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普京的“小船”翻了——世界非敌非友新常态

“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

“双普”这对世界级CP曾惺惺相惜，隔空示好，俩人也终于在7月7日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见面，世人对其充满了想象与期待。

谁知世事难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普京将755名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和技术人员驱逐出境，特朗普签署了对俄制裁法案，两国展开“外交斗法”。

一时间，“美俄关系极度危险”、“美俄大战一触即发”等流言四起。

眼看乌云压城，谁知又峰回路转，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8月6日举行会晤，俄外长发声“希望俄美关系不会到对抗地步”，美外长期许美俄“合作找出化解彼此各项歧见、缓和双边紧张关系的方法”，双方关系似乎出现转圜余地。

俄美关系如此“变化多端”，时而要搞“大交易”，时而又跌入谷底，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这就是爱情中的“相爱相杀”？

一如“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际政治间的“对手”与“兄弟”总是随着时势的交替而相互转化，即使亲密如当下的中俄关系同样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的亲密期到60年代的冲突期，再到70年代的对峙期，80年代的缓和期，90年代战略伙伴重构期，直至如今的中俄新格局，仅半个多世纪便已走过了“兄弟”与“对手”的两次转换。

在这过程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彼此角色的不断切换？

1）政经需求。

50年代，朝鲜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战争洗礼后的中国不仅早已耗尽了内存，更是遭受了禁运的外部封锁，经济形势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国内出现推翻赫鲁晓夫的浪潮下，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为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急需得到中共在政治上的支持。

由此，中苏以政治支持换经济援助一拍即合，双方关系自然加速升温。

2）意识形态。

事实上，从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便已有所恶化，在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中苏论战之后，两国关系就此分道扬镳。

而随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因路线的不一致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以及“铁列克提事件”的爆发，甚至几乎由此触发核战争。

3）国家利益。

如果说意识形态只是面上的原因，那么国家利益则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中苏作为两个独立的大国，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做出各自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共和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政党，又要按照共同的国际共产主义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鉴于此，不同的国家利益势必难以用相同的准则来约束，所谓的思想意识冲突实则是其背后国家利益无法调整和让步所致。

4）地缘局势。

尽管中苏关系由兄弟变对手，最终落得两败俱伤，但地缘的力量往往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分分合合。

90年代后，中国通过政治关系的缓和走向起飞期，而苏联因失去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制衡而逐渐走上下坡路；

如今，俄罗斯的大国回归之时，中国又面临周边和欧美的战略攻势。

面对美国的强势，正是两者“一升一降”的地缘格局变迁使得两国再次走向亲密无间成为可能。

综上，无论是当下的“兄弟”还是未来的对手，任何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都内置着铁定的规律，即当两个国家处于一强一弱的不平等地位时，两者的关系是脆弱的，一旦上述几大因素发生任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关系的逆转。

既然是铁律，这就意味着巅峰过后必有低谷，分分合合自然在所难免。

进一步而言，当下整个世界关系也都呈现出非敌非友的格局。

原来的二分法、站队伍已然无法定义当今世界各主体间瞬息万变的关系，而是在时代、思想和国家力量这三个力的作用下随机应变着。

从时代来看，去敌友标签源于时过境迁的世界环境。历史本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兜兜转转的风云诡谲，国家间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

从思想来看，历史经验证明冷战思维下的敌友定义日渐模糊，和平时代下的人们更注重诸如经贸合作带来的具象化利益，而避免阶级分类、意识形态等抽象化的“意气之争”。

从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中美俄三股力量恰似三角形的三条边，要达到互相制约又保持稳定的目的，则各顶点既不可太近又不能太远，同时边和面上存在各个国家和主体也不能过于聚集或者疏离，否则平衡亦将随之被打破。

由此可见，非敌非友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尽管“敌友心态”的褪去，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家利益至上日渐盛行，终于盖过了民族国家间对于意识形态异同的纠结。

然而追本溯源，国际问题的交叉、嵌入、混合、混沌和错位才是导致非敌非友局面的本质原因。

1

交叉：国家事务独立性难存，各主体角色随利益交叉不断切换。

可以说，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剥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隐私权，尤其大国力量驱动下的干预甚至干涉导致各类事务产生交集。

美国当年裹挟“普世价值观”强行向伊拉克和阿富汗“输出民主”，不仅基本失败还面临被极端异化的结局。

尽管美国假善意之名发动“颜色革命”，却与主权争议、文化传统、种族宗教、经济资源等多重因素发生交叉冲突，利益矛盾之下，美国的角色被迫偏离“救世主”的初衷，顷刻间成为中东国家眼中的“精神污染者”。

2

嵌入：国际事务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呈现“大小相嵌、连环咬合”的格局。

即成一体，难有敌友之分。

因乌克兰冲突引发的美欧与俄的较量，剑拔弩张却迟迟未引发爆点，一有伤筋动骨的经贸互嵌，二恐触动第三方（比如中国）。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美俄撕破脸皮还能做朋友的故事并不新鲜，“竞争—合作”循环反复。

除了敌友称谓轮番上阵之外，所谓敌友关系更能同时并存，无论中美在经贸领域如何亲密无间，始终难掩两者在价值体系层面的狭路相逢。

3

混合：摸不透的“策略混合制”和看不清的“组织混合制”。

在策略上，尤其是大国的全球策略越来越趋于中性化、混合化。

一方面，用“伙伴”代替“盟友”，让关系游离于“敌友”之外。

另一方面，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戏码见怪不怪，对夕日认定的“邪恶轴心国”伊朗既解禁制裁又限制外交，未来走向不甚明朗。

在组织、集团建立上，则是一次次尽弃前嫌的主体排列组合，金砖国家、东盟、东盟+3等等，即便有历史造成的国家间的嫌隙，回到组织仍是友好合作伙伴。

4

混沌：世界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各方动作如同“雾里看花”。

美国对深陷中东“泥潭”后悔不迭，重返亚太战略又受到中国反制，短期内再铺开战略摊子的可能不大。

而小国政客们更是亦步亦趋，唯恐将本国卷入漩涡，韩国此前也是“左顾右盼”，经济向中、政治向美，试图两面下注，左右逢源，不过现在因萨德事件在经济上吃够了苦头；越南面临丁字路口，中美俄哪一位大神都不好得罪，叫苦不迭；朝鲜就更不消说了，待以后专聊。事态混沌之下，难辨敌友。

5

错位：认识错位和价值错位下自然形成的身份错位。

文化决定认识，认识创造身份。

以伊斯兰国家为例，当建立于个人之上的美国式教义遇到建立于群体之上的伊斯兰教义，基于认识差异的长期对抗随之形成，美国自以为是的自由输出不仅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反而成为激化两方矛盾的催化剂，各自在彼此眼中的身份当然大相径庭。

进一步来看，同一字面的定义由于认知错位的存在，各方关系更为显得“说不清、道不明”。如此一来，简单的敌对关系实在难以定义两者关系。

正是以上因素造就了当今世界非敌非友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意味着关系的模棱两可、进退有余。

不过这次的俄美交恶恐怕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些依赖两国领导人政治意愿的缓和趋势，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制约。

美国民主党及共和党“倒特派”已把“通俄门”、“干选门”视为攻击、限制、削弱特朗普的武器，毫不在意外交层面美俄关系的前途命运。

因此，美俄关系跌入内政牵引外交的“怪圈”，即特朗普有意缓和美俄关系导致国内力量加紧钳制特朗普，硬化其对俄政策；美国外交对俄强硬导致俄强势反弹，俄反制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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