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朱子微 | 范式的变迁与危机 ——“四史”编写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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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四史”编写的研究历经时序性范式变迁。20世纪50、60年代，“政治化”范式以政治观念来估断文学/史学作品的功效与等级；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叶之后，“去政治化”范式离开“政治标准第一”而重返“真正的文学”或“真正的史学”；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范式将态度、心态、口述等作为研究重心。对“四史”编写的研究已陷入了困境，应采取“陌生化”策略，从传播学维度重新提出研究问题。

关键词

“四史”编写；范式危机；政治化；去政治化

本文“四史”①是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编写‘个人史’、‘家史’、‘厂史’、‘村史’的合称”[1]281，渊源于1956年“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语境中由文学界首倡的编写工厂史②、公社史，继而衍生至编写村史、家史，史学界亦迅速应和，各种以厂史、社史、村史、家史为名目的文学或史学编纂活动一时蔚为热潮。有学者用“群众史”概念，来指称“四史”，认为这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上后发的概述和囊括，包含了1957年以来各类以“群众”为撰写主体、撰写对象和预期读者的文本，其内容非常驳杂，涉及工农业生产、军队发展、家庭生活等多个领域，并辐射到“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文本则包括工厂史、公社史、工矿史、街道史、村史、家史、战争史、连队史、革命历史回忆等诸多类型[2]67-77。也有将村史、社史、厂史、老工人和老贫下中农家史称为“五史”[3]19-25，或将人民公社社史、工厂史和部队队史合称为“三史”[4]92-100。本文用“四史”或“四史”编写这一得到时人和后来较为公认的提法来指称建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涵盖所谓工厂史、公社史、工矿史、街道史、村史、家史、战争史、连队史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体裁不一的诸多体裁及文本的编写活动。

本文目的是在梳理“四史”编写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尝试采取库恩的“范式”理论对这些以“四史”编写为研究对象的所谓“思想的事实”[5]6-11进行学术史研究，追踪这些历时性研究在时间更替中所体现出来的“变化的现象”，探究这些“变化的现象”背后的所谓“本质”与先验性偏好乃至范式危机，同时呼吁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十七年时期”、包括“四史”编写在内的文学-文化实践研究要采取新的学科范式重回历史场景。

完成这一追踪有两个前提预设：一是力所能及而又选择性地收聚、占有和研判以往“思想的事实”，即以“四史”编写为研究对象的既有研究文献。以“思想的事实”而言，“四史”编写涉及领导人批示、表态性言论、作家或作家型官员的书评、媒体导向型的评论、普通读者的读后感、文学史编撰等大量文献。精力与篇幅所限，本文中所研判的研究文献避开“四史”之“文学还是历史？”这一学科归化的定位尴尬与纠结③，“文史不分”，以文学史著作为主④，以期刊文章为辅。

二是在占有文献的基础上，对既有“思想的事实”进行范式阐释。“范式”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其主要含义之一，是指某个学科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假设，后来人们倾向于把“范式”理解为某个学科或某个方法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一旦被学科共同体接受或领会，哪怕是意会或默会，便具有预构性的选择与排斥功能。换言之，学科范式既会定义和框限某些“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界定为研究对象，也会将某些“事实”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对某些“事实”选择性地视而不见。这意味着需要从新的问题视阈、学术范式抑或学术方法，对既有研究进行辨析、评判甚至校正，这“是当下的思想与以往思想的对话，其核心任务，以当下的、研究者的尺度，从内部视角重新认识以往的学术经验，以供当下及今后学术参考”[5]6-11。

一、“政治化范式”下的“四史”编写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四史”编写方兴未艾之际，也是所谓的“同步研究”[6]56-63时期，无论文学研究还是史学研究，均给予“四史”编写以积极的欢呼、正面的表彰，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显要”或“显赫”来指代。这些文章零散在《文艺报》《人民文学》《读书》《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上（参见图1）。发声者或主要来自以周扬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数身居文艺界、史学界要职，是当时文化方针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或是新中国教育下的学术新人，在“主人翁意识、阶级认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放弃了个人话语而自觉认同、皈依政治话语”[7]39-40。他们对“十七年”“当下”文学、史学的评说，目的是为建构共和国以来富于“新质”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寻找立论依据，而文学/史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6]56-63。“政治化”范式研究成为此际最为重要的共同体框架，体现先后面世的、三本影响颇大的文学史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三部作品都对‘群众史’有所论及，其观点也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界对‘群众史’写作运动的看法”[2]67-77。

