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抢人大战”白热化，远期“人口过剩”是隐忧？

“我们在这儿欢笑/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我们在这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北京……”

一曲《北京北京》，唱出多少人的心声。

在“逃离北上广”的呼声中，一些城市趁势“抢人”——“给钱、给房、给户口”。

武汉

大学生落户几乎“零门槛”。按照户籍新政，凡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人员则可直接落户。

深圳

对人才落户不设上限，将落户标准放低到“史上最低”。从积分制调整为核准制，学历型人才之前只有全日制本科才可直接申请入户，改为全日制专科以上即可，技术型人才由原本要求专科与中级职称降为中专+中级职称，直系亲属投靠类进一步放宽，只要满足年限，包括父母在内等申请皆可落户。

对符合标准的应届毕业生、引进的归国留学人员和首次调入的在职人才发放一次性租房和生活补贴，本科15000元/人、硕士25000元/人、博士30000元/人，此外，杰出人才可获得奖励补贴600万元。

杭州

应届生福利比肩深圳。应届硕士、博士毕业后，到杭州就业可以拿到2万、3万的一次性生活（或租房）补贴；高级人才租赁补贴由每月1200元提高至每月1500元。

就算是“被逃离”的广州，也有黄埔区这个例外。

其重金招才，力度之大堪称全国之最！首次将应届本科毕业生纳入住房补贴范围，一次性发放2万元，硕士研究生补贴3万元，博士及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补贴5万元，奖励额均超过深圳。

对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则分别给予每月最高10000元、8000元、5000元住房补贴，补贴期3年。对新引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还提供面积约300平方米的人才别墅，在本区全职工作满10年，可获赠别墅产权。

……

二线城市吸引人才政策效果也是相当显著。以武汉为例，2009年至2016年武汉人口净流入量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74.45万人增至2016年242.78万人，2016年净流入人口约为2009年的3倍余。

根据第一财经统计的28个一二线城市2016年常住人口增量，2016年有11个城市的人口净增量超过了10万，其中人口增量最多的五个城市是广州、深圳、重庆、长沙和杭州。

从地域分布上看，人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部的长沙、武汉和郑州以及上游的重庆等地。

与深圳、杭州等城市大张旗鼓吸引落户截然不同，京沪再次扎紧常住人口总量的口子，严控人口规模。

据京沪“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将常住人口控制为2300万人，上海则在2500万人以内。

以此推算，在2015年基础上，5年内北京常住人口增量空间为129.5万人，上海为84.73万人。2016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减少了15.1万，是18年来首次减少，而上海的外来人口更是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减少。

就深圳而言，一种解释是，深圳长期处于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流动人口结构性倒挂，2015年户籍人口仅有367万，而常住人口为1100万左右，加上流动人口，管辖人口达2000万，其后果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与资源远无法涵盖现实需求，因此，必须大幅增加户籍人口。

而京沪历史包袱重，户籍所附加的福利多，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令城市不堪重负，不得不限制规模。

而坊间则流传另一个版本：都是高房价惹的祸。

深圳比较“精”，前面限购限贷，后面开放户口，相当于给予更多人购房机会，“接盘侠”来了，深圳房价全国最高的标杆自然屹立不倒，皆大欢喜。

而长达20余年的人口净流入，不断推高了京沪房价，严重不利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不利于创新创业，因此要限制人口规模。

其实，深圳等城市与京沪，两种做法，表象不同，本质相通，即“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深圳虽位列一线城市，但人口规模与质量并不乐观。

据统计，2014年深圳大专以上人口占比低于京沪广，更远低于纽约、首尔。

作为新移民城市，深圳崛起于改革开放，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大型电子制造企业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制造业产业工人，也导致其人口素质偏低的现实。

而随着原始积累的完成，深圳产业进入腾笼换鸟的时代拐点，迅速提升人口质量，迫使深圳不得不放松入户限制，否则既无法与深圳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更难以实现转型升级。

同样的，上海常住人口首现负增长的原因，除产业升级致使制造业外迁自然“挤出”人口外，有意导出低端人口亦功不可没，并非上海吸引力下降的标志。

归根结蒂，城市空间容量就这么大，迁出低端人口，为更有助于上海未来发展的高端人才腾出位置，实现人口素质版本升级，才是根源。北京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就此而言，深圳与京沪其实都在拼命争夺人才，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各城市“抢人”根本出发点就在于，人口流入已成衡量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的关键性指标。

如今，经济学家们已习惯于用人口指标来判断城市的经济发展趋势，甚至为了计算准确，摒弃了惯用的人口出生率，直接用无法作假的小学入学人数作为统计口径，人口的指标性意义可见一斑。

那些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城市，基本沦为资本弃儿，反之，则成为追捧对象。

如宜昌市不惜以红头文件鼓励公务员带头生育二胎，形成生育氛围以带动群众生育热潮，其实预示着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共同窘境：抢不来人，只好自己主动创造。

但是，这些规律本身是基于工业经济总结而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更多的体现工业经济的逻辑，其发展特征包括人口规模等较大程度上是工业经济的产物。

而在工业经济逻辑下，工业时代虽然是机器制造机器，但设计制造机器的、操作机器的最终还是靠人，因此，工业人口的数量是衡量国家、地区、城市发展潜力的首要因素。

根据相关研究，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人口，大约是其基本配件数量的10倍，最低不能低于5倍。

基于此，工业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工业国、工业城市的发展潜力、发展速度以及工业升级速度。

换句话说，充足的工业人口撑起了大国和大城市的发展。根本上，在工业经济逻辑下，人口被视为劳动力和市场，因此是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

一般意义上，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与人口挂钩，并转化成人口红利，中国即是典型；但如只有600万人口（中国的1/170）、国土面积仅有1.4万平方公里（与北京差不多）的以色列，其经济规模堪称世界上唯一的“微型超级大国”。

由此可以看出，在消费层面人口很重要，而在源头上人口并不那么重要，相反，人口决定了一个国家是成为一个上游大国，还是一个尾端大国。

因此，对于当下各城市的“抢人”，不能从工业人口来理解，而要从消费人口来看待。在某种意义上，“抢人”意味着抢钱。过去单纯看资本，当下与未来看重的是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支撑。

大规模建设时期，各地竞相比拼招商引资，争着引入大项目、大企业、大资本，人才重要性大大弱于资本。而普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红利不仅代表着生产力，更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规模。

大规模建设风潮过去后，消费人口将成新的经济发展真理标准。越是有购买力的人口，越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然而，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口的负面效应存在递延期。相对城市承载力而言，资源、环境不堪重负，难以容纳以更多人口。

如北京严重缺水，全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只有全国的1/10，全世界的1/35，远低于国际人均1000立方米的国际水资源警戒线。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人在总量上是全面过剩的。

随着人工智能大举进入各领域，“与机器赛跑”造成大量“技术性失业”人口，而地方政府终将负责这部分市民福利消费压力。

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领域应用早不是新奇事，而机器人在几秒钟内写出一篇150-300字的新闻快讯，每季度机器人能“生产出”4400篇符合新闻规范的商业报道，远大于人在同时间内书写的300篇左右，明显提升商业新闻生产效率，这让记者、编辑开始有失业之虞。

美国每个银行支行的出纳员平均数量已经从1988年的20 人降低到了2004年的13人，而且这种被替代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快放大。

如此看来，现在争抢的“香馍馍”，或许在未来就是想扔也扔不掉的“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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