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变了，行业征税还会远吗？

摘要

两会期间，降税成为全国的热点话题。而纵观国际社会，全球竞税则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殊不知，竞税的真底牌不在国家，而在行业。未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化打破征税的技术障碍，投机型的虚拟行业将成为新税的重镇。

全球税改

风暴来袭

近日，正在召开的两会出现的各种降税消息，“月不过万不纳税”等说法早已遍布大街小巷。除了和民生相关之外，税改还有其他更宏观的含义吗？

税改的宏观含义

事实上，自2017年川普公布了“美国史上最狠”减税计划后，全球就持续沸腾。新的“避税天堂”令企业雀跃、让富人狂欢，却让媒体忧心忡忡“这下不得了，美国要把全世界的资金都吸走了”！某官媒更是直接刊文称“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事实貌似也如此，其它国家普遍不淡定了。

美国之外，印度的消费税和服务税均将下调2个百分点，个税减税惠及人口占比高达52.7%。

英国则计划把企业税率保持在二十国集团国家中最低水平，从目前的20%下调到15%以下，至2020年前降至17%。

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也表示，将在任期内减税200亿欧元。

此外，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经济体，也均有减税计划。

全球竞税成为大概率事件，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不仅有个税降低，还将取消13%增值税税率，甚至提出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等。

宏观税改的背后

国家竞争

“减税潮”乍一看是国家层面的竞争，可事实上，某官媒的相关文章好没记性，甚至可以说完全是用“屁股决定笔头”，缺乏时代感。自以为历史总会不断重演，竞税的底牌一定在国家，倘若减税势将再度驱动资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由高税国流向低税国，还能掀起新一轮的国家洗牌——恰如当年的中国，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成功地利用“两免三减半”扰动了世界格局，成为外资企业最多的国家。

补课时间

【两免三减半】

“两免三减半”政策，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享受“五免三减半”，某些行业甚至还有“三免六减半”的做法。

这些政策，则让中国成为了事实上的“有期限避税天堂”，搅动了世界资本格局。

改革之初，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企业采取“普遍优惠”政策，尤其是实行了“两免三减半”和所得税优惠税率的特殊政策，让利外资的同时，也扩大了税基，不仅让中国飞升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成功吸引了80多万家外企入驻中国，还成功晋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高达8132.2亿元。前车之鉴摆在眼前，如今历史“故伎重演”自然无可厚非。

况且，中国2017年一季度首次出现财政赤字1551亿元，二十年之罕见，直接面临减税还是增税的岔路口，或将对国家竞税推波助澜。

补课时间

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财政赤字都出现在下半年。

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支失衡，但为了确保去产能、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稳妥实施，又鉴于“失饭碗”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失税收”更让人揪心，政府选择了“割肉”，即持续加大财政刺激——减税，全年预计给各类市场主体减负3800亿元。

在经济持续低位运行的情况下，中国还敢以“赤字换减税”，这一超常规举动势必又会对全球竞税进一步火上浇油。有鉴于此，以某官媒为代表的媒体便想当然的将竞税底牌扣在国家头上。

漏税不止

减税难收

表面上，国家扛起了减税大旗，但殊不知，时代变了，当下还存在世界性漏税的五大渠道：

第一是世界贸易

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生产全球化。在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同时，税源流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又由于跨国税源涉及的经营活动跨国界、跨区域、跨行业，直接导致其税源呈现出复杂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由此也造成税源分流出国家。

除了出口退税外，企业税负向外转移、境外网上购物等都是税源流失的渠道。

第二是个别“免税天堂”

部分“避税天堂”因其开放的经济环境、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和宽松的税收环境，成为企业资产“洗白白”的摇篮，让企业偷税漏税有了可乘之机。又由于各国独立行使税收主权，税制差异和规则错配，愈发便利了跨国企业在国家或地区间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全球每年有4%-10%的企业所得税因跨境避税流失，每年税收损失约为1000亿至2400亿美元。仅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50家美企海外藏钱就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主要通过1751家隐秘的离岸公司来逃避在美国缴纳的税款。

第三是企业投资国际化

GMP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减少，中国也已开启了这一时代的步伐。受制于经济下行、国内投资渠道的逼仄，对外投资的疯狂并进正成为中国企业家谋出路、接轨国际的重要手段，致使“离岸注册”成为许多企业的通行做法。

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额猛增246%，至2210亿美元，但投资的国际化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削减。

第四是层出不穷的新经济

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电商，传统税收难以覆盖。

且不言，“不开发票”成为电商避税的惯用伎俩，电商刷单也造成了销售额虚增，影响税基的确定，甚至还有企业法人以自然人的名义开淘宝店，瞒报电商实际营业收入。

更关键的是互联网电商打破了交易环节的界限、行业的界限，乃至国家、区域的界限，传统“以票控税”的税收管理模式，及企业税收的属地管理、环节管理、行业管理模式根本“框不住”第三方线上交易平台，电商故而成为漏税的“重灾区”。

第五是金融业创新

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自娱自乐的独立产业，金融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往往就是漏税创新。本为鼓励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金融资源，但低利率环境下，金融系统却衍生出变异的资金链条，表外循环、资金空转、产品嵌套……金融业“自娱自乐”。加上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各种避税工具层出不穷，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投存相互混合，对征税也提出了挑战。

减税

最终还是落到行业上

显然，虽然国家的力量主导了减税实施，但真正还得落脚于行业执行操作，竞税过程中，行业力量明显压过了国家力量。

进一步而言，国家间税收失衡确有政策不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新旧经济的断层、交替导致税收结构的严重失衡。

经济换挡期，旧经济秉持着“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偏态型发展免不了会陷入洗牌，旧经济的塌陷倒逼新经济崛起替代，肩担税源主体。但问题是当下新经济依然处于泡沫期、培育期，不仅难堪大任，在政策偏斜、税制约束匮乏的情况下，加剧了税收结构的失衡。

尤其是劳动税负还远远高于资本税负，个人劳动所得的个税税率最高能达到45%，而资本所得税率却仅为20%，资本回报比重节节攀升，企业财富更趋于向资本倾斜，此种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使工资在国民收入结构中严重下滑，仅占六成左右，其余都是股票、投资等资本利得，与劳动有关的行业被摧残得一塌糊涂。

鉴此，把税基由劳动价值转向资产价值、投机价值；由微利行业转向暴利行业，由实体转向虚拟势在必然。

实体经济由于承受了相对更多的税收成本从而形成了竞争上的劣势，税制上的不公平除了侵蚀原有的税基外，更造成了税源流失，迫切需要“暴利税”上位以平衡税收结构。因而亲劳动、亲实体的税制改革成主要方向。

当下，上海可谓是税源结构调整的急先锋。其税源已出现了由四大金刚（烟草、石化、钢铁、汽车）转为四小龙（租赁与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居民服务）的苗头。

前者在上海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16.4%下降为2016年的13.5%；而后者则在上海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2016年的19.9%，此消彼长，既实现了结构调整，也保证了上海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好处可见一斑。

更何况，降实体企业税、科创企业税、降个税还是中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陷阱的必由之路。毕竟，个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中产阶层，国家的课税主体也主要是实体和科创企业，而税收制度的调整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偏一次分配的税负不公、贫富扩大问题，助势中国跨越“双重陷阱”。以此观之，竞税的底牌，归根结蒂不在国家而在行业，其真命题还将是税收结构的有增有减。

总之，国际上重构行业税收规则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再将竞税底牌纠结在国家层面显然不合时宜，行业征税的调整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福卡原创，欢迎转载）

延伸阅读

城市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