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入百万到月薪九千，这个行业还能不能好好“玩”了？（速看）
导读
行业斗转直下，降薪、裁员、离职也成为一些金融从业者的梦魇。内有监管严防、外有竞争者入局，金融业何以发生如此巨变，又将何去何从？
01
从辉煌到衰退
今年可谓是金融业从辉煌、嚣张到惨淡、褪色的大衰退之年。
这场转变首先从互联网金融开始。典型体现就是曾经红红火火的网贷突然进入集中“爆破”期。自6月以来该行业接二连三曝出事端。
互联网金融的惨况只是金融业衰退的冰山一角。进入今年以来，PE/VC行业募资难的说法就不绝于耳，并不断体现在现实和数字层面。
今年上半年，VC/PE募资规模跌了七成多。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仅139支基金进入募资阶段，同比下降41.35%；目标募资规模545.53亿美元，同比骤降近8成。“不差钱”变成了“找不到钱”。
同时，2018年以来，PE市场投资活跃度一路下滑，PE市场的投资案例数量同比下降29.32%，投资总规模同比下降22.77%。
就连券商资管也开始走下坡路，其规模今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模式，从年初的16.57万亿一路下滑，截止9月底，规模已经滑至13.84万亿元，年内缩水高达2.73万亿元。今年10月，券商资管新增备案产品46只，创下今年以来新低。
行业斗转直下，降薪、裁员、离职也成为一些金融从业者的梦魇。最近，天风证券副所长刘章明的一个截图就传遍网络。截图中显示，其面试一位友商的行业首席——据悉从年薪百万砍到月薪9000。还称赞其“状态极好”。他以此敦促手下“小弟们”更加努力的卖命工作，不然可能面临失业风险。
如此种种，整个金融业寒风席卷。
为什么陡然间金融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02
互联网金融内外“劫”
先从互联网金融说起。
互联网金融落得如此境地，从内因看实属咎由自取，自咽急功近利发展、过度爆发的苦果。
从2013年开始，互联网金融搭乘利率市场化及金融脱媒东风，掀起众筹、网贷、第三方支付三波浪潮，迎来爆发式发展。
“利”字当前，互联网金融与其补充传统金融体系、致力于解决中小微融资问题的初衷渐行渐远，直至乱象丛生，甚至吞噬传统金融，难怪面临整肃。
自2017年中余额宝凭借1.43万亿元规模超越招行个人活期存款总额，直逼四大行，就开始接连“水逆”——一年之内，因违规被央行、外管局罚没3-60万元不等；
余额宝申购额度被四次下调，个人账户持有额度由100万降至10万元，单日申购额度最高2万元；花呗、借呗一度被突然关闭；今年首季度蚂蚁金服竟亏损19.01亿元，似乎喻示着其“芳华已逝”。
从外因看，互联网金融也承受了监管不成熟的后患。
一方面，由于对互金认识不清，在2015年前出台的多个地方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中，普遍将传统金融的线上业务列入互联网金融范围，甚至天津、深圳将互联网金融简单等同为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
另一方面，囿于认知，未及时给互金规则。美国作为互联网金融发源地，却未形成泡沫的原因在于对准入规则和投资者身份等不同层面都有严格规定，如2012年的JOBS法案对众筹规定，前12个月内收入不足10万美元的投资人投资不超过2000美元或其年收入5%；更早建立信用体系，为支撑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用评估数据。
然而，国内互联网金融大环境恰恰是问题倒逼型，事先无制度预设，出了问题才伸手要政策，近3年间历经“鼓励发展（2015年）——治理整顿（2016至2017年）——统一监管（2018年）”，可谓一波三折。
03
金融业的一段歧途
其实，除了互联网金融，整个金融圈都进入走火入魔状态。
由于醉心于西方经典市场经济理论，2012年之后，中国启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自由化的繁荣，也种下了金融混乱的恶果。
刚开始是影子银行，随后披着“互联网金融”马甲的庞氏骗局，继而保险、资管、信托等被越来越复杂的工具裹挟。
实体经济被甩在身后，从存量看，金融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5%以上，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速；从增量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开始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已经达到8.4%，甚至超过美国（7.2%）、日本（4.4%）等传统金融强国。
“生财三大招”——衍生品、通道、表外业务风靡一时。“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衍生品本质是风险转嫁机制，但随着交易与实体经济的日渐脱离、机制日益复杂，走向钱生钱，沦为放大风险的工具。
通道与表外业务都是金融企业之间相互融资，相互以对方的信用发放贷款盈利，本质上是信用套利。
前者为模糊底层资产，往往设计层层嵌套的资产管理模式，留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隐患。
后者多元化经营，涉及的流程多、部门广、隐蔽性高、监管缺位，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类表外业务，大多无资本准备金要求或规模限制，风险难度大。
04
强监管+大开放
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国金融对内进入前所未有的“强监管”阶段；同时以博鳌亚洲论坛为标志，进入金融大开放时代。
具体而言，金融“遵义会议”不仅正式确立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权，便于集中整合全国金融资源；而且确定了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的“四大基本原则”（ 回归本源、结构优化、加强监管、市场导向）；还肯定金融重要地位，“乃国之重器”，今后金融在国内甚至国际的交往中都将体现出其核心竞争力作用；此外，构建“一委一行两会”，打破一行三会各守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格局。
自此，“强监管”文件紧锣密鼓出台。
银发〔2018〕106号文（“资管新规”）落地，进一步强化“去杠杆、去刚兑、去通道”原则，百亿理财市场由此变天。
随后银保监会对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开18298万元巨额罚单，金融业野蛮生长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对外公布11项“超预期”的金融开放措施，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等，概言之即放宽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强调内外资一致、鼓励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之所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于，当下中国金融业的结构大局已定，就算外资巨头进来也几乎不可能撼动。
五大行占主导地位
银行业是金融业的支柱，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85%以上，银行业相当于15个保险业，53个证券业（2016年数据）。
五大行又是银行业的支柱，资产占比36%，且按市值计工行是世界第一大行。五大行属国有银行，买卖交易选择权仍属行政可控，目前来看仅有交行、中行两家的前十大股东中有外资银行。
商业银行权重降低
不仅资产规模增速放缓，同业资产占比也下降趋势明显。其中8家股份制银行（兴业、招商、民生、中信、光大、平安、华夏、浙商）的总资产增速、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在2017年降幅分别高达15.22%、2.36%。
移动支付对外输出
作为“技术输出担当”，我们不仅直接输出移动支付技术，受众如摩洛哥、匈牙利等国，还携手国际芯片卡及支付技术标准组织（EMVCo）推出二维码支付国际标准，扩展中国的支付标准。
另一原因在于用开放倒逼规则完善。中国向来善用开放倒逼制度接轨。与“狼”共舞、增强竞争才能倒逼本土机构提质增效，提高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然而，内有监管严防、外有竞争者入局，新出路在哪里？
主要看三大渠道——参与、依附、转移。具体而言，主要有三大方向：
参与到新经济发展中去。随着资本从“快进快出”切换为长期投资，更多参与新经济孵化过程中，其操作模式也区别于证券化运行，将趋向多元化。
依附新经济、新技术创新金融模式。未来金融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一步融合，开辟更多发展空间。
利润增长点由直接利润转移为间接利润。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成熟，去金融中介化、降融资杠杆的直接融资比重将显著提高，金融机构对资金需求方直接赚取利润的空间逐步收窄，逐步转向通过参与资金运作来“曲线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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