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学霸的情人节狗粮——经济学界那些厉害的“夫妻档”
正如杜拉斯所言：“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对于相爱的人们来说，爱情就是两人相知、相惜、相守的原动力，是让人能在漫漫人生路上咬定牙关前行的勇气，是需要用一生去学习的功课。有了你，我才变成最好的样子；有了你，我的所有成就才有意义。
今天这把情人节狗粮来自经济学学霸们，小编先吃为敬。
熊彼特夫妇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于1932年正式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33年，在熊彼特的课堂上，50岁的熊彼特教授结识了当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35岁的伊丽莎白·布迪·弗鲁斯基（Elizabeth Boody Firuski），并且开始相互交往。他们一起参加研讨班，一起做研究，并开始约会。伊丽莎白是熊彼特教授的第三任妻子。熊彼特教授在世时，她照顾熊彼特的饮食起居；在熊彼特教授逝世之后，她整理、编辑、出版了熊彼特教授的手稿，而她本人也做自己的研究，因为她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她理解熊彼特的学术地位、理论和研究的成果。
伊丽莎白从1933年开始进入熊彼特的研究、学习和生活。1934年，伊丽莎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被哈佛的思想环境所深深吸引，然而由于哈佛当时的性别歧视，她并没有在哈佛获得教职；1935年，熊彼特雇用伊丽莎白作为其研究助手。伊丽莎白帮助熊彼特教授整理图书、写书和论文的摘要、收集数据。后来，在伊丽莎白和熊彼特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照顾他，并帮助其实现理想。按照洛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的说法，“伊丽莎白成了他的守护神、助手、亲密同伴和情人”。从一定意义上讲，熊彼特和伊丽莎白的婚姻除了爱情之外，可以说是满足了对对方的需要。从熊彼特的角度说，他需要有人照顾，需要助手，需要一个理解他的人；从伊丽莎白的角度说，她在离婚后的痛苦需要缓解，她对熊彼特的崇拜和尊敬，以及熊彼特的聪明和在理论上的突出成就，恰好就是她所需要的。这样，两个都已经不再年轻的人结合在了一起。
约瑟夫和伊丽莎白于1937年结婚。结婚之后，伊丽莎白帮助熊彼特作研究，安排熊彼特的行程、生活起居等各方面，但她从来不干预熊彼特所做的事情，只是帮助；而熊彼特很高兴得接受这种照顾，并且将自己从哈佛大学获得的报酬全部让伊丽莎白支配。伊丽莎白在学术上真正帮助熊彼特实际上不是在熊彼特在世的时候，而是在熊彼特教授逝世之后。
1950年，熊彼特的突然发病与离世，是始料未及的。熊彼特当时正在为完成《经济分析史》而努力工作。《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在人生的最后很多年中一直都尽力完成的著作，但是由于实际的工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一直到他逝世，这部著作也还没有完成。熊彼特留下了很多手稿，在不同的地方，在家中、在办公室中、在公寓中。有的部分完成了初稿，并进行了修改；有的部分只完成了一稿；还有的部分还仅仅是一个提纲；有的部分是打印稿；有的部分仅仅是手稿。伊丽莎白在熊彼特教授同事的帮助下，至少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收集、整理了所有的材料；另外花费了大约2年的时间，进行了编辑；然后开始读这部著作的校样。熊彼特非常看重这部著作，但是他没有最终完成，更没有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伊丽莎白的辛勤工作，《经济分析史》就不可能最终出版。这部著作完成可以看作是熊彼特夫妇合作的成果与结晶。
伊丽莎白除了整理出版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还编辑出版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1）。这部著作主要是熊彼特在世时完成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评价、回忆和纪念讣闻等。相关的文章大多数是在熊彼特在世的时候发表过的，伊丽莎白主要是将他们编辑出版的。
伊丽莎白除了整理、出版熊彼特的遗著之外，还举办了许多几年熊彼特的活动。她将熊彼特的许多著作捐献给了哈佛大学、日本的一桥大学（熊彼特曾经在那里讲过学）；将熊彼特的手稿捐献给了哈佛贝克图书馆（后来转交给了哈佛档案馆）；将她的不动产捐献给哈佛大学，设立了熊彼特奖，颁发给有潜力、有前途的研究生；她还督促出版了由纪念熊彼特的文章编辑成的《社会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一书。
伊丽莎白虽然没有获得正式的教职，也没有“教授”的称号，但是她一直都作经济学的研究。她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英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兴趣，在1925-1927年间的大部分时间在英国研究英国的海外贸易；在1927-1928年间，曾经在讲授经济学。在1933年完成了题目为《英国的贸易统计与经济周期，1698-1825》的博士论文（1960年以《英国海外贸易统计，1698-1808》为题出版），在《经济统计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并且还研究过日本和蒙古的工业化等问题，甚至完成了一部研究日本经济的著作，虽然该著作最终未能出版。
伊丽莎白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崇拜、尊重，帮助了熊彼特教授；伊丽莎白在约瑟夫逝世后整理、编辑、出版其遗著，促进了《经济分析史》等著作的传播，这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发展和研究的重要贡献。
马歇尔夫妇
