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企业开始？

7月30日，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朱日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这里举行。

1.2万名官兵、600余台（套）装备，整齐列阵，以战斗姿态迎接检阅——

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军改后崭新亮相的军种或部队精彩登场；

陆上作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防空反导、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综合保障、反恐维稳、战略打击……9个作战群按作战编组、以空地一体的形式接受检阅；

除歼-20隐形战斗机、99A主战坦克之外，红旗-9B防空导弹、红旗-22防空导弹、海红旗-9B舰空导弹、东风-16改弹道导弹、歼-10C战斗机、歼-16多用途战斗机、东风-31AG战略核导弹等都是第一次出现。

尤其是压轴登场的东风-31AG战略核导弹，从其发射筒独特的“尾部”可以看到，这款战略核导弹已经具备了快速无依托随机发射能力，可以不再依托预准备的发射场地，大大提高了隐蔽性和机动性。

这种快速机动发射能力的弹道导弹是现代远程作战武器的重要标志，这种技术涉及到导弹武器贮存技术、装备/载车机动性能、导弹快速定向定位技术与制导水平、悬垂弹射技术、快速测试等多个方面，会给发射过程带来整体性要求高、指挥保障复杂、机动时机要求高等新的挑战。

这些“国之重器”构筑了中国的强军梦，坚实地走出中国的强军路。而军民融合战略正将中国的强军梦逐渐交融于全民的中国梦。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

”

“军转民”、“民参军”，军工产业全民化不再遥不可及，企业对军工产业的影响日渐加深，利益交错下，未来企业会否成为启动战争的重要推动力？

实际上，由企业“开始”的战争并非将来时，自诩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便是典型例证。

在美国模式下，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民营资本不断涌入军事领域，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的同时，通过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和普及来反哺其他产业经济，比如美国在民用航空、半导体和卫星通讯这些新兴产业有着超前的优势。

除了满足内需之外，美国更是将军火出口做成军火经济，美国2016财年签订军火出口合同336亿美元。

近五年，全球军火交易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水平，美国占全球军火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正是在国家将军工上升为支柱型产业，并将此纳入国家战略重要环节的背景下，军工私有化被发挥到了极致。

一方面

在组织形式上，高额利润促使军工私企于二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最后在产业规模化下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五大寡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思罗普-格鲁门、雷神、通用动力），并连同其他较小的私有企业承担了国防部70%以上的研发任务和90%的生产任务。

另一方面

连在人力资源的控制上，美国也大量使用国防编制外承包商以实现“轻资产”。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私人军队——黑水公司（已更名XE），名义上是保安，装备却比美国正规军还精良。在伊拉克战争中，雇佣兵公司哈利伯顿和黑水分别获得400亿美元和13亿美元的合同，替美国卖命。

尽管军事实力帮助美国称霸全球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蓬勃的经济和攀升的综合国力背后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国经典模式下的战争私有化对于中国未来军工的导向难有复制作用。

首先，国家战争被企业所劫持。

尽管发动战争有着政府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控制力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客背后赞助商所能预期的巨大利益很可能成为强大的推动因素。

当年布什所在的共和党背后是富有的军火商和石油商，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赚得锅满盆满得也是这些集团。

其次，这样的发展模式终究不耻于世界。

当战争灾难成了美国的战略性投资并四处展现军事霸权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因果显现了。“

棱镜门”事件的曝光，使以往被认为铁板一块的北约组织、欧盟盟友们以“战略东移”的行动表达对美国霸权经济的不满。

而进一步从现实操作的层面来看，中国民企尚未达到美国“私企驱动”模式的条件。

一是军工领域的国强民弱格局。

美国军火的发家史可谓一场历史的偶然，二战结束时全球一半的军火从美国流出，催生了大批起步较早的军火商。

而中国的国防工业起步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私有化之前，从时间顺序上属于“先军后民”，与此同时，防务又是技术含量极高的领域，国家主导也是历史必然选择，所以中国要出现洛马、诺格、波音这样的民营巨头并非易事。

二是“民企参军”即便“归编”，性质仍为“私”，难免有安全之虞。

不少民企经营并不规范，甚至出现经营场所也不固定的情况，加之法律法规的管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民企参军暂时有着难以逾越的信任问题，这也是不少军工民企活跃于军备外围却难以进入主战装备建造领域的原因所在。

三是国内军工产业所处阶段难以产生高回报率。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经年累月的产业经验和科技支撑下的军工产业已经属于高利润行业（平均长期市盈率在15%－19%），然而我国的产业阶段仍然处于大投入、长周期回报时期，且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远低于俄罗斯、美国。

在“百年老店少、打枪换炮多”的商业环境下，民企自然发挥逐利性本色，更倾向于将精力和资本投入金融、地产，而无感于军工行业。

正是受限于产业和民企的现状，国企之于军工有着必须存在的意义。

即对外打造军事实力，为国家战略的实现保驾护航；

对内又有着克服市场机制先天固有的市场缺陷，补缺重要领域内空白的功能。

而本轮国企改革后，国企与国家间的关系又有了超越。

正如福卡关于国企改革是要改造国企而非搞好国企的论述，鉴于引入民资、协作管理将大量存在，新国企既要自我代入五个市场经济更好的创造企业营收，又要不忘初心服务于国家的政经建设。

可见国企作为军工领域的头阵兵对于产业的健康度和发展而言将是关键。

不过，作为被引入的另一方——民企，在未来也将随着民智时代的开启逐步挑起军工的“大梁”。从民企层面来看，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有着必然性、合理性。

政治上而言，国家战略导向无时无刻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其中国家强制力保障缺席下的企业更是如同跛足前行，试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没有稳定和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恐怕中国企业也难以快速融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营环境。

法理上而言，权利义务总是相伴相生，国家强制力保障下的商业运营享尽国家综合国力上升的红利，与此同时企业也有着“反哺”国家形成国家秩序的良性循环。

经济效益而言，世界经济在战争面前不堪一击，假如核弹飞向华盛顿，美元一样溃败。

而军事保障同样需要经济成本支撑，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企业以物资和技术服务于国家军事活动的支出也将理所当然的被纳入运营成本中。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一旦捋清与国家的内在关联，便成就了中国的军工非典，同样是从企业开始的“战争”，兼顾国家和企业双重利益的“战争”显得更理性，也更为可持续。

精彩推荐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若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