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考验中国救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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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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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相继发生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强震灾害，昨天又发生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今天新疆精河县发生6.6级地震。截至8月9日9时25分，九寨沟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175人受伤。

目前，救援正在紧急有序进行中。

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全国人民空前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可视为中国救援之最，后续的每一次地震灾害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应急救灾机制的检验，对应急事件处置能力的提升，并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灾救援和危机管理经验，体现出一个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

就九寨沟地震救援来看，无疑是科学的、高效的。

中央作出重要指示，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国务院派出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四川省军区启动抗震救灾应急响应机制，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上海50人应急医疗队连夜驰援九寨沟灾区；

企业方面也如此和谐

如高德地图优先审核灾区救援救灾信息，第一时间上线交通路况信息，提醒来往车辆为救援车辆让出救灾通行道路，留出救灾生命线；

对百度错用高德地图救灾信息，表示“谢谢百度引用高德地图救灾事件截图”，百度则回复“天灾面前不分你我，同步信息最重要”。

此外，交通、通讯、电力相关企业都在积极调运、抢修，保障人员、物质运送，保持通讯畅通……总之，让我们在大灾面前再次看到国家强大的行动力，真实感受到“中国速度”，而不仅仅停留在《战狼2》中呈现的镜头。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的大国，不能总用“多难兴邦”、“人间大爱”来激励人心，而是要理性反思和建设性建议让灾难成为国策调整、版本升级的切入口。

首先，天灾已处于多发期，反复无常、难以预测并呈现“常态化”趋势。

过去20年内，全球自然灾害增加3倍多，受灾人数增加68%，年均天灾由120起猛增到500多起，其中洪灾翻了6倍。

全球每年地壳运动500多万次，7级以上地震约十几次，火山爆发50多次，8级以上的热带气旋80多个，单缅甸“纳尔吉斯”风暴就造成至少7.8万人罹难。

而我国也是灾难不断，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到2003年SARS肆虐，从2008年初的雪灾再到汶川大地震，可见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

“抗震救灾、众志成诚”的态度是必须的，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在于准确认识和对待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人定胜天”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大自然的威力却有目共睹。

尽管坐落在地震带上但各大电力公司在西南各大江河的干流上还是开工建立大量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相当于八个三峡工程。

已有专家表示这种大跃进式的开发方式不仅严重破坏当地生态，还将导致一系列隐患，因为为实现“梯级开发”模式利用水能资源，各水电公司纷纷在蜿蜒的山脉中打洞将江水引入隧洞中，以实现最大规模发电效益。

显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是抗灾及灾后重建的指导思想。

其次，建立科学的救灾体系建设——动员迅速，指挥科学，保证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建立一套运行良好的、有效的中央地方联动应急机制，更为重要。

此前，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各项救援工作基本是由中央政府总负责，国家领导人在自然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具体操作上仍依赖中央亲自指挥部署，地方政府往往起配合作用。

相比之下，在灾害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迅速进行互动，沟通了解灾害级别，依据应急机制划分各自的职责：

地方政府熟悉情况，大量的具体救灾工作由地方承担，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必要的援助，这将减少指挥救灾的层级，大大提高救灾效率，有力有序地促进救灾工作的进展。

抗灾中的政治应有更集中的层面，如鼓舞人心的姿态性表示等，具体落实则由军队、地方、部委等各方各司其职、妥善安排，各种防护与救人在统一救灾机制下同步有序展开才是科学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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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而言，科学抗灾就是一项系统集成的运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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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不同灾难的控制、预防、抗灾手段和技术都不同，各有一套救生模式，而且涉及元素众多，如兵力投入、物资调配、信息公开、装备技术等，需要军队、地方、部委、企业等各方协调，更牵涉水利、气象、环保、医学等救援支持，可见救灾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但救灾的关键就是速度，速度决定生命。

灾难牵涉越广、难度越大，对救灾的科学化要求就越高，显然救灾“生命线”上的元素只有被模块化才能更加简单，而模块化意味着系统集成才能提高效率。

但灾难又是突发、不确定的，即便抗灾各元素也在不断突破边界，因而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的高难度集成将体现在科学抗灾对预防和灾难模式的随意互切上，也就是消除战场与非战场、军用与民用的边界，随时进入抗灾将是科学抗灾的高级境界。

政府无疑是重要推力，但民众的自组织能力更加重要。因为最接近72小时的不是军队而是民众，当地人更熟悉地形等当地情况，获救率更高。日本的自救率就高达80%。而政府除了以最快速度到位外，更多也是引导民众“自救”。

此外，成立灾害部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以备政府不时之需即集中应对灾害、统一部署救灾。

这一部门在设立上可大可小，灵活机动，不仅可与各地城市的国防动员办、相关部委如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合署办公，也可在诸如“作战参谋部”统一领导下形成多张虚拟网络，如地质、气候、海洋等数据信息网、全球灾难研究的互助网、灾难救援的技术人才网等。

同时，这一部门最大的特点就是配备专门的特殊仓库，这有点像国外的超级游轮。

美国几乎垄断世界超级游轮，而这些游轮的房间、大厅分别按病房、急症室设计，平时就作为旅游之用，遇到战争或是特大灾难就成了“诺亚方舟”，不仅是“移动收容所”更是“野战医院”。

特殊仓库就可“如法炮制”，平时只是一般物流仓库，战时或遇灾害就成为军方、地方、部委等相互衔接的装备周转站。

而为避免多头领导，灾害部在国务院颁布进入紧急预警模式下具有特殊权力，相关法律条例的颁布将让救灾更科学、更有条不紊。

实际上，每次灾难都是国民性大整合、大提升的机缘。

历史上多少流民因天灾变“暴民”揭竿起义而让王朝变天，有人统计中国古代13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就有12次因天灾而起，直接削弱甚或推翻统治达8次。

而像多震的日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14万人死亡，东京遭遇毁灭性打击，等于灾后集中力量再造一个东京；

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人们错愕于“首相40分钟后看电视才知道，‘死亡四人’的错误报告使自卫队第二天才进入灾区”，才痛下决心健全全国防灾体系。

灾难无疑推动政治交替、经济整合和机制改善，却也激发人性和爱国激情，成为弘扬普世人性的好时机。

共同抵御灾难的凝聚力恰恰能弥合未来社会化整合的缺口，抗灾防灾演习或将成为社会组织化运动的最佳渠道。

这种和平演练体现“平战结合”的防范意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民凝聚力和组织力，为随时切换入“战争”模式预留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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