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通胀”是教育的悲剧 | 一周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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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通胀”是教育的悲剧

中高考等选拔性考试变得越来越水平化、简单化，甚至模式化。这对中国教育弊大于利。

北京中考刚刚开考，就有一些人说，数学题太难了，有考生当场就哭了。这让我想起了高考开考当天，舆论声讨数学题太难……

中高考变难了吗？显然这个判断是错的。在高考上一波舆情汹涌之时，一些自媒体杜撰数学题难的罪魁祸首是南师大附中校长葛军，葛军随后在媒体澄清：自2010年后就再也没有参与命题，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全国命题。

在这个公开回复中葛军明确表示：现在的高考数学考试，是越来越难了吗？我觉得没有，反而是越来越容易了，才导致区分度降低，使得每一分的重要程度加大了。

这句话说到了关键，中高考不是难了，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容易了。

截至6月25日，全国大部分省市已披露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和“一分一段表”。今年全国高考中，1031万报名人数创下十年以来报考最高峰，部分省份600分及以上高分段考生空前增多。

近年来，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高分通胀”的现象。四川省今年630分以上考生突破1.6万人，2018年，河北省700分以上的考生数量多达122人，仅数学满分就超过了150人（文理合计）。

同样还有中考，2017年北京中考，人大附中录取分数563分，满分则是580分（含40分体育分），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每门功课倒扣不能超过3分。到了2018年，分数竞争更为激励，仅英语满分就高达129人。

都是高分考生，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也不断加剧着分数的竞争。这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就是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挂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舆论与大众对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口诛笔伐——考试试题难度被认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负担，试题难度大，压力就大。

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甚至固化，越来越远离选拔性考试。

导致这一现象，还与我们盲目倡导甚至照搬美国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

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难度相对较低，区分度较低。但在美国这些成绩只是基础，不是唯一依据。盲目套用美国的水平测试，那几乎是一场灾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搞分数的GDP，让多数考生与家长都有分数的获得感，皆大欢喜。岂不知害苦了教育。

首先，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大大降低了考试的区分度，完全破坏了选拔人才的功能。这种升学考试，最后褒奖的不全是最优秀的人，多数是最擅长刷题的人。

其次，在应试教育的现实状况下，各地也出现了学生学业水平下降的新问题。

最后，如果说区分度降低，难以选拔出优秀人才还可忍受的话，那么选拔性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需要不断重复的训练已达到不出错，这直接强化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发展，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

节选自：财新网 

《“高分通胀”是教育的悲剧》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8-07/101448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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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山东等6地

2019年秋季开始使用高中统编教材

教育部办公厅近期发布了《关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使用新教材的省份，从高一年级开始使用《2019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17年版课程标准编写）》中的教材，高二、高三年级仍使用教材厅函〔2019〕4号公布的《2019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03年版课程标准编写）》中的教材。

据悉，统编三科高中新教材的全国培训会将在8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按教育部通知精神，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山东、海南等6个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省份所辖地市和省直管县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学科教研员(或骨干教师)将参加此次培训。

节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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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场革命，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会变

“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场革命。它改变着教育的生态、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管理的模式、师生关系等等。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功能，是当前教育工作者遇到的重要挑战。

“人工智能+教育”最主要的是要改变教学方式，要从教师的教转变到学生的学。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改变单向传授知识的方式。

学生通过自我学习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自己去探索，或者与同伴合作，互相探讨。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帮助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设计科学的、合适的学习方案。

人工智能、大数据，还可以作为教师的有力助手。大数据可以帮助老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帮助教师批改作业，替代教师一些机械式的劳动，减轻教师的负担，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接触沟通。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中所说，“双教师模式”包括教师和虚拟教学助理，“助理”可收接管教师的日常任务，使他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对学生的指导和一对一的交流。

总之，“人工智能+教育”正在使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学校和教师不会消失。教育必须具备学生和教师两个主要要素。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方法需要改变，但教师培养人才的职责没有变。

当前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我认为还存在着几个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广大教师还没有认识到“人工智能+教育”的特点和它的优势，比较迷茫。

二是软件跟不上。如适合学生自学的软件、利用大数据进行教学管理的软件、个性化学习课表设置的软件等等。

三是广大教师还不会运用信息技术来改进教育教学。

因此需要专家和广大教师共同努力。

节选自：京城教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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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美国年度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报告，错误的教学一直在“误人子弟”？

2001年联邦政府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以来，阅读和数学成绩成为了美国衡量学生进步的标准。

因而，教师们在阅读和数学上投入的时间变得更多。相应的，投入在科学和社会学科上的时间大幅减少——在那些测试成绩低下的学校，这种情况尤其常见。

尽管在这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 但据每隔一年，美国都会发布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显示，全美样本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两门科目上的测试成绩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不禁让人疑惑，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专家认为，NAEP体现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学校教授阅读的方式。

当下的美国基础教育，其实是由这样一种理论塑造的：阅读，不仅包含了字母与发音的联系，还包含了理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一种完全脱离文本内容的方式来教授。

只要使用简单文本来教孩子如何找出中心思想，做出推断，得出结论，诸如此类的技巧或技能。最终，学生们就能将这些技能运用于任何阅读的内容上。

也就是说，他们在“通过阅读来学习（read to learn）”之前，要先“学习如何阅读（learn to read）”。科学课不着急上；历史通常被认为对孩子们来说太抽象，所以必须放到以后上。学生阅读的多是篇幅不长的书和段落，阅读内容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它们能够用来教授的“理解技巧”。