出版于1960年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在其“导论”中称：“大跃进以来，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编写工作，是群众文艺创作活动的新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民歌运动和公社史、工厂史的编写工作，证明我们的劳动人民不但有了自己的诗，并且有了自己创作的史，它们为整个群众文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和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8]9-10。该书中册第六章的标题是“工厂史、公社史”，并用10页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工厂史、公社史包括部队史的简单发展历程、写作的意义、写作的方法。按照该书的看法，“这些历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许多独立的故事组织而成，各个故事之间没有一定连贯性，但是“能反映出一个社或工厂的全貌和发展历史；一种是“有头有尾地按年代的顺序写下来，其中又穿插着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生动事件的描绘”。“尽管这些历史编写的方法不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虚构，这是它区别于别样文学样式的地方”。除了凸显其教育意义和文学价值之外，该书认为工厂史、公社史“在史学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收集到大量历史资料，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编写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地方史的宝贵资料。”[8]128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完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一个年头即1958年12月，于1962年9月出版，对“四史”的介绍最为详尽。该书提出，“十一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视野更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性变化……为革命的文学艺术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9]1-2，“这部文学史基本是按阶级叙述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工农兵，工农兵的地位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得到空前的强调，工农兵群众创作也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线索”[10]6。本着这样的前提，该书认为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是“文艺性的历史纪实，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而“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和部队史是对全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为群众文艺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9]575-576。在独特的时代氛围中，该书在第三编第三章“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高潮（上）”第三节专门分析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详细说明了“四史”写作的意义、功能与发展过程。该书还分出专节“重点作品分析”，详细说明了《北方的红星》《红色的安源》《绿树成荫》《麦田人民公社史》等“重点作品”的编写背景、主要编排体例、“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可贵成就”以及存在的缺陷，比如《麦田人民公社史》“在选取题材的广度以及对题材描写的深度还不够，以致对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觉悟成长起来的过程，体现得还不十分明显，脉络还不够鲜明”[9]592。

《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在第一章《绪言》中同样也以一种激昂的姿态回顾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史，宣布“解放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入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的阶段”，“社会主义新文学”“是一种彻底革命的文学”，必须“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必须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文学作品已不再是有闲阶级的消遣物”，而是“生活的教科书”[11]1-28。该书将“革命回忆录和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的创作的广泛展开”称为“在整个国家的大跃进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新景象”，但在其152页的有限篇幅中并未给“四史”写作留有专章，仅仅在《绪言》中有所提及，称“这一创作运动最广泛地发动和发挥了一切潜在的创作力量，使许多有丰富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积累但从来不写作文学作品的人，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

史学方面，作为史学名家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等人将村史的编写与传统上的地方志进行比较，“过去的地方志，主要是记录那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物，如官僚、文人、节妇、烈女等等，没有什么意义”，而“纯属自然地理部分，如物产、赋役、义具、农民起义等等史料，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而“今天要写的村史”“写的是它的反面，我们要写的是生产斗争，即和自然界斗争的历史；要写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推翻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要写的是科学实验的历史，总结人民的优良经验和经过科学实验的成功经验的历史。我们要拿这些珍贵的东西教育我们自己和后代子孙，不断革命，不断进步。”[12]18后来又再次强调“编写村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我们自己，也为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认识，眼前的好日子，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而是经过严重的残酷的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取得的，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保卫胜利的果实。”[13]16-18《学术月刊》发表的文章认为群众性的“四史”编写活动，“不仅体现了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党性原则，同时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近代现代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卓越的政治远见”[14]29-30。还有史学专家提出，编写和研究“四史”是一项严肃的艰巨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工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和群众一道忠实地记录劳动人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迹。这是编写出更多更好‘四史’的一个关键”[14]29-30；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四史”编写提供了大量感性材料，“把这些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同共产主义的科学概念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把这些感性的知识上升为理性的知识”，是“一种最生动、最具体、最亲切、最感人，从而是最有成效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3]19-25。