马歇尔夫妇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夫妻经济学家，因为在更早时期，妇女接受教育、学位，特别是在大学中任职是不可思议的。严格意义上说，马歇尔夫人很难说是一位经济学家，因为她除了早期与马歇尔先生合作的一些成果之外，并没有很多著作，但是她在马歇尔先生的研究、教学中做出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比马歇尔夫人大8岁。二人相识是在马歇尔先生的课堂上。1871年，年轻的玛丽·佩利（马歇尔夫人）获得奖学金到剑桥读大学，而年轻的马歇尔先生是“致力于妇女高等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之一”。在马歇尔先生的指导下，玛丽·佩利参加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并在1974年非正式毕业（当时没有女性正式毕业）。此后不久，玛丽·佩利开始在新成立的纽纳姆讲堂担任女学生的指导教师。1876年，她与马歇尔先生订婚，并于次年结为伉俪。在此期间，1876年，玛丽·佩利应约为纽纳姆讲堂的函授班撰写简单的经济学教材。后来，这部简单教材由马歇尔夫妇共同完成，并以《工业经济学》为题发表。这是马歇尔夫妇最早的合作成果，也是马歇尔夫人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重印过很多次，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地方广为传播。
在二人结婚之后，马歇尔夫人就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协助马歇尔先生从事科研工作，不过马歇尔夫人由于也有一定的经济学功底，也经常参与马歇尔先生著作的讨论、整理以及修订中。马歇尔先生曾经对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提到过他们夫妇进行的合作，“我和我的妻子发现很难搞清劳克林的论点，也许我们低估了他的攻击力”[1]。从这些论述来看，马歇尔夫人的确与马歇尔先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有人指出，马歇尔夫人能否看作一个经济学家存在争论，虽然她自认为是经济学家。由于当时的妇女歧视，马歇尔夫人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取得过于突出的成就，从而她只能作为马歇尔先生的助手和合作者，而无法取得独立的经济学教职或地位。实际上，作为马歇尔夫人丈夫的马歇尔先生直到1897年还反对将学位授予女子学院的学生，因为他强烈反对把妇女纳入为男子设计的教育体系之中。
弗里德曼夫妇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也是一对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夫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或出版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和著作；罗斯·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帮助米尔顿。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在其学术论文写作中，罗斯一直都提供整理文献和阅读的角色；而在其大众读物中，许多都是罗斯与米尔顿一起完成的，甚至有一些主要是由罗斯完成的。米尔顿和罗斯共同出版了《自由选择》、《现状的专制》和《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等。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32年从罗杰斯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32年10月3日，在芝加哥大学雅各布·瓦伊纳的经济学301课程的第一讲上，米尔顿·弗里德曼结识了同学罗斯·迪莱克特（两人坐在一起）。罗斯·迪莱克特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员阿伦·迪莱克特（芝加哥大学《法和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的妹妹，是一个非常聪明、诚实和率真的人。193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硕士学位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而罗斯·迪莱克特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1934-1935，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作为亨利·舒尔茨的助手而经常会芝加哥大学，发展了与罗斯的关系。1935年下半年之后，弗里德曼开始在华盛顿工作，而罗斯·迪莱克特曾试图跟随米尔顿到华盛顿工作，但是未能谋得职位，然后返回芝加哥大学，作了弗兰克·奈特的研究助手。193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为罗斯在华盛顿找工作，并且开始考虑结婚。1937年秋天，米尔顿离开华盛顿，到了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与罗斯制定了明确的结婚计划，并且在1938年6月25日结婚，当时两个人都刚刚26岁。罗斯的哥哥阿伦·迪莱克特在得知两人要结婚的消息后曾经写信给罗斯，“我本该欢迎你选择的任何人。具体到这个选择上，我可由衷地高兴。弗里德曼是一个好人，我一直喜欢他。他的卓越才能是大家所公认的……。”两人婚后，一直共同生活了68年，直到2006年11月16日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
罗斯·弗里德曼在许多方面帮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生活上、工作上和研究上。实际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许多著作，都包含着罗斯的工作。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他在完成《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时，罗斯发挥了着重要的作用。“他记得，在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夏季住所中，‘在火焰跃动的由当地的大石块建造的壁炉前面，他们在对消费数据和理论的讨论中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夏季夜晚’。”[2]这表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包含着与罗斯的讨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包含着罗斯的辛勤工作。这部著作是罗斯·弗里德曼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沃尔克研讨会上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以至于米尔顿认为，这部著作可以说就是两人合著的成果。197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退休后，移居旧金山，此后米尔顿与罗斯的合作就更多了。“自从他们离开芝加哥，罗斯就成了他的首要合作者和同事”。