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边骂“戏子误国”，一边粉丝经济正把全社会一网打尽？

摘要

社会粉丝化反映了人内心的枯竭，精神寄托需要倚靠名人，其直接后果就是名人的权重越来越大，直观反映在飙涨的收入上，未来的文化将是名人的文化。

对于当下社会中明星的巨额收入及爆发式的财富增长，社会普遍困惑不解，甚至愤恨不满。而在“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政府必须管管”的舆论高压下，国家或政府开始对娱乐业高片酬进行打压。于是，五部委联合发文重拳出击明星“天价片酬”现象，广电总局也表态要打压明星“高片酬”和炫富问题。

但这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其实，如果搞不懂为什么明星从收入到社会地位相比从前都翻了个个，那么，离化解矛盾只会越来越远。

社会“粉丝化”

想当年，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的一场演唱会，竟有560多人因兴奋、尖叫一度缺氧而晕倒，23人因疯狂拥挤而被踩死。

同样的，痴迷华仔（刘德华）的女粉借高利贷、自杀、逼死老父亲，只为求得一见，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而张国荣在2000年举办的拉阔演唱会（即无伴舞、乐队现场伴奏的演唱会）门票8万元一张，还一票难求。

再有阔别舞台多年的王菲二度开嗓，天价演唱会门票居然32秒就宣告售罄，粉丝之癫狂令人咋舌。

为此，社会用“脑残”、“疯子”、“世俗”等扎眼词汇对粉丝追星之行为大为贬损。事实上，若言以往“追星”只是少数粉丝的标签，那么如今几成全民镜像。

即便不是“追星粉”，也依然逃不掉“伪大师”、“经济大咖”等高级人设的万丈光芒！于是，各类股评家成了散户的“心头好”；马云、刘强东等一众人生赢家不仅堪比互联网创业者的风向标，更被芸芸众生奉为榜样信仰。

不止于此，争做网红papi酱、膜拜“伪大师”、跟着教授专家再学习、听偶像的励志故事、讲名人的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纷纷化身“死忠粉”，各种尾随社会名流、富商大咖。

仿佛一夜之间，曾经只知道埋头赚钱的中国百姓竟然集体变成了各种粉丝，并心甘情愿地为心目中的粉丝“打Call”、“掏腰包”。

粉丝早已有之，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从以往特定的领域蔓延至全社会，并衍化成一种经济模式、形态，在众多领域正形成把全社会“一网打尽”之势。

粉丝经济崛起的社会根基

出现上述局面，除了受益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富裕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让更多的人有了追求精神享乐的时间和空间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

一方面，物质堆砌与大时代拐点的双重叠加，没有信仰与心太慌的人都急需“灯塔”指引。

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两苦，物质匮乏、精神空虚。倘若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精神和理想？可改革开放40年，市场经济恰恰给了百姓可以放空自我、陶醉于精神享乐的资本底气。

但问题是，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严重对接错位，精神空虚，灵魂无所寄托。于是乎，在需求决定供给的市场刺激下，满屏答疑解惑的“梦想导师”、“文化名人”便成了老百姓最后那盏指路明灯。

并且，科技与财富的紧密联姻，又加速了财富的单向度高度集中，“马太效应”的刚性化愈发明显，处于弱势一方的平头百姓极度恐慌，迫切需要有人对其未来指点迷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被某些知名专家学者坑惨了的股民，依然对追逐经济专家乐此不疲。

即便对AR/VR、比特币、区块链、AI等新技术一知半解，却依然对雷军、马化腾等科技大咖崇拜有加。

另一方面，广大老百姓被庞杂的信息湮灭，精神寄托只能倚靠名人。

新科技革命将人类置于信息超载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和“干货”漫天飞舞，甚至还裹挟着马云所谓的90%的网上“精神排泄物”扑面而来，世界变化太快，不明白的人越来越多，身处信息焦虑背景下的广大老百姓，亟待有人对爆炸式的信息“去伪存真”。

再加上，脱胎于工业经济时代下的思维惯性，在无法“信自”的前提下，对名人的精神依赖亦无法完全摆脱。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很强，可软文化输出却很弱。

当西方文化渗透中国，日本动漫撬开国内二次元市场，90后、00后被韩国偶像洗脑，中国也迫切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从名人特色小镇兴起到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再到影视、IP、追星、选秀等泛娱乐产业潮起，也可看出普罗大众对于中国实现文艺复兴的渴望。

