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盯着减税，却不知道还要增税

Original 王德培福卡智库 2022-06-10

摘要：在各种“血拼”中红了眼的东西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国家税收的核心是承担二次分配功能，增或减只是手段。

特朗普减税的“连带效应”

尽管特朗普的美国减税政策在中国舆论中一度掀起波澜，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税负问题在中国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今年上半年，国内就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推出三项减税措施，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

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七项减税措施，预计全年将再为企业减轻税负600多亿元，市场主体税负进一步减轻；

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物流行业减半征收税收政策，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

不过，根据媒体，今年定下了超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但前4个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6.5%，远超经济增速。这引发质疑，即，为何政府大力减税降费下，税收却仍保持高速增长？这样下去，中国在全球的减税竞争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

不得不说，特朗普减税把中国成功逼到了“墙角”，中国应迎头赶上，与美国一决“竞税”。且不说中国税收负担压力过重的舆论早已甚嚣尘上，被称为“死亡税率”，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减税兹事体大，事关国家（全球）竞争。

税收“初心”弄丢了

特朗普减税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事件，一方面在于全球化让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资本全球流动，企业面向全球，政策效应不会局限于一国之内；另一方面则在于，全球化退潮时期，国家竞争崛起，国家市场经济走向前台，参与全球竞争。

理虽如此，但在各种竞争中拼红了眼的东西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国家税收的核心是承担二次分配功能，增或减只是手段。

所谓二次分配，是政府将一部分财政收入（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那么，税收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下，全球贫富差距愈发巨大，全球财富正不断向最富阶层聚集，全球最富的1%人群坐拥全球50.1%的财富，而这一数字在2001年是45.5%；全球贫困人口多达35亿，占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70%，但仅拥有全球财富的2.7%；而且年轻人的收入普遍低于他们的父母，千禧一代（于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未来遭遇的财富不平等状况将比前几代人更严重。这也是“我们是99%”运动抗议1%顶层精英攫取太多社会财富的原因。

事实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有很大关系。从而也证伪了所谓里根经济学所遵循的“涓滴理论”，即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其并没有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因此，忘记了税收征收的“初心”，只为满足经济增长或者国家竞争的“私心”，自然也将受其惩戒，只是这一因果的展开并不会那么早的“现世现报”。

不仅要有减税

还要有增税

不仅如此，未来20年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反映到税收结构中。其中一个最大特征就是，科技力量前所未有的爆发，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人及人周围的环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内涵和方式，改变整个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的原有秩序，科技浪潮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领导者。与此同时，科技巨头前所未有的奇峰突起，无边界的发展，集结了巨大的权力，形成新的寡头垄断。

从数据上看，全球前五大科技公司——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去年市值就达到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GDP；全球前100位科技富豪资产总额超1万亿美元，接近2017年俄罗斯GDP。具体而言：

在经济领域方面，科技巨头实现高度垄断。

如Alphabet旗下的谷歌占据美国搜索广告市场约77%的营收；谷歌和Facebook共同控制了移动广告市场约56%的份额；亚马逊大约占据美国电子书销量的70%和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的30%。彭博社数据显示，上述美国五大科技公司在过去10年共进行436笔收购，总价值高达1310亿美元。在中国，以“BATJ”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垄断格局也日益显著，截至2016年，在国内最大的71家互联网公司中，有65%的公司与BAT有直接或间接股权关系，总体估值接近3000亿美元。

在社会领域方面，科技巨头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景中，几近覆盖和颠覆了广告、社交、出行、支付等多个行业。

“无现金运动”几乎要动摇法币的地位，大数据掌握了人们的一举一动，更不用说，以科技巨头领衔研究的人工智能，在未来将吞噬人类的工作岗位。

贫富差距因科技发展而加剧。

科技巨头们坚信自己在“拯救世界”，岂不知技术正导致大多数人将陷入“悲惨的贫困之中”。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科技创新本身就是少数人的游戏，技术一旦突破后出现井喷效应，进而财富进入爆炸阶段。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单显示，排名前四的美国富豪中，科技界占了3席；排名前十的美国富豪中，有六人都来自科技圈。

另一原因在于，伴随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化大发展，将有更多的劳动力被替代，很大一部分人被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两次边缘化。

相比资源型垄断、金融垄断，科技型垄断将变本加厉，甚至有人极端地称硅谷已经开始“充斥血的气息”。然而，对此情形，税务部门竟然没有预设，甚至特朗普减税计划还将惠及诸如苹果公司等科技巨头，如苹果搬回在海外拥有的利润，将少缴47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税改最大受益者。

至于降低企业税率能够提高科技企业的投资的想法也并不太现实。截至2017年9月30日，苹果的总资产为3750亿美元，其中固定资产仅为340亿美元，在过去一年中，苹果的利润比总固定资产高40%，显然，苹果并没有把巨额利润投入到自身业务上。可以说，减税即便“水漫金山”，也不能解决综合性问题，换言之，即是征税失去方向。

中国税改方向

就中国而言，中国税改有更多的调整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央地分税制调整

央地分税运行20多年后，早已不复往日，尤其是随着“营改增”实施，地方政府税收相对减少，央地失衡加剧，而这也是央地关系调整的切入口。

税制结构调整

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我国税收是以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体，流转税作为间接税，纳税人是生产、销售、进口货物和提供劳务的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而实际税收负担人却是商品或劳务的购买者，纳税人与税收负担人呈现分离状态。

税收理念调整

从税收优惠转向公平税赋。税收优惠是旧时代强调发展的“竞税”产物，新时代强调的“社会、公正、协调”，税收观念也将有所调整。

税收主战场调整

从生产转向财富，从劳动到资本，如房地产税。很明显，普通人的劳动已经不能致富，而资本边际效应递增，正在以空前的速度积累财富。

征税行业调整

未来投机型的虚拟行业将成为新税的重镇，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业与电商。对一些暴利行业而言，设置累进征税制度实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