无论在文学还是史学领域，“政治化”范式研究所确立的文学/史学评价体系，“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上来估断文学作品的等级”，是“依照革命理想的实现与文学理想的实现之间的同质同构关系建构起来的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却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合理性和无法替代的逻辑力量。这种叙述范式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权力，成了这期间对文学进行历史建构的唯一合法也是唯一有效的叙述方式。”[15]1-18

二、“去政治化”范式下的“四史”编写研究

新时期以来对“四史”编写的研究似乎陷入光鲜之后的“寂寥”之中。“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已被遗忘，国内各类史学史著述对此甚少关注，身与其事者亦多不愿提及”[16]343-362。曾经在《文艺报》《读书》《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刊载较多、以“四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进入80、90年代之后同样比较少见，甚至阙如（参见图1）。有论者认为，几乎从研究者视阈中“消失”的文学或史学现象“就其原因来说不难追溯，简单说来，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几经变迁，知识范型不断转换有关”[10]2，表明文学/史学在摆脱阶级斗争的政治束缚、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坚持文学自律性或史学性等方面试图“去政治化”的努力[17]81-84。

图1：“四史”编写研究的文献趋势图（1958-2018）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中国知网及《文艺报》《人民文学》《读书》《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主要杂志的登载情况绘制。

文学史著作中的“四史”研究更为清晰。几本当代文学史教程如《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简史》(1985年)等，对“四史”编写或轻描淡写，或点到为止。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系根据1978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的编写规划，由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0所院校共同编写完成，于1980年出版，由陈荒煤担任顾问。该书引证鲁迅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论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反映并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巩固，是我国当代文学的光荣使命”[18]7-8。该书将革命回忆录和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等作为“三史”放置在“群众文艺创作”的范畴当中，对革命回忆录有约略介绍，认为“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是大跃进时期群众文艺创作中“成绩最为突出的部分”，而“三史”写作“要弱一些，能够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较少，但作为一种创造和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三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8]84-85《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认为革命回忆录和“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同属于“群众写作运动”，“三史”的写作，“能够留下的优秀作品较少，但作为一种群众自我教育形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9]60《中国当代文学简史 1949-1982》也认为，“‘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45。作为高等师范中文本科示范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仅提及“新民歌运动又推动了革命回忆录和‘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21]26。

由邱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文艺与政治以及“要善于运用这种武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角度，将新民歌、革命回忆录、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之类的创作归入所谓的“畸形文艺”，“都出现了粗制滥造和浮夸的现象”；“这类作品的特点是：浮夸、粗糙，粉饰生活；用幻想代替现实，把主观的随意性当成客观的规律”；“这种创作运动，与其说是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误解了，毋宁说是把它们庸俗化了”，“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得不偿失，造成了精力、物力和时间的严重浪费。”[22]59-62

80年代末尤其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进入所谓“探索期”，“政治话语逐渐放松对文学的控制”，“个人话语开始展露锋芒”[23]133，关于“四史”编写的解释与说明全然“消失”。比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提出“这部教材所追求的目的之一，正是想通过对这类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截材的编写实践，为‘重写文学史’所期待的文学史的多元局面，探索并积累有关经验和教训”[24]6。该教材第三章“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主要分析了“通过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战争小说；第四章“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主要分析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突出的艺术体裁是长篇小说。同属“现代历史”范畴的“四史”没有任何涉及。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跟陈思和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稍有不同，认为在“究竞选择何种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入‘文学史’，是个首先遇到的问题”。该书在“前言”中明确认为：“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但本书又不一贯地坚持这种尺度。某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虽然在‘审美性’上存在不可否认的阙失，但也会得到应有的关注。”[25]12-13正是出于这种“尺度”上的“另外”，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文学才得以在该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通观全书，“文学性”、“审美性”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最主要的尺度，“四史”这种身担文学与史学的文体与作品理所应当被排除在外。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文库”之一的《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一书给自己的任务，是“从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梳理现实主义的流变轨迹，描述它的浮沉面貌，并通过对当代文艺价值观、文艺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当代社会历史内在的矛盾运动的联系，探究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浮沉’命运的根源”[26]3，但是作为“十七年”社会历史内在矛盾与文学/史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史”编写并未给以任何关照。出版于1994年、被誉为“全新框架、模式化研究方法和自成体系的观念、范畴，启示着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27]95、56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同样如此。

