂”和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当然，所谓“理性检讨”不是简单地情感式“炮轰”（尽管有时这种“炮轰”也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我们不妨尝试一种“分层对待”的学术态度，即区分一下“后真相时代”思潮的“经验呈现”层面和“价值观作祟”层面。所谓“经验层面”，是指“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模糊的、不确定的、非自觉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所谓“价值观作祟”层面，是指“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清晰的、自觉的、确定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经验层面”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而“价值观作祟”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则不可原谅不可放纵。我们必须清醒，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所以，不断澄明“经验层面”，狙击其长期积淀而进入“价值观作祟”层面，是这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注释 

[1] [德]费迪南·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3] [美]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4]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28页。

[5] 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著：《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0页。

[6] 夏莹：《“后真相”：一种新的真理形态》，《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7] Jane Suiter. Post-truth Politics[J]. Political Insight,2016(3):25-27.

[8] 转引自[美]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陈亮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9] 关于这一论断的学术论证，可参阅拙著：《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0]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1] 关于政治、媒介及资本三种逻辑的关系的详细论证，请参阅荆学民、祖昊：《政治传播中政治、媒介、资本三种逻辑及其博弈》，《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

[12] [美]兰斯·本奈特等：《媒介政治化：政治传播新论》，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3] [英]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琪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4] [英]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琪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7页。

[15] 参见：肖珺、单波、杨家懿：《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16] 参见：肖珺、单波、杨家懿：《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17] 参见：肖珺、单波、杨家懿：《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18] 参见：肖珺、单波、杨家懿：《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19] 庞金友：《网络时代“ 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探索》2018年第3期。

[20] 参见：肖珺、单波、杨家懿：《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21] Tesich Steve. A Government of Lies[J]. The Nation,1992(2):42-46.

作者简介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发于《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及转型研究”( 17AXW010)；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新时代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支持项目“全球视野下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CUC1SJC06）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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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可慧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