而依照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古有大师巨匠担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自然应由名人巨擘领衔。毕竟，精神空虚、信仰缺乏的百姓对才高八斗的名人有着最现实的渴望。

社会精神粉丝化诉求抬高明星名人的地位

显然，社会精神粉丝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名人在社会的权重越来越大。

一来名人拥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资源。

名人凭借自身所拥趸的社会资源、身份定位“登高望远”，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期，股市萎靡不振、楼市战战兢兢、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整个经济大环境让百姓看不懂时，名人却能凭借资源、身份、名利，乃至智慧拨云散雾、释疑解惑。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专家教授有如此多的拥趸，为何2016年中国泛娱乐产业总产值约为4155亿元，2017年中国泛娱乐产业已是一个近6000亿元的市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了越是看不清未来，越是喜欢应和名流。

二则在信息、科技爆炸的时代，名人能先人一步掌控大势。

如今机器换人、人造人、加密货币、比特币，被科技远远甩在身后的普罗大众内心怎不恐慌？

原有的社会架构被颠覆，现有的信息科技握不住，对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无解的难题都寄希望于名人来指点江山。

由此观之，受制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百姓在弥补精神空缺的同时，更会推高名人的社会权重，而这些最终将直观地反映在飙涨的的收入上。

不仅，经济学家“走穴”被明码标价，比如，前几年很火的郎教授，出场费7年涨4倍；2017年年末，恒大许首富花5000万买下“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

明星的收入更是水涨船高，据福布斯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的合计收入超过22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了166%。

而另一方面，被粉丝化裹挟的百姓也心甘情愿的被名人消费。从鹿晗的演唱会到吴晓波的经济论坛，从雷军的小米到马云的淘宝“造节”盛典，收割了巨额的粉丝经济。

用物质需求的思维否定精神需求的逻辑无助于化解矛盾

社会精神粉丝化成为不可逆之势，可如今社会上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用固化的思维认为普罗大众被所谓的名人、明星演员给带偏了，让全民陷入狂魔乱舞中。

比如，依然把涉足文化产业的演员明星比作“戏子、伶人”，动辄用“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中国人不尊重科学”等言论对其进行攻讦和打压。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明星与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比较，并言之灼灼的认为国家的发展靠的是科学技术，而不是靠一部电影或一首歌。

甚至有人说，“把全国所有明星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的价值，而明星的收入却没有一个比钱学森差。

但正如前文所说，明星名人的高收入本身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是社会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诉求带来的结果。这就好比不能用食可果腹，衣可蔽体的有用性来否定文化娱乐的精神诉求。

更何况，文化全球化正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抢占文化精神的高地，缺乏包容、思辨、与时俱进的精神无疑将使中国在物质与精神的失衡中跛足前行。

问题在于，社会需要一套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让钱学森们的社会价值体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来指责、打压明星名人。在整个社会粉丝化的背景下，简单粗暴的指责、打压显然是无力的。现实情况也已经佐证了这一点。

从粉丝经济到名人文化的未来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面临急剧转型震荡期，身处混沌中的百姓，一方面对财富平衡极度渴望，另一方面，又对名人指点迷津、力挽狂澜寄予厚望，当结果不及预期时就愈发显得焦虑。

但伴随泛娱乐产业的成熟、构建合理的阶层财产税制，以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循序渐进，被“换了脑子”的百姓自然也将面目一新。

未来的文化将是名人的文化。不仅名人的价值将愈加凸显，名人本身也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分化。

正如人有三六九等，未来的名人也有不同的品阶，如果说，下品的“娱形”，更追求的是为百姓带来精神愉悦和感官刺激，恰如现今娱乐圈的演员明星；那么，上品的更着重“娱智”，为老百姓答疑释惑，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撑。

当然，在科技爆炸、信息横飞的时代，未来主流名人极可能诞生于新经济、新科技领域，当百姓还不懂区块链、量子通信为何物，还在对转基因争论不休时，也就是科技达人出场释疑答惑之日。

无论何种名人、大师终究离不开政治的约束，拥趸权力的政治家仍将是中国的“主心骨”，最终将在精神层面高屋建瓴，重塑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总之，从物质时代走向精神时代是一种必然，从癫狂到理性、从无序到有序，总有一个祛魅归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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