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就业未来模式重塑社会
又到一年毕业季，总是被脑洞大开的毕业照闪瞎双眼，cos式、“虐狗”式、学霸式、航拍式……可谓创意十足。
晒完了酷炫毕业照，自然也不能免俗，要晒一下就业形势。从数量上看，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长，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795万人，比去年新增30万人，人数超过历年之最。
从薪水上看，2017年应届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4014元，比期望月薪低近千元。
从地域来看，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仍是今年应届毕业生选择的主要就业地。
另外，近年来毕业生延迟就业现象也愈发普遍，即所谓“慢就业”——一些毕业生不着急就业，而是选择旅游、在家陪父母以及继续等待机会自主创业等方式，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现象。
当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就业压力急剧攀升，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
“寒窗苦读十八年，读完大本又读研。各种文凭拿齐全，面临就业傻了眼，想找工作人千万，拟聘人员才几千”，一首打油诗可谓道出了中国“天子骄子”就业的辛酸与无奈。
一面是颠扑不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一面是企业裁裁裁的节奏停不下来，银行裁员、BAT缩招，就业难裹挟着失业潮疯狂肆虐。
当现实打碎了“饭碗”，继占中运动后，香港旺角暴乱彻底激活了“无业人员”暗藏的社会恐怖因子，42名被控人员中，就有超三成的无业人士；
台湾912观光业大游行，万人冒雨高呼“要生存、有工作、能温饱”更是将强烈的就业诉求直接提到政治台面上。
其实就业难又岂止中国独有，如今已成全球通病。
英国伦敦骚乱背后潜伏的是近20%的青年失业率；
法国17万抗议者与防暴警察上演喋血街头，反新劳动法也是力图保住既有饭碗；
就连被评为“最幸福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也陷入了就业难的焦灼，青年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甚至全球63个国家每年就有约4.5万人因失业而自杀。
至此，就业危机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危机，如何解决就业难无疑成了各国政治经济的头号问题。
然而，就业问题的严峻性远超出表面上的数字所反映的范畴。
首要的原因在于，失业严重的时刻还未到来。
金融过度、产能过剩是这轮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金融危机近十年，全球非但没有去产能，且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而走出经济危机的过程必然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势必去就业。
就拿产能过剩“大户”中国来说，未来两三年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将裁减500-600万国企员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年最新发布的拟裁员数是180万人，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
中国有22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上述去产能去就业的数字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更何况这只是通过行政手段裁减人员的部分，还不包括市场自发的去就业部分。
因此，一旦全球去产能全面实质性开启，大量人口面临被淘汰出现有就业岗位，或将无业可就。
更严重的是，即便全球从经济危机的泥潭爬出来，就业问题也无以奢望得到缓解，相反会变本加厉。
因为，伴随着新经济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化大发展，将有更多的劳动力被替代。
英国央行就在去年预测，未来10到20年里英国和美国将约有50%的劳动力被机器人抢走饭碗；
日本NRI（野村综研）也推算10-20年后日本国内49%的劳动人口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
”事实上，如果说过去就业人口被替代还主要体现在生产制造领域，未来包括金融在内的大量服务业人口也面临同样的厄运。
目前，机器人在金融领域已经崭露头角。
花旗银行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4年年底，机器人理财顾问管理资产规模实现了从“0”到“140亿美元”的飞跃，花旗银行同时预测，未来10年，机器人理财顾问管理的资产规模将扩至5万亿美元。
目前，机器人理财领域的领头羊Betterment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9亿美元，它的对手Wealthfront则管理着35亿美元资产。
而在危机及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机器人化的叠加驱动下，现阶段银行裁员基本保持在每年2%左右，预计未来十年银行将会继续减少约30%的员工。
与此同时，就业模式也在悄悄发生巨变。
传统工业经济下，就业模式相对简单，主流就业模式基本上是全日制、工薪就业，“朝九晚五”是这种就业模式的典型写照。
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大量就业被替代，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延展了人的劳动能力。
比如，借助于网络及相关科技设备，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为千万里之外的企业提供劳动服务。同时，科技的发展给经济、商业模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各种可能，从而带动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多元化、灵活化。
在这种趋势下，未来就业模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就业时间的变化，即就业时间被缩短和拉长并存。
前者主要表现为各种短时就业，如小时工、季节性打工、旅游就业等。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就业模式与当下的临时工、合同工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是就业者的权宜之计，就业者更多还是希望藉由此途径转为长期工，这种就业模式还只是就业市场的补充。
但未来就业短时化将成为就业市场的一种主流模式。企业用工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劳动力本身对享受生活的要求都将推动短时就业的发展。
比如，“工作我做主、失业我做主、创业我做主，不怕生活压力，只求自由快乐”的“自由失业族”的兴起，就将让弹性工作时间逐渐风行。
而一些热衷旅行的群体边旅行边工作，在旅行中写作或者接活，经费不足或者喜欢某地就停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赚足了钱或者厌倦了再出发奔向下一个目的地，也将使得当下还是个案的旅游就业规模不断放大。
后者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可提供劳动的年限延长，比如在一些脑力劳动等领域，教授或者专家可以悠然地工作到七八十岁甚至更长。
二是就业方式的变化，一种典型的变化就是就业不再以某一个具体的公司为载体，不再以服务公司为目的。
比如目前已经出现的“创业式就业”或“微创业”、“平台型就业”。
前者以网络为依托，通过微平台或网络平台进行新项目开发，在创业中实现就业而非择业。
后者则是劳动力不在某一个特定的企业工作，而是通过虚拟平台与就业市场连接，为平台或平台上的众多企业而工作，全球最大的自由求职平台Upwork公司就为全球900万名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无国界的工作平台。
上述变化无疑直接对公司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将推动企业管理的变革。然而，变化还远不止于此。
如果说，就业人口缩减就足以让各国政府焦头烂额，那么，就业模式的变化更加会让政府“方寸大乱”。
因为，作为当下社会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基于传统的就业模式而设计的，与今后就业的碎片化、多元化格格不入。
比如，如何为游走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旅游就业从业者提供社会保障？同时，政府的税收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
且不说当大量人口被机器所取代后，政府可征收的劳动所得税将大幅下降，就是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劳动就足够各国政府头痛。因为这样不但会产生大量税务迁移，且让税务征收复杂化。
事实上，就业模式的变化已经对传统的社会管理釜底抽薪。
一定意义上，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国家目前整个社会管理体系是在传统工业组织架构上发展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然而，随着传统工业组织架构被新工业、新经济打破，就业模式发生变革，原来的社会管理建构也因此被肢解，特别是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本就已经成为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就业市场的变化更将会对其过去的社会管理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硅谷的科技巨人安迪•格鲁夫曾经针对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对美国提出警告，“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以及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政治领导力量”。
”显然，从就业未来演变的趋势看，这个警告不仅适用于美国，今后各国将不得不在就业问题的倒逼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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