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搞了几十年的“新农村”反而成了“扫黑除恶”的大战场

导读

相较于城市的热闹繁华与现代，农村的清冷破败与落后日益成为中国发展之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未来农村治理将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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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的愿景与现实

1月份，国家下发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从2018年1月2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1月份，有关部门公布了全国扫黑除恶成绩单。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514个、侦办涉黑组织案件652起，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2993个、侦办恶势力犯罪案件3682起，破获刑事案件3.4万起。

今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17000余件57000余人，提起公诉6300余件32000余人。其中，批准逮捕涉黑犯罪2000余件7300余人，提起公诉470余件4000余人；批准逮捕涉恶犯罪15000余件50000余人，提起公诉5800余件28000余人。今年前9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逮捕黑恶势力“保护伞”200余人，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150余人。

这其中，农村无疑已成为扫黑除恶的重要战场。

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严打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再度强调从严从快惩处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这背后，黑恶势力在不同层面破坏农村发展和建设，比如，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因灰黑势力的渗透，基层政权被恶意把持、基层换届选举被操纵破坏、农村资源被垄断、集体资产被侵吞等；部分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等。

而这还只是农村治理问题的冰山一角。

实际上，相较于城市的热闹繁华与现代，农村的清冷破败与落后日益成为中国发展之痛。

农村赌博之风司空见惯，麻将馆、棋牌室充斥着每个角落，每逢农闲时节或传统节日，“搓麻将”、“打牌九”便成了一些村民的不二之选。

农村婚闹恶俗、红白喜事“脱衣舞”低俗表演常态化、普遍化，文化之乱不堪入目。更有封建迷信、邪教组织钻空子在农村渗透蔓延。

倘若说这些还被认为是外来的侵袭干扰，那么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之乱就是“烂在了根上”。

在某些地区一边是村干部拉着地痞流氓横行乡镇，控制村官选举、收取承包土地保护费、聚众闹事、打击报复，强占土地、强行买卖本该属于集体所有的村里矿山，“村霸治村”行为愈演愈烈。

甚至有人说出“不为捞钱干嘛要当村主任”的猖狂言论。

另一边则是农民费尽心思争着与村、乡镇干部拉关系、送人情、争低保，“心甘情愿”助纣为虐。

农村的歪风邪气、管理乱象与政策大力倡导的现代化显得格格不入，也和农村建设的愿景相去甚远，甚至与现代化的距离越拉越远。

要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改革开放后也从不同层面提出并探索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但是，当下农村呈现的状况和态势显然远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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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管理落实于时代

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分离与断裂，放大了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已经不简单是农民精神文化的脱轨，更重要的是因循守旧、只为谋利的传统惯性管理思维，极大地恶化了农村基层的治理环境。

农村的管理之乱具体表现如下。

农村依然普遍采用的是落后的家族化、派系化管理。

长久以来，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王权止于县政”，宗族家族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封建社会政治权威，家族化、派系化的理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的肌理，并以隐秘的形式发挥作用。

加之市场经济的渗透，激发了农村的逐利动机，农村干部“家族化”，换届选举、拉帮结派；发展党员，近亲繁殖；村务管理，圈子掌控；集体经济，家族谋利。将法律的权威牢牢地与“统治者”的德行与威信捆绑，此种宗族派系的管理模式已然无法契合进新的政治治理制度。

农村的基因没有改变，但整个社会在管理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却又改变得面目全非。

农村没有真正改变过农耕文明的自然状态，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基本未变，但三纲五常却又没有了，文革时期拆祠堂，如今高速运转的城市化也对农耕文明猛烈冲刷。

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主流意识形态也受到巨大冲击。而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科层制度为基础的农村治理机制，也在不断冲刷传统管理体制。以致农村管理在无所适从、钻空子中愈发混乱。

农村管理的“断层”，尤其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脱轨，成为文明的“洼地”。

现代性、市场经济以及政府管控地植入，经济上富了农民的“口袋”，但文化建设却被“置之脑后”，文化信息和文化传播在此断流，以致农村不仅是封建文化思想的阵地，还被“牌+麻将+低俗表演”所包裹，成为精神文明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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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农村管理迫在眉睫

进一步而言，农村的发展和改革远比城市来得复杂。

毕竟，城市的发展壮大主要归功于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经济聚集，及其社会大分工带来的商业繁荣。

农村却是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叠加的杂合体，一直处于鄙视链的底层。

其结果就是，对农村而言，农村家族化的管理体制注定会被市场经济所冲击。就连“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也未能逃过家族式管理过气的魔咒，最终未能躲过市场大浪淘沙后的衰败，负债高达389亿元。

而且，尽管国家价值仍然强调“无农不稳”，但社会驱动则是“无工不富”，不仅大量精英逃离农村，就是大量劳动者也弃田务工，“农村空心化”状态又引发了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管理等整体空心化的连锁反应，导致农村社会涅槃更加艰难。

对城市而言，倘若农村这条腿不补齐，不单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还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全局。

更何况，倘若任由农村管理之乱放大，极有可能会激发社会矛盾。比如，因基层工作作风、土地征用、村官腐败等问题引发的信访纠纷，以及老百姓围攻公安局和市政府等事件大幅度上升，可以说，农村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调整农村的管理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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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机缘

目前来看，在经过一轮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发展期后，农村发展面临一定的机缘。即在城市被工业文明耗损内力的同时，受政策、资本倾斜的驱动，以及互联网的嵌入助力，给尚留无数“空白”的部分农村打开了发展的“能量空间”。

一来由于吸引了更多的优势政策、资本进驻农村，也会顺理成章地倒逼农村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

再者，相比城市消化过剩产能、房地产萎靡不振、环境污染、商业饱和的尴尬现实，农村是资本“投资洼地”的潜在能量正在释放，民宿旅游、田园综合体、商业地产、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带动新商机。

据统计，现在返乡下乡创业的人数已经达到700多万人，搞乡村旅游的劳动力已经达到850万人。当越来越多的政策和市场化元素注入，势必将倒逼农村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体系。

二则互联网正将一切置于中央的管控之下。农村之所以还保留家族化、派系化的管理模式，还是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没能渗透到乡村。

可如今互联网网罗天下、无处不在，正在荡平城乡管控的盲点，一切都将纳入到中央的统筹之下。

三是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农村正成为战略新平衡点。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和经济结构失衡迫切需要在当下实现再均衡。

一方面，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会推动金融扶贫做深做细做实，抹平城乡发展的巨大落差。

另一方面，为加强农村地区演出市场监管，文化部部署了针对农村一些地区低俗表演的专项整治。中央反腐持续发力，重点收拾苍蝇，村长、镇长、县长全部清查，还专门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修理农村腐败。这将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管理规范化扫清障碍。

依此逻辑，未来农村的现代化管理从自然到管控是必然。换言之，改变农村治理落后的面貌，将由单靠农村自治向政府的适度介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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