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成为领袖城市？
超级大国必有世界级领袖城市。
城市是资源聚集的场所，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少城市，总有几个承担着集聚效应，往往成为主导型城市。
当下，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未来十至二十年经济总量甚至将比肩美国，而在现有的661座城市中，谁将能代表中国担当领袖城市？
从世界几大方阵内的领袖城市来看，其外在的特征无不是具备了经济总量大、资源流动快、世界影响力强等共性。
但从个性来看，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与其要素的集聚能力成正比，这也决定了其所处的方阵地位。
具体来看：
纽约、伦敦、东京：全能型中心。
处于第一方阵的世界级领袖城市，在高度市场化和人口禀赋的优势下，以其巨大的能量不断虹吸着世界各国的资源，从而逐步成为了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产业的集中地。
因此，此类城市往往身兼多项要素，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
2
香港、法兰克福、新加坡：互补型中心。
相比于第一方阵的超级城市，处于第二方阵的领袖城市更多是几个要素的混搭。
一般而言，开放的政策和自由的货币流动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资本的高度集中几乎已成为领袖城市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不过，城市竞争力看似更多地来自于资本运作。
但事实上，由于此类金融城市本身资源有限（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城市发展更依赖于外向型经济，因此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物流信息行业往往是保障金融中心运作（如贸易中转、金融产品交割等）的最大补充。
除以上两大方阵外，更加量大面广的是处于第三方阵的领袖城市，其竞争力往往在于将某个单一要素发挥到极致。
3
米兰：文化中心。
作为世界八大大都会之一，米兰的竞争力源自“世界文化名城”这一元素。
高耸入云的米兰大教堂、世界歌剧之巅的斯卡拉大剧院、世界顶级服装的大本营（阿玛尼、范思哲、PRADA、杜嘉班纳、MOSCHINO等），以及影响着世界时尚的米兰时装周，令其成为引领世界时尚的领袖城市。
4
斯德哥尔摩：创新高地。
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源自有创意的创业氛围。根据2013年欧盟发布“创新经济体”排名报告，人口不足千万的瑞典在创新经济方面领跑整个欧洲，如宜家家具、沃尔沃汽车、爱立信和伊莱克斯等瑞典自主品牌已改变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
5
特拉维夫：科技集中地。
特拉维夫被誉为以色列的文化之都。
据统计，每4个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人出自特拉维夫。
高效的资本筹集速度以及人才涌入对风险资本和启动资金的吸引为其成为世界顶级科技城市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超级大国，能够代表中国的领袖城市至少从要素上来看，同样将是各种要素的集合。
但就目前而言，至少基于以上几大要素的对比，中国四大“一线城市”更多地处于第二和第三阵营之间：
上海的优势在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综合配套的产业体系以及活跃的资本市场；
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拥有罕见的智力密集度，科研人员是美国硅谷的两倍，其创新优势可见一般；
深圳在资本集中度和特色产业（高新技术）方面不逊色于上海，如房地产业的万科、IT行业的华为等产业龙头均集中于深圳。
由此可见，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虽兼具多项要素优势，但在领袖城市的竞争中似乎并不具备脱颖而出的优势。
不过，横向的对标更多的提供了传统视角，倘若切换维度，随着社会的纵向发展阶段性的变化，上海内置的城市竞争力也将逐渐显现。
农业经济时代，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剩余产品交易能力上，因此交通能力与土地肥沃度往往成为决定性的要素；
工业经济时代，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集聚以及加工、交换的能力。
而此阶段的上海被计划与行政掌控，因此上海特有优势和潜能在尚未真正开始之前远未被充分释放；互联网经济时代，随着线上空间的打开，城市竞争力更多地转向了信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模式创新。
据麦肯锡数据统计，在过去的5-8年时间内，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并在总体占比中超过农业和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凡是创造了强大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国家和城市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体验经济时代，一定意义上是服务人类感官的时代。
第三产业的最大公约数最终将收敛到体验，它是服务业高附加值部分的集成，是旨在以精神消费更大范围地带动物质消费。
相比北京的官场文化，海派文化本就内置着追求时尚、体验新事物的因子。
根据最新全球时尚之都指数排名显示，上海甚至已经超过东京，进入全球时尚之都前十之列。
鉴此，未来的上海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却可能成为体验业的沃土。
由此推导，当时代背景切换，上海的潜在要素将被逐一激活，但同时也意味着未来领袖城市的竞争者或将不仅仅是诸如北京、深圳等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那些能够踏准时代节拍的二线城市同样有可能因在某个领域内做到极致而崛起，比如杭州。
上海要媲美世界级领袖城市，其发力点在哪里？
首先是创新性。
要成为世界级的领袖城市，一般意义上的创新驱动已不足以出类拔萃，一般意义上的转型发展更无以特立独行。
纵横两大视角，上海至少要在软硬两个方向上探索求新。
一方面，是侧重于可持续、可普及的尖端科技创新（如信息与通讯技术），即不但要追求世界级的技术，还要能够形成带来经济效应的产业化，更要在时间差日益趋短的技术革新中保持可持续性的研发升级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重在面向未来未知领域的制度探索，而非原有框架的递延。
世界银行曾根据中国国情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城市评价体系，结果显示，上海行政管理效率排名77，上海企业平均每年有60天要花在与管理部门打交道上，远远高于杭州（只有8天）。
而事实上，如今上海对于清单式管理的探索正是基于此。
其次是兼容性。
从城市内部来说，空间与资源的融合将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当下的问题是有空间的地区没产业，有产业的地区没空间，因此如何整合行政区域资源，集中优势将是未来发展的一大突破点。
从区域功能上来说，领袖城市的核心绝非是“一枝独秀”，必定伴随着发达的圈内腹地作为依托。
领袖城市既要促进城市间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又要协调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梯度转移，城市之间的功能和产业分工协作。
但鉴于当下国内市场的庞大空间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各项功能尚未发挥到极致（即未能体现平台的功能），以至于周边城市虽然综合竞争力很强，但彼此之间却是竞争大于融合的格局。
最后是个性。
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绝大多数的要素可以通过国家战略和制度调整来弥补，唯有城市特色将是竞争领袖城市不可复制的筹码。
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城市是一种生命。生命最重要的个体价值就是个性。城市的个性就像人的个性一样，既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性；又是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是一种命运的塑造。”
因此，一座城市的自身特色越强，对世界的引力场也越大。
迪拜作为沙漠之都，“最高、最深、最贵、奢侈、奇异”的五大元素无疑将这座城市追求第一的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的“见证者”、世界文化的大染缸，其特有元素的个性化挖掘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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