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法律需配得上女性的勇敢丨凤凰网评论
对于女性权益覆盖更广泛的“性侵”的概念，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的法律，散见不同于法律中；“性骚扰”还是中国法律里的“孤儿”，没有直接配套的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关。
文丨特约评论员 沈彬
这一轮控诉性侵的风暴，来得相当猛烈。学术圈、媒体界、公益界，一个个大腕人设崩塌，有的爽快认错，称“打算自首”，却没有了下文；有的一直在否认，甚至将污水泼向受害女性。
在公众为女性能够站出来揭发的勇敢喝彩时，会发现另一个尴尬，不少案件似乎没有能够进入法律程序，或者有的进入法律程序后“卡壳”，结果很多指责变成了茶杯里的风暴，甚至有演化成口水战的风险。
有没有比较便捷的证据规则方便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网上热传一位公安专家建议，“性侵取证可参考国外打击黑社会做法，三人以上举报就基本可以定罪”。
这个说法恐怕失之于简单，事实上，必须要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大手术，才能容纳得下。到目前为止，挑起舆论热议的性侵案、性骚扰，都不无尴尬地使用外国的法律术语，或者说反性骚扰，的确还没有在中国的法律上生根。
“性侵”（sexual assault）这个词，还是近几年引进的一个舶来的外国法律概念，并不是中国的法律术语，性侵包含了强奸、强制猥亵、性骚扰、利用职权对下属进行诱奸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属于不同部门法。比如，《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这些罪名要求行为人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严重性侵害受害人。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则规定了猥亵他人、寻衅滋事的行政责任。应该明白道德指控、刑事犯罪，对应的道德谴责，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证据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性骚扰”在中国法律中的地位则更为尴尬。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就明确：“禁止性骚扰”，但是“性骚扰”概念并没有被后来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吸收，这让“性骚扰”的概念游离于现行的执法体系之外，成为“法律孤儿”，没有有力的执法者，一般只是作为民事责任，需要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之后，才能判罚当事人作出赔偿以及道歉。
只有当“性骚扰”具象化为“咸猪手”、袭胸等对女性猥亵时，警方才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人进行拘留。
而对于这次事件当中曝光出来，一些行业的大拿、单位领导、指导老师利用职务关系，对女下属、女学生或者其他有求于己者，搞各种“软硬兼施”，要求女性违背意愿发生性关系，或者就是趁工作之便，捏一把、搂个腰、摸大腿，这些“中国式性骚扰”还得具体分析维权方式和举证责任。
首先，就道德层面上来说，像易小荷、蒋方舟等女性，能够实名揭发章文的性骚扰行为，哪怕拿不出直接的法律证据，足以让公众在内心中“形成确信”——章文个人品行恶劣。
其次，如果作为性骚扰提起民事起诉，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就相对高一些，需要有录音证据、来往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等。不少的性骚扰场所是相对私密的空间，可能没有目击证人、视频证据，但是，民事责任适用是“高度盖然性”原则，只要被害人一方的证据能够构成优势证据，就可以判决，性骚扰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追究性侵或者性骚扰的刑事责任，证据标准就相当高，因为刑法要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如果要证明构成强奸罪的话，就必须要证明曾经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当时是违背女性的意愿，用了暴力手段。对于“熟人强奸”或者所谓的“半推半就”强奸，司法机关依然要从事前（是否认识关系程度如何？对于一同去宾馆房间的目的是否达成一致？），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发生性关系）、事后（有没有及时报警、先去报警有没有合适的解释）。
以美国来说，性骚扰是放在“反歧视”的宪法性权利的底盘之上的，主要是通过追究雇主责任而倒逼企业履行反性骚扰责任。1964年美国通过的《民权法案》规定：禁止雇主根据种族、宗教、肤色、国籍或性别对雇员实施歧视。为日后反性骚扰立法提供法源。所以，美国公司对于反性骚扰十分上心，往往入职之前要接受复杂的防性骚扰教育，因为一旦职场性骚扰失控，公司就可能面临天价索赔。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频遭同事性骚扰，她向人事部门举报后，反遭辞退；2012年，法院判处医院赔偿1.68亿美元作为补偿。
而我国性骚扰立法还是《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法律孤儿”，没有配套的诉讼程序，也没有明确的执法机关，更没有明确雇主反性骚扰的连带责任，这导致很多用人单位对于职场的性骚扰，甚至是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要补充一下，防性骚扰，不是要求一味“严刑峻法”。以美国来说，性骚扰在很多州并不是犯罪，而是民事责任——是动则几千万的天价索赔。外国也并不存在“三个人举报你就可以定罪”的规定。对于法治发达国家来说，刑事定罪证据是极其严格的。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说荡妇羞辱，或者叫“强奸证据盾牌”，是基于美国交叉盘问制度之下的“证据排除”规定，与中国当下尚在孜孜以求的“罪疑从无”的现实属于不同阶段的议题。
总结一下，这次这么多女性站出来勇敢的控诉性骚扰，但是，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及时跟上，对于女性权益覆盖更广泛的“性侵”的概念，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的法律，散见不同于法律中；“性骚扰”还是中国法律里的“孤儿”，没有直接配套的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关。所以，至今中国女性维权还得尴尬地“使用外语”，切身利益相关的相应的权利和证据标准，还没有完全的进入中国法律体系。
要维护女性权利，就必须对中国的法律完善提升，让中国的法律配得上她们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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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锦雄
版式编辑：汪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