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谋局者，谋区域（上）

摘要

谋局者，谋区域。区域发展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路线之争。两条路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只是在不同阶段权重大小不同。

区域发展，下联各城发展之成败，上承一国发展之兴衰。“十三五”以来，统筹协调、纵横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正成为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的新战场。

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以此为统领，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紧跟而至，各地也是卯足了马力，一片“大干快上”的欢欣鼓舞。去年，“国家中心城市”计划启动，各预选城市纷纷摩拳擦掌，“抢位战”异常激烈。

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我们有了越来越大的城市，接着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时至今日，城市增长概念已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由此，“十三五”规划将区域发展战略形象地描绘为“绘好‘一张图’、走活‘一盘棋’的新动力”。

那么，决定区域经济的幕后推手有哪些？

客观上看，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与发展都非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区域经济背后更是如“千手观音”：

既有江、河、海等地缘经济的推动——资料显示，长三角以全国2.2%的土地、10.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0%以上的GDP，得天独厚的地缘决定了该地区不仅拥有港口、海洋、腹地等优势，还能发挥对内通道功能

又有地区禀赋优劣匹配差异——如煤炭之于山西，钢铁之于河北、旅游资源之于海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还有公路、高速、高铁、机场等大交通重组影响——如京广高铁将身居内陆的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等拉进8小时经济圈，改变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

更有市场经济的要素优化配置发挥“无形之手”的推力——如当年基于人口红利、土地和资本优势，沿海地区承接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成为世界加工厂，但伴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升高，该区域继续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前提已经被市场“抽离”，广东福建浙江等区域相继掀起“倒闭潮”或“出走潮”

还有大都市及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环京津贫困带即是典型，北京和天津“双核太胖”，而河北则在多年输血首都后营养不良

此外，千手观音中相当重要的一手即政府规划、政策布局。

无论是深圳还是浦东都是得益于此而扶摇直上，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贸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概念一经推出便被各地“抢破了头”：

去年，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史无前例，该区域未来或将实现华丽逆袭。当然，除了规划战略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区域发展，也会在具体政策方面主动给出优惠，吸引更多的金主，如西部大开发区中对于西部企业所得税税率按15%的比例征收，招商倾斜不言而喻。

最后，新经济的井喷具有无视地理因素的特征，可助力更多城市发展。君不见，以BATJ为首的大批互联网企业缔造了北京、杭州及深圳独具特色的互联网产业集群，从区域竞争优势来看，互联网不同于传统制造型、出口导向型产业，其发展是“超地缘”的，如贵州已经贴上“大数据”标签。因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机会均等，谁能率先抢占市场先机，谁将抓住下一波的产业红利。

千手观音眼花缭乱、层出不穷，致使区域经济看似错综复杂、变局丛生，而事实上，拨开云雾，区域经济的变局可以收敛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政府和市场“龙虎斗”。

一方面，政府提供各种杠杆撬动区域经济发展。如歌词所言，“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政府对于区域发展往往有“点石成金”的效果。因为政府手中握有最大的“王牌”土地，通过出让土地或将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等方式，政府获得城市化扩张和大搞基本建设的原始资本，由此形成了“政府经营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长三角为例，1960年到2012年，该区域的市化率由25.16%增长至68.31%，其中上海更是达到了89.8%，接近90%。加上该区域力度较大的优惠财税，吸引了全国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在此安营扎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另一方面，市场自发的优化配置在无形中发力。虽说“政府经营城市”一度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但不得不承认，各区域的“起跑线”并不天生一致。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的战略均衡点，再怎么开放，依然跳不出如来佛祖的管控“五指山”，而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验地，则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IT、先进制造业、高端技术等领域率先突破。此外，劳动力的大流动，90年代，深圳在“打工大军”涌入后迅速崛起，而今东三省在“每年净流出200万人”的现实下愈发困难，这些都是第一条路线所无法完全“控制”的。因为市场主体的逻辑是“良禽择木而栖”，除国企外，企业家是“哪里盈利去哪里”，这种唯利是图的布局会大大改观区域发展。总而言之，两条路线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上都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也都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的严重失衡。

过去30多年，在“政府经营城市”的惯性思维下，政府这条路线一度担任了区域发展的主要推手，各地也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神话，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不过，在政府主导一手遮天、市场沦为丫头拿钥匙的“失衡”中，问题也在产生。

地区经济主要受制于基建和房地产

各地区经济的好坏与房地产的投入产出边际效益直接相关。麦肯锡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8.6%，秒杀北美和西欧的2.5%和全球平均水平3.5%。另一数据显示，2016年房地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25%的城市有6个，分别是上海(54.9%)、北京(47.81%)、海南(47.71%)、辽宁(32.55%)、广东(31.23%)、浙江(25.26%)，而这些地区大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省份。不难预测，只靠“基建+房地产”拉动的经济繁荣是脆弱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基于政府主导模式

各地纷纷陷入产能过剩的窘境

铁公基、房地产和产业园区等，这些凡是政府规划过的产业，都在“一哄而上”后落得“一地鸡毛”。更严峻地是，地方债务规模急剧飙升。财务部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万亿元，债务率为89.2%，其中贵州以189%的债务率居首，辽宁、云南、内蒙古超过100%的警戒线。

区域发展的失衡与割裂

在“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国策下，东部沿海地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中西部地区“雪上加霜”，由此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化的中国失衡，造成了各区域之间的割裂、封闭状态。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核心城市“吸血式”的虹吸效应也让周边城市失去了不少色泽和活力，区域发展中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并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

如此看来，虽然两条路线斗得厉害，政府也一度占据上风，但事实上，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政府谁都不能少，只是在不同阶段权重会有所调整，而当下正处于变局关口。

首先，国策的调整权重在上升。一边是沿海开始接近和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的门槛，不断隆起地区经济“高地”，而另一边，部分内陆地区仍处于经济发展“洼地”之中。鉴于这种失衡和割裂，十八大以来，中央重点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弥补因地缘、规划或虹吸效应所造成的落差。

其次，地缘、资源禀赋的权重在下调，交通和互联网权重上升。地缘、资源禀赋本是区域发展的“天命”，典型如东北，但伴随着高速化、网络化的交通重组，尤其是互联网革新，地理空间所产生的成本差异被“抹平”。

最后，商业模式权重上升。后工业化时代，商业模式成为区域赶超的关键，如浙江本是资源匮乏、人多地少的蛮夷之地，但凭借着灵敏的商业嗅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该区域“无中生有”造就了杭州、义乌、温州等城市传奇。

当然，倘若能够将商业模式与其他推手结合，更能“锦上添花”，如偏安一隅的海南，在环岛高铁、在线旅游（OTA）和政府规划（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等多手推动下实现了版本升级。显然，千手观音的各因素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两条路线”也要在“斗争中”不断寻找均衡点。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表面上，市场经济的权重将上升至“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之手并没有被束之高阁，依然暗流涌动，不放手不松手。那么，“两条路线”为什么会发生调整？到底如何调整两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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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谋局者，谋区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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