80年代尤其90年代中叶之后，大多数研究者对建国“十七年”期间的文学作品、作家或文化现象的研究力图“去政治化”，从“政治标准第一”重返“真正的文学”或“真正的史学”，并用文学性、史学性等所谓“真正的文学/史学标准”加以取代。“去政治化”的结果自然就排除了“四史”编写在文学/史学研究中的存在，如钱理群所言，“在新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中，这样的‘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就逐渐被淡化以至忽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忽略与遮蔽的可能是中国的左翼文学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28]1-16

三、“政治化范式”与“去政治化范式”的范式危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史”编写活动重新进入部分论者的研究视野（参见图1）。从心态、权力/话语实践、史学方法、史学家群体的态度等再次逼近“四史”编写背后机理的尝试，或许可以勉强视之为“新历史主义”的范式⑤， 比如李丹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大跃进”时期，分析了中国作家协会之所以积极推进工厂史、公社史之类“群众史”写作的背景，试图说明中国作协“对丧失文学核心位置和领导地位的焦虑，也显示出其在政治失序中极力紧跟形势、弥合裂痕、追求和解的迫切。”[2]67-77路文彬提出：由1958年于全国开始兴起的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以及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其实质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重构一个令民众共同拥有的民族/国家记忆，以确认这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29]22-28。被钱理群称为“填补空白”的专著《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将“十七年”的工农兵写作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在第六章“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主要介绍了“三史”的演进发展、思想逻辑以及“写什么”、“如何写”等方面。作者提出：“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历史化’”“只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描述和呈现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为什么出现，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10]6。

史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庆云将目光聚焦于“四史”，发表了几篇颇具特色的文章，比如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由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得到多数研究者认同，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向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研究者从书斋和档案馆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成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重要取径”[30]74-86。赵庆云还剖析了“四史”编写期间史学家群体的表现：专业工作者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编写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31]89-98比如吴晗就有意无意间将“四史”运动之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功利目的未着意加以强调，而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32]97-101。朱慈恩强调“四史”编写有着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从指导思想、编撰方法、目的效果等各个层面来看，都与欧美的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有限的[4]92-100。此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或口述史涉及了“四史”编写活动⑥。

站在今天新时代的社会语境下来瞻前顾后，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文学/史学对“四史”编写的研究，虽然有“政治化”、“去政治化”、“新历史主义”等研究范式的差异，但综合而言，以“四史”编写为研究对象的既有文献似乎都隐约存在某些共同假设：

一是将“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等作为复杂的、自明的先在概念与结构，如同自为的、彼此独立的“先验系统”，一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的“国家”，“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既来自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历史学又来自于更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分析的派生物”，“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33]87-89。“社会”“民族”“政治”，甚或“文学”“史学”亦然。

二是文学/史学及其文本在“社会”、“政治”或“国家”等大系统中以子系统的方式加以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以文学/史学这样的叙事文本拥有独特的结构与逻辑为前提的；无论对文学/史学与“政治”“国家”之间工具性价值的强调，还是文学/史学对自身“文学性”/“史学性”的强调，文学/史学的功能、价值及其结构性的存在都必须在整体的社会、政治、历史中得到界定与说明。

三是在研究者“进场”开始理论活动之先，这些“社会”“国家”“政治”等大系统似乎与文学/史学等子系统是互不干涉、并无关联的“他者”，只是因为研究者的“进场”和“在场”，这些彼此独立的“他者”才能够以一定的叙述逻辑连接在一起，并在这种叙述中展示意义。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先验假设，即所谓“因”“果”之间关联的先验性、自明性，全然不考虑在“因”与“果”之间的意义共享或“共意”的建构性、过程性、文化性，这一点早在维纳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他的“控制论”时就表示了这样的遗憾，“社会学家直到最近都有这样的倾向，故意忽视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结合在一起的混凝土”[34]17。同样，传媒社会学家迈克尔•舒登森也指出，“历史研究者一般关注因果关系的产生。在他们看来，如其名所示，传播媒介不过是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非制造者。”“总体而言，主流历史研究的关注主体是充满着各种历史事件的‘前景’，而媒体则总是隐藏在‘后台’，悄然发展。”[35]86-96

