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FT写了50年园艺专栏
福克斯：50年来，我每周写园艺专栏，我不打算停下来。我生活的另一面是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历史学家。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园艺专栏作家 罗宾•莱恩•福克斯
我和英国《金融时报》正在庆祝我们的金婚纪念日。50年来，我一直每周撰写园艺专栏。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不间断地撰写这么长时间的专栏。去年，英国《金融时报》的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在仅仅46年后就放弃了他的电影专栏，我对此感到惋惜。他正进入状态。
我不打算停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知识不断增长，我的话题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新冠病毒的时代。对于居家隔离者而言，花园是无比珍贵的天堂，而封锁措施也吸引了一批园艺新手。
长久的婚姻需要两个人。这篇专栏给了我更多的灵感和时间，可以更多地去看、去尝试、去听，然后取得进步。长期服务，对于评论家和专家而言至关重要。
1970年，凭借两份样稿，当时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主编的传奇人物莱斯利•戈登•牛顿爵士(Sir Leslie Gordon Newton)接受了我主动提出的撰写园艺专栏的建议。我当时只是一个有抱负的自由职业作家。我甚至连打字机都没有。
我把纸垫在我睡着的未婚妻的背上，然后把文章写在纸上，她醒来后再帮我把它们打出来。
即便如此，戈登•牛顿还是看到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在短暂的面试后，他提议让我每周三撰写一篇专栏，因为他认为，英国《金融时报》在周中变得有些枯燥。“如果你写得枯燥，”他补充说，“我会提前一个月解雇你。”
我碰巧注意到他办公桌上的花是塑料的。在他提出每周薪资时，我指出了这个可怕的事情，并要求把薪资提高20%。“让我把外套脱掉。”这位伟大的人咆哮道。他原本可能会让我走人。相反，他同意了我额外提出的薪资，他说从来没有人和他那样说话。但有一个限制条款：如果他解雇我，我只能带走一周的薪水。
这真是一场赌博。英国《金融时报》已有一位周六园艺专栏作家：这个领域的大腕阿瑟•赫勒(Arthur Hellyer)。事实证明，周中，读者很快就喜欢上了另一个作家：他年轻得多，但有特别的支持。
在我第一次参加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的圣诞派对时，赫勒好心地给了我一份由他签名的《园艺袖珍指南》(Pocket Guide to Gardening)。这是我翻看次数最多的书，尽管书中的杀虫剂证明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赫勒于1992年退休，但他从未贬低过他的新同事。我努力以他为榜样。
1970年，我最初写作时把那些焦躁不安的办公室男人视为我的读者，他们想念那些他们会在周末照看的花园。1974年，当英国股市市值缩水一半时，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对一些有地位的读者展开了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回答说读园艺专栏的人比看股价的人要多得多。这项研究可能有偏颇之处，但无人敢提出反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一直高枕无忧，当时园艺行业发生的变化对我有利。
1970年，灌木和边疆植物不在黑色塑料花盆里出售，可全年种植。它们大多是裸根供应，必须在11月至3月间种植。花卉商店不常见，超市不供应园艺产品。
在花园里，浅色和蓝白粉组合被认为是高品位，而且人们对“常见”花不屑一顾。上乘的玫瑰是有着高贵法国名字的古老玫瑰。红色鼠尾草是为市政环岛、法国人准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仙人掌和其他多肉植物为怪人所用。石楠花显得丑陋不堪，除了在松鸡沼泽。
园艺设计师稀缺，多数乡村别墅主人只知道不张扬的美国园艺大师朗宁•罗珀(Lanning Roper)。1971年，英国《金融时报》大胆委托现代设计师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es)设计其切尔西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花园。后来又有两人加入，三人都获得金牌。
英国《金融时报》首个切尔西画展花园的预算为4000英镑。如今，40万英镑都会被视为吝啬。切尔西画展花园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帆布篷，就像一个当地花展的加大版。当时没有人想过电视转播。