两人合作的最著名的成果就是《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作为大众读物和电视系列片的脚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电视系列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英语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自由选择》这部书在公众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被翻译成为多国语言在全世界销售。这部书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策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如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门的重要官员也关注《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和书。这部伟大著作，罗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曾经指出，罗斯“作为合著者的名头远远不是形式，她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她参与了每次讨论的筹备会议和每次编辑会议，她关注每一个镜头并参与每一次我在镜头前陈述的内容的讨论，她是对我的表现的最佳批评者……唯一一个愿意直接批评我的人，最能帮助我保持正规的人”。这表明，罗斯与米尔顿夫妇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进行的密切合作。
米尔顿在《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最为贴切地反映了弗里德曼夫妇作为经济学家的合作：“我的职业是专业经济学家。除了一本书《消费函数理论》外，罗斯在我的这部分工作中都是仅次于我的角色，阅读、评论我写的所有的东西，但不是主要作者。我的副业是公共政策，在这个领域内，罗斯和我是平起平坐的合作者，即使是那些以我的名字发表的著作，如《新闻周刊》上的专栏，也是如此”。
从米尔顿与罗斯的传记来看，罗斯并未在任何大学获得教职，更没有像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但是罗斯本人也的确曾经在许多研究机构中工作过，并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和通俗读物，除了与米尔顿合作的。比如，她在曾经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工作，曾经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曾经在胡佛研究所工作，还曾经做过弗兰克·奈特的研究助手。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期间，曾经发表过对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物《收入和财富研究》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斯·弗里德曼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帮助、支持等，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Janet Yellen（珍妮特·耶伦）和George Akerlof（乔治·阿克洛夫）夫妇
Janet Yellen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George Akerlof是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结构，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他们的儿子罗伯特·阿克洛夫（Robert Akerlof）也是搞经济学的，现在英国华威大学经济系任教。
Elinor Ostrom（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Vincent Ostrom（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她的研究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女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性。Vincent Ostrom同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公共选择理论开创者之一，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也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夫妻二人研究领域相似、求学的大学相同，并且后来长期在同一个大学工作，而且都在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贡献。2012年6月，Elinor Ostrom因胰腺癌去世。她去世后她的丈夫Vincent Ostrom也在同一个月去世。
David Romer（戴维·罗默）和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
David Romer麻省理工大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曾著有经济学教材《高级宏观经济学》（Advanced Macroeconomics）。Christina Romer曾是 David Romer 的同学，同为麻省理工大学博士，现在二人又是同事，她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研究领域同样集中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他们两个人经济学思想相似，同为“新凯恩斯主义”。
另外，有一段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一共生有3个孩子。两个人在大学就是同学，结婚后一起在大学教书。两个人素以共进退而闻名。早在就业之初，两个人就宣称：如果大学雇用他们，就必须两个人一起雇用，否则谁也不去。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曾试图挖走这两个人，但哈佛的校长最后否决了克里斯蒂娜的聘书，最终大卫·罗默也毅然放弃了哈佛的职位。（本文来源：经济学人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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