这种对“因”“果”之间之“载体”“媒介”与“意义旅程”的忽视，导致大量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阐释与说明，比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介绍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时提出，“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这些基本历史观念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共名，即人人都在政治教育中达到的‘共识’”[24]74，然而这种“再现”是如何以符号形式进行的，“时代共名”与“时代共识”又是如何逐渐达成？如何宣传的？在该论者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追问与反思。

同样，李扬立足于“民族国家”范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和1949年以后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齐一化(homogenisation)提供了历史动因、形成机制、神话过程、文化结构乃至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通过深入到每一个社会角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众接受了关于历史目的论和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唯物史观以及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这些现代性的全面启蒙”[36]4-15，然而这种“历史动因、形成机制、神话过程、文化结构乃至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的所谓“齐一化”如何可能？其基本的前提何在？又如何在复杂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场域中进行？

出于学科视角的范式偏好，在文学/史学家的眼中，“时代共名”、“时代共识”、主义与思想的“深入民众”、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仿佛“上帝之眼”一般，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需追问，更无需解释。这种对“因”“果”之间关联的先验假设与对文化意义的分享与建构的忽视表现在既有的、包括“四史”编写在内的“十七年”的研究文献中，就是对大量研究问题的忽视，甚至有些问题没有被提出，恰如洪子诚所提示的：“事实上，对50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未真正展开。正像‘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国家叙事文本’等目前广泛使用的概念一样，它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描述，在一些情况下是相当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效果又是有限的。”[37]132-145至少从政治传播的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国家叙事文本”等流行性概念如何扩散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即文学/史学作品的接受者却没有得到进一步追问，因为“一种思想是否能深入大众，不仅取决于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且，传播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38]23。

此外，政治共同体内的政治精英如何通过文化的、艺术的方式获取共同体成员的认可、同意与支持，借用葛兰西的政治术语，在一个社会政治集团取得实体性的国家政权之外如何获得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⑦？具体到“四史编写”，国家层面上的所谓“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39]808如何被组成这个国家的普通成员知悉、接受并认同？“阶级论”或“阶级斗争论”这种并非完全有着现实社会阶级基础的非客观性现实，或借用黄宗智的术语，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性现实的“阶级论”想象是如何通过识字运动、“戏改”和现代戏，通过电影、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通过“四史”编写、新民歌运动等传导到广大城乡的普通工人、农民或学生？

抽离具体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不论，“四史”编写过程中大量表述与认知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归纳价值，比如“四史”文本“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那样通过逻辑说理的方法来叙述人们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它不像历史那样谨严、系统，然而它的思想性、真实性、文艺性三者是紧密结合的……赋有双重价值，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立场鲜明、战斗性强。……更由于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或熟人熟事，所以生活气息浓厚、有血有肉”[9]576。又比如“四史”文本“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达到教育目的，它们都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故事性较强，同时由于作者大都是劳动人民，所以作品中有着鲜明的立场，强烈的战斗性，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朴素、生动、形象化的语言”[9]576。这些凝聚“中国传统”、中国智慧的“在地性”经验与知识并未在目前“政治化”、“去政治化”或“新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中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史”编写之外，“十七年”时期尚有大量无法完全以“纯文学”、“纯史学”命名但却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姑且名之为“文学—文化类的意义承载物”，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 )》的第20“史料•索引卷二”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其一，“期刊目录”部分从所收录的900余种文艺刊物中，各种地市级刊物、厂矿行业文艺乃至儿童文艺，刊物名称中包含着“大众”、“工农兵”、“群众”、“演唱”之类概念的比比皆是；其二，书中“著作图书编目”部分的“文集•综合”类中，收有书目141种，以“工人文艺创作”、“职工作品选”、“战士作品选”、“群英大会”、“工农兵青年创作选”命名，或定位为“工人文艺”、“前线文艺”、“革命文艺”、“煤矿文化辅助读物”系列丛书的，竟达50种以上，“这些刊物和作品选所体现的，是一种庞大却完全不同于‘作家文学’的审美文化存在。不管具体内容和水平如何，不能不说，这些作品既是大众参与，也是体现了民众‘艺术才情’的一种创作实践活动”[40]88-95。这些“十七年”时期“文化活动”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的“意义承载物”在传统的“革命”范式下可能是“革命”、“斗争”与“国家政治”的标志物，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今天，为多元化理论路径所牵引的文学/史写研究范式却仅仅将这些“意义承载物”视作史学意义上的文化遗存，只能在图书馆或档案馆的书架上束之高阁，与蚁鼠为伴，消失在文/史研究的历史远景与背影之中。钱理群在他的《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和实践》一文中曾经激动而沉郁地发问：“这段历史难道可以用简单的否定、遗忘了结吗?我们能不能以更为复杂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在不回避、并认真总结历史的沉痛教训的同时，也注意从中剥离出某些合理的因素，作为文学现实发展中的某种精神资源?”[28]1-16

