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PIIE联合报告（2017）》今天发布：贸易失衡不应成为中美经济政策落脚点
在5月7日举行的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首次发布了《CF40-PIIE联合报告（2017）》（下称《联合报告》）。该报告就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汇率政策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美国新政府可能实施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并对如何实现中美合作共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管涛和Adam Posen共同发布《联合报告》
2016年10月，CF40派出中方经济学家代表团赴美考察，并与PIIE联合举办了第二届CF40-PIIE中国经济论坛。时值全球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日益加剧、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也已步入深水区，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全球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考验。在那次交流考察期间，CF40与PIIE专家深感两国经济学家应在此时携手合作，共同向外界传递睿智、理性的声音，帮助两国构建新的经济合作基础、帮助全球经济平稳穿越不确定性——两家机构就相关课题合作开展研究、撰写报告的想法一拍即合。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包括PIIE所长Adam Posen、曾担任奥巴马总统高级经济顾问的PIIE高级研究员Jason Furman、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等人在内的数十位中美两国研究人员，进行了数轮沟通讨论和反复修改，终于合作完成《CF40-PIIE联合报告（2017）》。
《联合报告》分为综述、政策影响、汇率政策、双边投资和贸易展望五部分，共13篇文章。管涛和Adam Posen在会议现场共同发布《联合报告》、介绍了《联合报告》的主要内容、并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报告主要观点包括——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16年贡献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虽然在经济学理论上，双边贸易差额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贸易关系中的竞争输赢，但特朗普政府非常介意双边贸易逆差，可能通过强化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甚至绕过WTO规则来获得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联合报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结构是由两国国内储蓄投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的，贸易政策对改变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只会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它国家，并且造成效率和美国国民福利的损失。中美之间若爆发贸易战，不但对两国来说是双输，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此外，《联合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的状态，优化的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将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避免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联合报告》提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策略，即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若美方挑起贸易争端，中国采用针锋相对的措施将导致两败俱伤，而回应美方的诉求，采取措施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是更优的策略。此外，“国家资本主义”是美方对中美贸易环境的重要关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可以缓解中国被贸易对手指责为采取“不公平”贸易措施。最后，面对美国政府可能施加的压力，中国不应局限于贸易领域的反制，而应当将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加快推动结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并应积极通过RCEP等协议领导区域贸易一体化，加强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合作，带领全球走出贸易保护盛行的困局。
《联合报告》称，特朗普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美元的上涨。由于特朗普的增长和就业政策可能会扩大财政赤字，会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
事实上，最近两三年来，中国的外汇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资金大量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但是最近两三年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但是贸易顺差、贸易收支并不是中国汇率政策调整的立足点——8.11汇改主要是满足IMF对于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操作性方面的需要。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货币当局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使用外汇储备支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等，也是在主观上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符合中美双方中期的共同利益。
《联合报告》认为，中美在汇率问题上有政策协调的基础。特朗普政府没有坚持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是一个喜人的成果。中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提高汇率政策的透明度。
《联合报告》认为，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驱动中美双边投资的主要动力。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增速很快，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均匀，且投资的回报率较高。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ODI）的增速更快，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行业更多转向先进制造业、消费和高技术产业，显示中国企业寻求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可见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双赢，而且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关切集中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外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联合报告》认为，上述关切某种程度上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更多外资企业从开放程度高的制造业进入开放程度低的服务业，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等因素，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应该致力于达成高标准、现实的中美投资协定，充分发挥中美双边投资的潜力。
如何推动中美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联合报告》认为，必须充分认识两国国情差异，避免“对等开放”等极端措施。此外，高标准并且现实的双边投资协定是最佳路径。美方除了强调高标准，也要考虑到中国国情，期待短期内中国实现完全开放式不现实的。在推动双边投资协定时应有耐心，从重点行业入手，区别对待，避免追求“全面”和“完美”而导致谈判停滞。
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在税收、基建投资、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调整，《联合报告》认为，总体来说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
第一，美国税收改革会对中国带来一定压力。减税一旦实行，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有刺激的作用，但长期将导致政府债务上升和财政赤字增大。由于中国企业实际负担的有效税率比美国高很多，加上美国在土地价、能源价格方面的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可能把投资转移到美国以降低成本，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第二，美国基建投资加码和政府开支增大的计划若兑现，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对中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但由于政府债务的约束，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基建投资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双赢。
第三，在金融监管层面，美国政府可能简化和放松《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例，但不大可能全面废除，中国的直接影响也比较有限。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有利于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但对改善企业投资低迷和信贷需求疲弱的现状难有帮助，因此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作用有限。此外，甚至有可能埋下另一场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四，美联储调整加息步伐，美国利率升高和美元指数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调整的压力，但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较强，外部因素变化对汇率走势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可控。中国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有益于中国制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控制金融风险。
