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人卖掉假牙公司，在东京做了八年中国独立电影节 | 一席第363位讲者中山大树
东京有一个特别的影展，从2008年起专门放映一般影院里看不到的、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周浩、顾桃、徐童、张赞波，很多中国独立导演的作品都通过它被日本观众知道。影展所有的工作都由中山大树一个人完成，因为“我想让日本观众看到‘我在中国看到的中国’”。
以前我以为，一定要上班，一定要赚钱，这样才能实现你的愿望，但现在我不会这么想。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不自由的环境里，你永远得不到自由。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马上去做，不用害怕你是外行，或者没有人一起做。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话，肯定有人会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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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从2008年开始在东京举办中国独立电影展。影展规模特别小，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所以有人叫它“一个人的电影节”。做这个影展之前，我的工作跟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算是特别爱看电影的人。
我1996年第一次来中国留学。那时候我在日本读大学，我的专业是社会学，研究日本农村。来中国留学的目的比较简单，就是大学毕业之前想体验一下海外生活，所以边上学边打工，存了一点钱之后就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大学待了半年学习中文。
因为那个时候东京和北京差异也比较大，所以我在北京每天都会遇到很新鲜、很有趣的事情。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长相差不多，但是生活习惯、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对研究社会学的人来说，这种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趣的。后来我想更深地了解中国，就在回到日本，大学毕业之后，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财经大学做了一年的旁听生。
留学期间，我也交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我发现他们并不太了解日本。比如他们第一次见到我这样的日本人的时候，愿意讲几句他们知道的日语，像“再见”什么的，很多人跟我讲“米西米西”，我不知道“米西米西”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吃饭的意思啊”——奇怪，我都不知道这个。后来我知道，这是很多抗日战争片里面出现的，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词。这根本不是日语，但是很多人相信这是日语，而且人人都知道这个“米西米西”。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都是来自这样少量的电影，或者是媒体的报道。因为没有网络的年代只能靠这些东西，但是充满着误解，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反过来，日本人也并不太了解中国，可能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那种传统文化里。我来中国之后发现的那些很有趣的部分，很多日本人在日本是看不到的。其实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但老百姓彼此的了解还是非常少，这说明文化交流还是很缺乏。所以那时候我想，以后我要做跟两个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相关的工作。
1999年的时候我回到了上海，在浦东新区的一个服装厂做管理。90年代很多日本人在中国做这样的工作，那时候我也觉得能够在上海工作的话已经很不错了。工厂的工作没有意思，但有一个好处是就是准时下班，晚上时间比较多。我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中文，就买了很多中国电影的VCD、DVD，我把它们当教材看。上海经常有首映式什么的，我也去看了，见到了巩俐、葛优、周迅等等明星。我想，我应该是这些最新的中国电影的第一个日本观众，我就想跟在日本的影迷分享这个体验，于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网站介绍中国的最新电影，这就变成了我的爱好。
后来我换了工作，新公司是跟口腔医疗有关系的，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两年，对口腔医疗也比较了解了。我后来在东京开了一个很小的贸易公司，做假牙的进出口：日本的医生给我牙齿的石膏模型，然后我把它寄到深圳，在那边做假牙、烤瓷牙再卖给日本的医生。因为假牙都是纯手工的，在日本做的话成本很高，在深圳做就相当便宜。这样的公司还是挺赚钱的，我做了两年之后工作也比较顺利，公司做得也比较成功，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意思。如果我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的话，卖一辈子的假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是我想做的，我也不是为了卖假牙学中文的。
那个时候我去了一个东京的电影节，它叫Tokyo Filmex，很多中国人叫它“东京银座电影节”，它主要介绍亚洲的独立电影。那年他们要放几部中国的独立电影，我就去看了。我之前看的都是商业电影，那时候还不知道中国还有独立电影，我去看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它是很明显的低成本电影，比较粗糙，有点像学生作品。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样的片子都可以入围吗？但是看着看着，我慢慢地被这个片子吸引了，因为它非常接近生活，一点都不夸张，我觉得那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的中国的样子。
我想这样的片子应该多给日本的观众看，因为在日本能看到的中国电影要么是武打片，要么是古装戏那种跟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日本的媒体，比如NHK也做一些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它做得也很好；但是这是日本的媒体要给日本人看的，它不代表中国人的声音。可独立电影不一样，它是来自民间的，是一个电影作者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但是在日本国内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电影，我想如果别人不做的话，我来做这样的电影节，可能这才是我该做的事情。后来我把假牙公司卖掉，决定做这样中国独立电影的电影节。
很多人跟我说，你是一个电影外行的人，能做电影节吗？你的那个公司刚刚做起来，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卖掉？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但可能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我还是想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假牙也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做到了，那为什么我不能做电影节呢？
后来我飞到中国，参加中国几个国内的独立影展。2006年、2007年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独立影展也比较活跃，我见到了很多导演，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独立电影。同时我在东京找了几家电影院谈。东京有很多艺术影院，这些艺术影院每天放偏艺术或者偏独立一点的比较小众的电影，规模也不是很大，都是座位50到100左右的这样的小的电影院。这样的电影院东京大概有二十多家，我就找他们谈。但他们刚开始根本不理我，因为我也没有经验，可能他们也觉得我做不了。我花了两年时间一直筹备，2008年的时候终于有一家影院跟我合作了。