布鲁克斯喜欢用一篇名为“Sissinghurst花园之后还有生活吗?”的演讲来取笑传统主义者。我常常认为答案是没有。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和她的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精心打造了这座精美的肯特郡花园。萨克维尔-韦斯特为《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撰写的精彩的园艺文章，在我还是学生时激励过我。它们是我成为园艺专栏作家愿望的基础，不过她只写了15年的专栏：《在你的花园里》(In Your Garden)。
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于1985年创刊，我的专栏后来改到了周六。上世纪80年代，花园时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期，种菜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在英国电视上，《美好生活》(Good Life)系列喜剧精彩地讽刺了这些做法。
上世纪80年代，酒鬼设计师占据上风，设计中充斥着瑞士甜菜等无用的东西。配有彩色插图的杂志和图书，尤其是罗斯玛丽•韦利(Rosemary Verey)的作品，打破了苍白的过去，抬高了人们的期待。
这种新的乐观主义与我所说的“外部装饰”联系在一起。“植被”的种植退居其次。花园可以顷刻建成，使用成熟的灌木和树木、木质装饰、设计师花盆和常青树。电视节目暗示这只是在“翻新”。
随着《金融时报》周末版的壮大，我的读者群也变得国际化。我不能写遍所有的气候带，但我可以旅行。我生活的另一面是担任牛津大学(Oxford)的古代历史学家，这份工作让我来到外国的城市、风景和大学。我拜访花园和园丁，他们开阔了我专栏的视野。我倡导花卉和花园在艺术和文学中的作用，这些话题具有全球吸引力。
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商界女性不满足于慢节奏，即便是在家里。当我第一次为80年代的读者做演讲时，一位有抱负的女性问我，她怎么能消灭羊角芹？“用除草剂和耐心。”我回答。
“我知道去哪儿买除草剂。”她回答，“但是我从哪里买到耐心呢？”好像那是一罐除草剂一样。
即使是小花园也会成为大预算的项目。花园设计师数量增多，为更广泛的客户吸引了更聪明的人。
有一个低预算的项目：职业园艺工作者。我深信“ing”在园艺行业的价值，我继续欣赏那些主人的工作成果显而易见的花园。它让这种结果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就像绘画一样，花园通过爱成为艺术品。它出现在社会阶层的各个领域。说园艺是精英主义是一派胡言。
与此同时，过去10年，英国房地产价格飙升，导致一代人买不起别墅和花园。“千禧一代”不可能对艺术无动于衷，特别是在暖冬正改变可以在户外种植的植物种类之际。1970年，人们认为几乎所有的香鸢尾都有霜冻的危险。
野生园艺一直在英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人们对自然资本、生态系统和过度耕作的最新担忧，使它成为园艺师最新理想的首选。他们会发现，这种花园仍然需要花木种植，但方式不同。野生花园需要设计、修剪和持续的关注（不让一个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以及减少季节性变化。
50多年来的这些变化让我更认真地思考种花的意义。我继续强调美和对外来植物的关照。园艺师必须控制蛞蝓和蚜虫，但除此之外，他们支持多样性，欢迎蝴蝶和甲虫，并把可能很快在本国面临危险的植物组合。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担心的是无知。
我在牛津大学任教近40年，教的是最聪明的本科生，但每当我提问时，他们没有一个知道报春花长什么样子。有人甚至告诉我这个问题有些学究气，因为她看到的花和我看到的一样，但我给它们起了个专家的名字。
我现在发现一个新冠疫情之后的挑战：把我和其他人学到的东西教给新来者。封锁措施可能有帮助；更多的人可能会种植成功。一些不错的入门网站有suttons.co.uk和thompson-morgan.com（它们是种子和幼苗供应商）以及garden.org（提供建议和讨论）。
当鲜花和花园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时，这些年轻的非园艺工作者怎么看？就在封城前，我在一个大学期末派对上向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性。”她回答。
我不会开始写有关另一种种植方法的专栏。我将继续讨论香味浓郁的花园，但只讨论花和香气。
本文作者的园艺专栏每周在《House & Home》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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