某种程度来说，让孩子在早年专注于学习阅读技巧确实是有意义的。但能否理解内容主要取决于读者已知的内容，即他们的知识储备。

而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教授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来拓展他们的知识和词汇；使用有逻辑顺序的课程让孩子能够理解自己学习的内容。

在不同语境下重复概念与词汇也让他们更容易记住这些内容，且比不断练习让人困惑的阅读技巧来得更有趣。

其次，阅读简单材料无益且有害。老师需要根据学生所谓的个人阅读水平提供阅读材料，而不是学生所处年级对应的读物。当老师因为学生阅读能力不足而只提供简单的文本，其实是在阻止他们获取提升能力所需的信息。

此外，经济差异也加剧了学生的表现差异。理解能力上的差距不是阅读或理解技巧的差距，而是知识储备的差距。家庭富裕的学生也许在小学并没有学到多少，但与他们低收入的同龄人相比，富裕学生的家长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有经济能力为孩子提供增长知识的额外课堂，比如接受课外辅导或前往欧洲旅游。

因此，富裕学生更有可能在校外获得知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是无解的。以内容为本、结构性的小学课程就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带来的表现差异。

节选自：Luna 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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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教育的精神属性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谈论教育，对于有一定学术阅历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是因为教育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重，它负载着从个体到家庭再到社会不同层级的期望，实际上是要借助同一个过程尽可能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如果走进教育现场，教育者一方面被强劲的专业化风潮裹挟，近乎身不由己地走向技术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固有的教育情怀和来自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让他们在走向技术化的道路上踟蹰不前。

对于谈论教育的人来说，过多地强调教育的专业化会让他们有疏离教育精神意蕴的顾虑，而一味地弘扬教育的伦理学和美学价值又会让他们具有被贴上教育乌托邦标签的恐慌。古典的人文性追求和现代的实用精神，至少在教育意识形态的重构上，进行着时而激烈时而隐晦的博弈，这就使得教育越来越成为其从事者和谈论者无法回避却又难以面对的问题。

……

教育其实是一种意念，那些被我们称为“教育”的行为不过是教育意念的承载者和执行者而已。

为了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以三个大人打孩子的事为例：问第一个大人打孩子的缘由，他说那孩子现在不打将来会变坏；问第二个大人打孩子的缘由，他说那孩子砸了他家的窗玻璃，如果那孩子没有砸，他也不会打；问第三个大人打孩子的缘由，他说他见谁打谁，正好碰见了那孩子，便打了。

在这三个情景中，第一个情景最接近我们观念中的教育，大人的打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好；第二个情景中的打属于报复性惩罚，即使那孩子因此而长了记性，但大人的打也不是教育；第三个情景中的大人属于病人或恶人，他的打与教育自然毫无瓜葛。通过如上的分析，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意念”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说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它的精神属性就顺理成章了。

面对教育实践，我们强调教育的精神属性，应该比仅仅宣扬教育人文主义思想更能够消解教育实践中的技术主义信仰。

必须指出，由于教育的专业化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科学化和技术化，再加上功利主义思维的作用，一部分学校教育者对具体的教学方法、程序、模式的用心用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单纯技术维度的精细化追求，客观上在成就“教育工人”和“学习机器”，教育自身在历史中形成的价值特征，被精巧的教学设计及其运行极大地销蚀，被简单化为学习者的受教育者，在获得知识和思维收益的同时，不断付出着价值无能和精神苍白的代价。

……

节选自：新课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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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如何破除区域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局？

2012年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保持着超过4%的水平，但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仍然不足。

面对着有限的资源和国家财政政策的约束，区域教育应该使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在体现教育价值的前提下破除区域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方华站在教育实践者的立场，分享了他在江西省弋阳县做教育局长期间通过分配有限资源来解决区域教育问题的经验。

1.破解“城挤乡空”的问题

大班额问题是全国各地教育面临的难题。具体到区域教育现状上，大班额问题的背后是更为严峻的“城挤乡空”问题——大量农村学生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优质学校人满为患，而农村学校缺无人就读。

面对“城挤乡空”的问题，关键要对问题进行正确解读和目标设定。弋阳通过坚持国家的就近入学原则使得城挤乡空和城市大班额现象在几年时间内逐渐消退，在不新建学校的情况下，弋阳小学从平均65人的班额，下降到52人，初中也从原来平均63人控制在49人。

2.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创新开展家校合作

对中国区域教育而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就是没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弋阳提出 “以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逐渐改变民风”的口号，“为教育寻找合伙人”，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紧密合作，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3.留守儿童——课外互助组

当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问题分外关注。面对留守儿童问题，区域教育要尽力而为，但要坚持顺势而为的原则，不能替代家庭做努力。

弋阳县根据这些留守儿童的年龄、年级设立校外互助组，每个互助组配备一到两名家长志愿者。小组人员由老师进行安排，学生自愿选出组长、副组长等职位。每天互助组的小组放学后就集体到其中一家里写作业，写完后再各回各家。

互助组在几年内发展到了1900多个，不仅大大降低了留守儿童放学后安全隐患、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更提升了邻里之间的教育生态，促进了邻里关系。

4.辍学率大幅降低

2016年年初，弋阳县的初中生辍学率高达33%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源于孩子本身对学习的不热爱甚至厌倦。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用统一的、唯一的标准对所有农村的、城市的孩子进行评价，让他们往同一个目标学习。

只有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为不同学生设立不同的评价目标，让学生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才能在解决这些教育问题的同时真正成就鲜活的、多元的个体。

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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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刘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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