最后，《联合报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政策的落脚点，两国应更多关注多边贸易收支状况。
第二，中国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避免中美间经济摩擦的重要策略，这不仅可以缓解中美间的经济摩擦，并且也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意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在短期和中期都应该有应对策略。
具体来讲，短期的应对策略是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官方或者国有企业的渠道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中国可以加快国内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非敏感服务行业的开放、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中国还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避免其他国家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来指责中国，争取更加有利的贸易地位。
从中期来看，《联合报告》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能够兑现，将有可能重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情况，即紧货币、宽财政、强美元。若真如此，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但不会得到缓解，还可能会在新政府任内进一步恶化，贸易摩擦可能加剧。对此，中国需要一个多边应对策略——
一是利用多边国际体系，从法律上抵制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联合报告》建议，中方应该避免单边同美国针锋相对，而应该利用多边机构来反击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
二是中方应加强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
发布会后半程，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PIIE所长Adam Posen、PIIE高级研究员Jason Furman、PIIE高级研究员Jeffrey Schott和CF40访问研究员翟凡等人共同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为精选实录：
答记者问环节
人民日报： 请问Adam Posen先生对中国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什看法？“一带一路”建设是否对中美经贸合作产生一些影响？
Adam Posen：一年前PIIE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PIIE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曾提出，中国在项目融资的透明度方面还有所欠缺，这并不是中国政府故意为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每个中国机构都想参与其中，但是项目融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余永定也曾认为，我们不要浪费中国老百姓的储蓄资金。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可信度，最好要提高透明度，把相关信息公布出来。
其次，我们担心中美关系，不是因为中美现在没有好的合作基础，其实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中美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点，但是事实上我们要避免美国牺牲这次基础设施投资。
再次，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工作过的官员，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提出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区域性提议。此外，作为“一带一路”资金平台，亚投行、丝路基金也提出非常好的建议。
最后说一下中美关系。其实美国、英国在拉美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做过类似“一带一路”的举措，这是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互相结合。中国完全可以、也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中国政府需要意识到，如果政策涉及到国家安全，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新华社：美国退出TPP，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提高标准？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亚太地区？
Jeffrey Schott：实际上《联合报告》中有一个论文说到了美国退出TPP的影响和后果，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TPP的其他签约国已经确认加入TPP，由于他们支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所以希望和贸易伙伴国进行协商，一同寻找继续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更好通道。这些国家已经邀请了中国、韩国、哥伦比亚以及美国继续讨论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对于中国也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也把追求建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中国在2014年主持APEC峰会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来探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而在没有TPP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会碰到一些问题，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区域性的贸易谈判，比如RCEP，以前我们认为RCEP对TPP起到一个补充作用。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吸取TPP谈判中的经验教训，围绕RCEP进行下一步谈判，加强其可能达成的协议，保持其开放性，而不是仓促地在年内关闭RCEP的所有谈判——即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亚太区域一体化协议，而不是操之过急地为达成一个周年纪念的目标就结束RCEP谈判。
华尔街见闻：你们认为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防止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急剧波动，特别是中国大量资本外流带来的汇率波动？
Nathan Sheets：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更加广泛的问题——我们对于多边体系具备怎样的集体责任？就此而言，特别是从美国角度来说，美国应当继续推行与得到良好管控的经济体这个原则相一致的政策，特别是得到与良好管控的金融体系相一致的政策，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管理良好的金融体系，并以此起到资金中介的作用，来支持经济发展——这是美国应该作出的贡献。当然，对于管理中国的资本外流这是一个间接的措施。在我看来，美国对此除了确保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和良好管理的金融体系之外，美国能够起到的直接作用并不大。
Adam Posen：我认同Nathan的上述观点，但是我的角度有些不同，我认为美国财政部很久以前就在说中国的汇率机制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这个决定当时由多名高官作出，我认为这个政策是一个错误。首先，中国就不是一个汇率操纵国。第二，如果你不断发出这样的言论，如果一直强调中国的资本项目必须完全放开——我觉得美国就应该闭嘴，不应该再去呼吁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完全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目前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储蓄者，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
管涛：说到汇率政策，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另外一种货币的比价关系，所以影响双边汇率的不仅仅是中国内部因素，也会有外部因素。刚才大家一直提到如果美国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推高通货膨胀，然后美联储就会加息，美元就可以走强。由于美元走强给人民币带来压力，如果还像过去一样要求中国单方面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外部政策变化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协商、合作协调的。所以有很多人疑惑，在去年2月底的上海会议上是否有一个广场协议，对年初那一波全球金融动荡在政治上做了一些协调，所以2月份以后形势逐渐平复了。对此，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确认过，但是至少市场希望有关当局对金融市场上、对一些大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要做一些协调。
关于监管上的协调，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现在是外汇管制的国家，我们对于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了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没有外汇管制的，但是实际上中美在这些方面是有合作基础的，为什么呢？美国现有的很多政策框架下有些也涉及到跨境资本流动，比如说反洗钱措施是需要外方配合的，如果外方不配合，他也做不了。我们有一些可以从反洗钱的角度，像将来中国资本账户越来越开放以后，按照周小川行长所讲，我们可以从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这些角度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当然现阶段我们还有外汇管制，我们也可以把外汇管制的要求嵌入其中，可以与美国一起利用在反洗钱、反避税方面的信息，在无序的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进行调控——总之，不一定我外汇管制你也要外汇管制，在现有的条件下，照顾两国的国情，通过信息共享仍然是有很多合作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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