四、讨论与结语

程光炜提出，要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共识采取“怀疑性研究”，即所谓的“文学史研究之研究”，“可以把‘陌生化’看成是一股学术研究的思潮，但不要简单地被强势学术话语所裹挟，而是真正回到文学现象里。既要借用‘陌生化’研究眼光，同时又设身处地地发现并分析（它们）的问题，并从中找到一个更适应自己研究方法的结合点。这样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令人陌生的，但所讲的道理却是入情入理的。”[41]31

从政治传播角度来说，对“四史”编写以及“十七年”时期的其它各种“文学—文化类的意义承载物”就应该采取这种“陌生化”策略，尤其要在传播维度方面重新提出研究问题，因为传播学“是研究关系到被组织的、有目的的、有技术工具或没有技术工具的信息传播过程”，“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其学术目的是“通过理论来理解和把握象征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以便解释与这些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联的现象”[42]3-15。许静就曾经试图把“大跃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传播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大跃进运动”中政治传播现象的分析，揭示当时以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政治传播的基本特点。她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政治传播，不是要为了“保证社会信息的有效传递”或“不同利益阶层的充分表达”，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全体人民对党的目标的积极认同”，目的在于“对受众、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逐渐成为一代新人”[43]314-315。尽管作为“大跃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四史”写作并未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毕竟为“十七年”时期的各种文学—文化活动与传播现象的研究开启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四史”编写研究文献的学术史回顾，仅仅是对“四史”编写活动进行再研究的一个基础。包括“四史”编写、“新民歌运动”等在内的建国“十七年”文化-文学活动需要从久已熟知的研究范式中拉开距离，重新“对象化”、重新“陌生化”，而从传播维度重新提出问题，并与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对话、协商乃至质疑，进而寻求获得新的在地性知识结构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四史”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指传说中黄帝的四个史官沮诵、苍颉、隶首、孔甲四人；另一说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四史”。

②大多数文献将“四史”活动的起始时间放在195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认为，“自1958年起，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这就是工农兵群体集体编写的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1958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向各地提出倡议，《文艺报》报道之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编写运动’。”（参见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中册）[M].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126.）《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则认为最早是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56年冬天尝试组织写作的，其后中国作协向各地作协分会提出编写工厂史倡议（参见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M].科学出版社,1962:577）。还有论者认为，公社史、工厂史和部队史的写作，与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一样，都属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手册[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547-548.）。三种不同的看法在时序上，特别是在产生的原因上有所差别。在《发电厂里五十年·后记》中执笔者潘芷汀说，该书“从1957年2月开始编写”，但实际上为编写所作的回忆、访谈和口述史整理等活动起码是从1956年冬开始的，因此本文采信1956年冬作为“四史”编写的时间起点。

③“四史”文本究竟是文学作品还是史学作品？这是“四史”编写的参与者与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问题。著名作家韦君宜在主持编写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时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厂史的体例问题：它究竟应该是历史呢？还是文学呢？……究竟用哪一个手法更好？写成历史了，还是文学作品？”在编写实践中编写小组把工厂史写成了历史，“拿出去征求意见，结果老工人不满意，说它‘抓不住人’。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也提出意见。党委的同志读了也说：‘恐怕群众不爱读’。”韦君宜及她的同志们“只得重写，以增强文学性”，最后出版的工厂史就成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历史文学”，韦君宜认为“它又是历史，又是文学，这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样式”。参见韦君宜.谈工厂史[J].人民文学，1960（2）：81-86.

