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谋局者，谋区域（下）

摘要

第三股力量冲击下，单靠政府和市场“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推动区域发展矛盾重重。与此同时，政府与市场本身却愈发难以替代，二者的勾兑是值得探索的第三条道路。

昨天，我们提到了第三条道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此观看上篇），此篇将为大家详细讲述第三条道路。

雄安新区，海底波澜。愚人节这一天，雄安新区炸遍全国，不仅比肩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更被誉为影响区域格局之变的“千年大计”，绝不谦虚、毫不犹豫。网民脑洞大开，段子横飞，如“2017年，又是一个春天，一位伟人在中国的雄安画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天地间又荡起了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了千年风帆！”雄安真的会像90年代的“画圈”改变京津冀乃至全国发展格局？以历史的眼光看，这次雄安新区得到的战略重视“史无前例”，原深圳市长已“走马上任”，“深圳第二”貌似板上钉钉，当地老百姓也一片欢欣鼓舞。殊不知，推动区域发展的“千手观音”正处于权重调整的变局期，先前深圳模式的背景、前提、基础等都发生根本性变化，继续沿袭以往老思路，未必会像上次“点石成金”。这一点单从疯狂涌入的炒房客便可知晓，土地成本优势不再。

既然，区域发展不可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么，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又在哪里？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千手观音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呈现出变化，是因为不容忽视的第三股力量，即经济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变革。

各城市局部红利已丢失

红利释放高潮已过

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制度、土地、资源、人口红利率先崛起，而今“地以稀为贵”、“人才荒”、资源荒和均衡国策都摆在那里，昔日支撑区域经济风生水起的红利走到了边际效用递减时代。

快钱模式消退，劳动力权重下降

由于投机本性，长久以来，市场充满了赚快钱的心理，手机、家电、汽车等“凡流行，必山寨”，沿海制造大省也由此红火一时。伴随着消费升级，这种低端化的“仿制”早已无法满足需求，加之海淘、海购向国人敞开了怀抱，山寨企业纷纷倒闭，低端劳动力在产品生产中的权重下调，而技术创新、产品创意等要素日益凸显。

环保底线刚硬

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度被视为区域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但若任由其发展，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或会透支，山西、河北在疯狂掘取工业资源后已经是“霾都”。发展不可能忽视环保底线，况且，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重视地区的舒适感，包括空气质量、环境绿化等，环保底线成为区域发展的“硬约束”。

金融格局由虚转实之变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势必将融合到经济一体化之中，如“一带一路”在促进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行业重组同时，为沿线金融机构带来广阔发展空间。但倘若这些投融资需求不反哺实体产业，而是在虚拟经济中“击鼓传花”，又会绑架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总量8.8%，而美国不足7%，日本只有5%，150万亿的M2炸开了中国经济的“泛金融化”，包括农产品、铁矿石、互联网、房地产等均是“重灾区”。

因此，第三股力量冲击下，单靠政府和市场“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推动区域发展问题重重：一边是各种红利消退下，政府主导区域大发展的动力减弱，另一边，完全市场化不仅导致环境恶化，其潜藏的金融风险也日增月累。不过，不得不承认，政府与市场二者本身愈发难以替代也是事实。这就好像说，思想和行动对于个体很重要，但倘若一个人只有“天马行空”的思想，或者只有雷厉风行的行动，又很容易变成“偏执狂”，二者的平衡至关重要。

同理，政府与市场也不可偏颇一方，“两头大”或是值得探索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激活市场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在优化服务、完善规则上的功能，勾兑与创新并重。

行政区经济已过

区域性经济崛起

具体怎么做呢？从“大政府”层面，央地政府功能错位、互补共进。如中央提出“一带一路”，但是这个筐里头到底装什么东西？大发展的建筑、高铁或电力等产业标准、产品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一套完整规则，各地难免陷入“拼增量”的恶循环，中央需要定出方向和规则；更进一步，沿线18省市“一个地方一片天”，如广西和广东，不可能都一个模子，省市政府有必要根据当地资源、人文、地缘等因素“定格局、提战略”；至于区县政府，则重在“搭平台、做环境、配服务”，如此各司其职，各自晴天。

十三五以来，区域发展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的省域经济被打破，19个城市群闪亮登场。从“大市场”的层面看，在“由点及面”转型中，单点“增长极”将释放更多势能，次发达地区迎来“洼地效应”的柳暗花明。况且，次发达地区潜藏比较优势：

1）环境质量。相比发达地区“十面霾伏”，“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是一张王牌，目前川西南、滇西北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自然环境，旅游产业有声有色。

2）资源丰富。次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能源和人文资源等，后工业化时代，承接发达地区传统工业同时，倘若结合当地禀赋，顺势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做大做优则是“一箭双雕”。

3）劳动力“二转三”。工业化快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高耗能耗资、耗费土地资源的一二产业，可持续性更强的三产占比偏低。次发达地区大可吸取“先富”地区的经验，提前将劳动力“二转三”，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4）短板转长板。次发达地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技术水平低和资金少的局面，但换个角度，产能过剩背景下，这些“短板”反而存在“价值洼地”。如在“一带一路”中，广东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海洋以及能源领域合作等总投资达554亿美元，新疆计划2017年投资1.5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5）与发达地区的两重勾兑：政府与商业。次发达地区的崛起离不开发达地区的支持，更需要勾兑与后者的政商关系。如安徽、江西要融入长三角，与江浙沪的产业结构是互补还是承接？政府之间的合作到底是基于共赢还是各自的利益驱动？况且，两者之间的地理位置很接近，又存在直接竞争。所有这些层面，如果勾兑不好，或会出现发展方向不一、合作松散、利益对冲等问题。

发达地区的磁场仍将越来越强，特别是大都市圈。

城市群打破了以单一城市为“增长极”的发展格局，表面上削弱了发达地区的磁场，实则强化了该地区的磁场。因为在城市群“网格化”组织特征下，核心地区虽然“收敛”功能弱化，但却具有更强大的辐射功能。

2012年中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7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92%的移动电话用户、98%的外资和48%的粮食。

从更大的格局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若干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群与全球城市区域，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这样的超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确立起的区域核心地位至关重要。

更进一步分析，“行政区经济”已是过去式，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地缘优势会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高铁所“弥合”，国策的调整也开始倾向于“一盘棋”协调发展，斗来斗去，恐怕区域经济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

眼下，不少地方围绕“人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

一方面，为了“纳才”，安家费、进编制、人才房、人才公寓等极尽所能

另一方面，清理城中村、遣返三无盲流人员，甚至利用网约车变相驱赶低端人才，仿佛“引高趋低”就能确保区域发展高枕无忧。

事实上，以未来引领今天的眼光看，这一点还真是话分两头：

首先，部分智能化对人的替代已成为趋势，更多无人工厂的出现即是佐证。新趋势下，人口规模不再是衡量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硬指标，不仅蓝领工人，就连律师、财务、编辑等白领职位也将被机器人“抢饭碗”，倘若今天引入的高端人才都是未来机器人可以替代的“机械”工作者，那么“人才≠区域竞争力”。鉴于此，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与欧美相比，三产的潜力空间依然非常大。大力推进“二转三”不仅能够减弱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的现实意义，就算有一天智能机器人时代到来，诸如文学、艺术、咨询等领域也很难被机器人“复制”赶超。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斗争看似纷繁，实则底牌一直都在，就看能否拨开云雾，探寻本源，并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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