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工作论文|别小看电话和自来水，它们对改善农村收入分配意义重大
原创声明：本工作论文是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原标题为《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论坛，未经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复制。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文丨张 勋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
万广华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基础设施 增长效应 分配效应 不均等
引言
如果说千禧年发展计划（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 MDGs）的核心是减贫的话，由193位国家元首包括习近平主席签字并承诺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核心则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走向。其实，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早已把包容性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其它国家在不均等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也开始接受和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比如，包容性就是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的4I主题之一，旨在缩小各国发展鸿沟，使世界经济增长红利为各国人民所共享。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涵盖效率和公平二个维度，二者都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果某种因素对收入的增长影响为正，同时相对贫穷的人从该因素获益更多，那么就可以说该因素带来了包容性增长。遗憾的是，尽管分别研究增长和不均等[1]的文献很多，但同时考虑两个方面，也即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规范研究却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使用“包容性”作为关键词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NSSD）中搜索，获得了297篇论文。但这些论文几乎全部是描述性的，主要讨论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实施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以及相关政策建议，没有规范的实证研究，甚至简单的数据分析都少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方法，该方法虽然看上去比较简单，但却是合适的。特别重要的是，它能够将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对增长和不均等的影响在同一个模型里加以实现。事实上，这个方法等价于目前流行的DID效果评估框架。本文将该方法应用于评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作用。之所以选择基础设施，是因为在由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投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基础设施投资仅占GDP的5.44%。2010年，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多，达到18.19%。这两倍多的增长放在中国年均将近10%的经济增速的背景下则更令人瞩目。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也有显著改善：2010年农村水电建设投资额是1990年的12倍，农村地区的用电量从1953年的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数额增长到2010年的6630万千瓦。截至2010年，99%的中国乡村以及98%的乡村家庭已经通电，座机电话部数也从1990年的147万部增长到2010年的9780万部。这自然而然呼唤对这些基础设施是否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进行评估。
就基础设施的影响而言，现有文献基本聚焦于它的增长效应，而关于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却很缺乏。这显然是一大遗憾，因为收入分配恶化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一大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万广华，2006）。事实上，如皮凯蒂所言，若市场力量会加剧收入不均等（Piketty，2014），政府干预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政府支出的投向是极其关键的。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将大量的财政开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发达国家也正开始或经历着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过程。特别地，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将其70%或更多的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项目当中，更不要提刚刚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基础设施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决定了它本身就应该负有改善收入分配的使命。如果基础设施加剧了不均等，那么它就失去了公共品的性质。无论如何，基础设施的收入分配效应绝对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包容性增长的背景之下。
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则更为重要。直到近几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一直呈现恶化的趋势，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一个严重问题（万广华2006，2016；Wan, 2007,2008a, 2008b; Wang等, 2014）。进一步地，中国农村不均等的上升程度比城镇更严重(见万广华，2013)。因为尚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农村，如果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长期过大，可能会引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二极甚至多极分化的问题（Wang and Wan, 2015）。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不均等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部分将聚焦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我们选用了座机电话和自来水作为基础设施的变量。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收入较低的个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所以说，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的确起到了包容性增长的作用。事实上，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作用远不止于减贫和改善收入分配，本文结果进一步揭示，若没有座机电话、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即使教育水平再高，经验再丰富，农村居民也难以从教育和经验当中获益。因此，在中国农村地区，教育和经验回报率是以基础设施为前提的，基础设施可以显著地提高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
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文献综述。第三节构建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并指出现有分析框架所存在的问题。第四节提出本文的实证策略。第五节实证分析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第六节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节总结全文。
结论
尽管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但相关经济学文献严重滞后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缺失。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框架，可以将收入决定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进行估算和评估。我们接着将该框架应用于CHNS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效应。通过一系列模型估算和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这些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特别地，农村基础设施的收入分配效应在近年来以及在中国中部地区尤为显著。这些都证实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前提条件。
就政策含义而言，首先，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这些基础设施具有包容性增长的作用。因此，衡量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果时，不能只看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还要考虑它们对农村内部不均等，乃至全国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恢复疲弱，国内经济“三期叠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适度扩大“鱼”（即效率）和“熊掌”（即不均等）兼得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还能起到拉动国内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作用。
其次，本文发现尽管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在东中西部都存在，但其幅度和显著程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别，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有关。据此，本文建议今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三个地区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相对比较普及，应将政策重点放在降低其使用成本，提高这些设施的硬件质量尤其是相关的软件质量上。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数量和质量并重，尤其是西部的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尚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应加大投放，并特别照顾贫困的乡村和贫困农户。
最后，本文发现农村教育回报率会随着基础设施的普及而进一步提高，所以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切实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我们一贯的观点是，教育投资可能比水电交通和通讯投资更为重要，因为这方面投资形成的能力是可以携带的。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有些农村的硬件投资可能渐渐失去作用，但对诸如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却能携带到城镇去（万广华，2011），何况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即便在东部农村也仍然较低，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从根本上说，目前对人口流动起限制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质上体现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对农村户籍人口的歧视性对待。所以，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推进市民化进程。
（论文完整版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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