④以文学史著作为主，实在是涉及“四史”编写的史学史著作非常有限，参见赵庆云.喧腾下的寂寥：“四史运动”初探[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二届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343-362.作者在第7个注释中说明：“刘大年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的中外历史学者会见会上报告《十五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将‘四史’列入党史、革命史部分介绍。而据笔者所见，此后的史学史著述对‘四史’运动均不再提及”。

⑤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域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跨文化的、多维度、多指向的全景视域，而具体得研究方法又因人而异，包括有背景重置、语境分析、互文性实践、互主性实践、话语权力分析、叙事与修辞分析、多元化叙事，参见张月.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与研究路径[J].中州大学学报,2018,35(05):1-8.

⑥这些回忆性质的文章主要有：祝伟坡.编写《金星人民公社史》的回忆[J].中共党史资料,2007(02):81-96；刘其奎.《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编纂[J].世纪,2013(05):26-30；李元明.闯关的人们——回忆贵阳市第一部工厂史的编写[J].贵阳文史,2011(03):83；秋阳.贵阳编写工厂史的发端[J].贵阳文史,2012(05):28-29.

⑦葛兰西思想中的术语“cultural hegemony”的中文翻译颇多争议，一般译为“文化霸权”。孙民认为，译成“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最能体现葛兰西的思想，本文同意这一译法，参见孙民所著《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1个脚注。

参考文献

[1] 毛信德.当代中国词库[M].航空工业出版社，1993.

[2] 李丹.论“大跃进”时期“群众史”写作运动——兼及文学工作者心态[J].文学评论,2015(6).

[3] 蒙登进,牛欣芳.“五史”教育的认识论意义[J].哲学研究,1964(4).

[4] 朱慈恩.论新中国的“三史”编撰[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2).相近的说法还可参见《中国当代文学手册》的“写‘三史’”词条（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手册[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547-548.）。

[5] 赵轶峰.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11（1）.

[6]曾令存.“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7]张军.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 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上册）[M].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

[9] 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M].科学出版社,1962.

[10] 谢保杰.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M].作家出版社，1963.

[12] 吴南星.谈写村史[J].前线,1963(22).

[13]吴南星.再谈编写村史[J].前线,1964(2).

[14] 高烈文.更多更好地編写和研究“四史”[J].学术月刊,1965(5).

[15] 於可训.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J].文学评论丛刊，2002（7）

[16] 赵庆云.喧腾下的寂寥：“四史运动”初探[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二届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

[17]毛郭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演进及反思[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8] 冯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 华南四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20] 汪华藻.中国当代文学简史（1949-1982）[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张广益等.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22] 邱岚.中国当代文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

[23]张军.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6] 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7]范存强,吴荞,岳芃,常平.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的概念、范畴体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28]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2005(6).

[29]路文彬.重写历史:民族/国家认同的权力实践——中国建国初期小说历史叙事论之一[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5(1).

[30]赵庆云.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J].中共党史研究,2014(12).

[31] 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J].史学理论研究,2012(3).

[32]赵庆云.吴晗与“四史”运动[J].博览群书,2012(6).

[33]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4] 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商务印书馆，1989.

[35]迈克尔·舒德森,沈荟,邓建国.传播研究的历史取——谈谈传播史的研究方法[J].新闻记者,2018(4).

[3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J].书屋,2002(5).

[37]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38]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与符号[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人民出版社，1982.

[40]刘起林.十七年文学的特殊雅俗形态与“革命通俗文艺”论的观念局限[J].江汉论坛,2018(2).

[41] 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M].东方出版中心，2016.

[42]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人民出版社，2004.

[43] 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M].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研究”（15BXW062）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之一  张健教授）

张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传播、新闻传播史论、视听节目类型与创新等；

朱子微，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7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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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婷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叶可慧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