2008年8月，我做了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展。那年我放了8部片子，包括周浩导演的《高三》，于广义导演的《木帮》，还有应亮导演的《背鸭子的男孩》等等。
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一半的片子是从别的日本的电影节借过来的，一半是我自己做的字幕，也没有钱可以邀请导演。那个时候是MSN的年代，通过MSN网络视频的方式跟中国的导演连线做了问答，没想到的是观众的反应还挺好的。观众比我想象的多，而且每个人都会看好几部，也有人全部都看的。
比如《高三》，这个片子是关于高考的纪录片，很多日本观众不知道中国高考，可能他们觉得很夸张，片子里面的老师很有趣，放映的时候就会经常笑。其实日本的艺术影院是特别安静的，这是日本看片子的习惯，他们不可以说话的，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很小心地吃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很开心地笑了，这说明他们都很投入。
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看独立电影，他们看完之后就过来找我问还有没有这样的中国独立电影，明年还会不会有。说实话那时候我没有打算做第二届，但是反应很好，有那么多观众要看，而且中国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放映的独立电影，所以我想应该可以接着做。
有一个观众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他说你办下一届的话学校可以跟你合作，学校可以邀请导演。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决定做第二届。就这样做下来了，每一届慢慢地扩大规模。
去年第五届的时候放了14部影片，跟6个大学合作，邀请了二十多位嘉宾，观众一共有两千多人。这个规模不算大，但是我觉得规模大不大不是很重要，关键是给日本的观众看这样非主流的、非商业的、属于导演个人的表达的作品，让他们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给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如果有一个观众看完之后，跟导演交流了之后，想更深地了解中国的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活动很难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因为日本政府只会支持放映日本电影的活动，他们认为放中国电影的活动应该是中国政府支持才对。日本的企业也不会赞助这么小众的活动，所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我只能自己花钱。为了节约成本，我要做所有的工作，包括做画册、做印刷品、网站设计、翻译字幕、做导演的邀请函、订酒店、接机、现场主持、做翻译等等，都是我自己做。所以这是一个独立的电影节，放独立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2015年东京中国独立电影节映后交流现场。
最费劲的工作是做字幕，中文可能很短的一句话，翻译成日文会很长，但是如果打那么长的字幕，观众根本来不及看，所以要把它简化、省略掉，用很短的几个字表达这个汉语的意思。日本有行规，一秒钟只能打四个字，所以这样的翻译，普通学过中文的人还是做不了的，需要比较专业的训练。
上一届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观众都变得比较年轻了。以前我的观众全是老人或者中年人，这不仅是我的影展的情况，日本艺术影院的观众大多数是老人，这是跟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你们很难想象，但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去电影院了。不过第五届的时候来了很多年轻的观众，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可能是多年来跟大学合作的原因，我们的志愿者也有很多年轻人，还有中国留学生。
我觉得两国的人终于一起做了这样的交流的平台，这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以后我想把这个影展交给他们（志愿者），我就做幕后的工作，因为我还有别的计划要做：我想在中国放日本的独立电影。
日本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独立电影，但在中国很难看到，你们别以为网络上什么都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日本的独立电影在网络上也找不到。日本的独立电影跟中国的独立电影还不太一样，中国的很多独立电影一开始就不会想在院线放映，还是比较纯粹的独立电影；日本的电影没有电影审查制度，而且有很多那种艺术影院，只要艺术影院愿意的话就可以上映了，所以很多独立电影的目的就是在艺术影院放映，至少要回收成本，他们还是有一点商业的因素。
日本独立电影导演滨口龙介作品《欢乐时光》，即将在2016年上海电影节放映。
但是日本现在的电影市场不是很好，比中国的电影市场差很多。日本每年公映的片子倒是很多，这两年国产的片子每年上映五六百部，从国外引进的片子也有五六百部，每年一共有一千多部片子上映，还不包括我做的这种影展和电影节。东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各种电影节，观众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但是日本的观众没有那么多，刚才我也说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去电影院了，平均下来每个日本人一年只去1.3次电影院，而且他们看的都是动画片或者美国大片。虽然有那么多艺术影院，但是都是很少的、比较固定的观众去，所以在这样比较糟糕的市场环境里，独立电影要控制它的成本，可能每一部独立电影的成本比中国的独立电影还要低。
它们的题材也跟中国的独立电影不太一样。中国的独立电影可能关注的是社会的底层人，或者是主流媒体不做的那种比较边缘的题材。但是日本的很多媒体已经会做这样的底层题材，独立电影的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导演，他们没有那么多热情做这样的东西，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城市里面的年轻人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精神上的困境。所以我想这样的独立电影，在中国放映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有一个计划是做更大的、整个亚洲的电影节，但是这个还在摸索当中。很多人羡慕我这样的状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自由。我也喜欢这样的自由，当然自由也是有代价的，现在我收入很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但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以前我以为，一定要上班一定要赚钱，这样才能实现你的愿望，但现在我不会这么想。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样不自由的环境里，你永远得不到自由。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马上去做，不用害怕你是外行，或者没有人一起做。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话，肯定有人会帮你的，你可以边做边学习，可能几年之后就可以当专家了。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一个人做电影节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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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电影节」20160306 ·上海
中山大树是一席第363位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