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疫情冲击下，经济内在脆弱性使美国面临巨大风险
本文要点
☞ WHO拉响疫情警报存在时滞，不利于世界各国展开防控。从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到3月11日认定新冠病毒感染肺炎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WHO对此次疫情的判断，虽然包含了专业考量和历史经验方面的权衡，但也显示出其评估疫情超常影响、全新特点时存在的滞后性缺陷。
☞ 流行病属性叠加全球化，疫情对经济金融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目前疫情正处在“国外扩散诱发外部经济扰动震荡”，向“国外疫情和经济影响回流疫情原发国”发展的阶段。在国内，疫情已对旅游及相关行业产生外溢影响，对市场预期敏感的行业和供应链也造成了冲击。而在国外，疫情带来的悲观预期和不确定性，已引起了美国股市及国际油价的剧烈震荡。
☞ 后续金融经济形势发展取决于疫情演变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有效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美国金融经济危机风险加剧形势虽由新冠疫情所触发，其更深层应源自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时代性结构性困境，经济内在脆弱性使其应对疫情外生冲击面临巨大风险。当然，也不应低估美国经济和社会在历史上显示出的很强的调整能力，认为美国经济必然出现大萧条或大溃败可能也缺乏足够依据。欧洲及东亚地区则可能因深植全球供应链而受到扰动失序的影响。
——卢锋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有关WHO是否应将新冠疫情定为全球大流行争论由此划上句号，同时疫情国际扩散正快速扩大，其全球经济的冲击性影响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
在应对措施上，不仅疫情首发国中国在50天前就采取了武汉封城、全国隔离等应对措施；意大利在此前先后实施从封城到封国的罕见举措；其它疫情严重国家普遍采取不同类型超常防控举措。这一形势下，WHO确认全球大流行无疑是务实必要之举，同时难免让人产生姗姗迟来之感。
WHO早先用两套平行概念描述某个流行病的特定时点状态及演变趋势特征。一个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意在表示某种流行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健康风险，侧重警示迫切需要采取协调国际措施。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发生并从2月下旬在国内较快传播后，WHO1月22-23日召开紧急委员会电话会议讨论疫情，与会专家在评估新冠疫情是否已构成PHEIC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经权衡斟酌，WHO当时没有宣布PHEIC，而是在1月30日再次召集会议研判疫情时，宣布新冠疫情构成PHEIC事件。
不同于PHEIC由单个两选一判断构成，另一个WHO评估框架则是就某种疫情从隐患风险到全球大流行，分六个相互衔接级别动态刻画疫情发展阶段特点。从第2级动物病毒导致人类感染派生大流行潜在威胁，到3、4级别病毒在人群中造成零星小规模传播并进至社区性暴发，再到第5级同一病毒感染在某地区持续传播并扩散到两个或更多国家，最后第6级指同一病毒疫情在首发地以外的WHO全球六大区域（包括非洲、美洲、东南亚、欧洲、东地中海、西太平洋）至少另一区域国家（another WHO region）形成社区层面暴发，也就是所谓全球大流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冠疫情前唯一被WHO宣布为全球大流行的，是2009年4月下旬首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这次疫情暴发后不到两个月，时任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于6月11日发表声明，按照上述判定标准流程宣布全球进入甲型H1N1流感疫情大流行期。
去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WHO在协调引导各国防控疫情方面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不过并未沿用上述规程评估全球疫情演变形势。媒体有过援引WHO官员的报道，提到该组织不再沿用这个六步法框架评估疫情形势。
WHO在1月23日有关新冠疫情第三次形势通报中，指出当时中国疫情具有“非常高风险”，区域和全球范围疫情也具有“高风险”，代表该组织对当时疫情形势总体判断。此后WHO协调指导各国防控动作频频，然而对整体疫情形势评估上直到2月底才提出全球范围面临非常高的疫情扩散和影响风险。
2月下旬以后，疫情在欧美、伊朗、韩国等国快速传播，报告疫情国家数字迅速增长，业内专家多有期待WHO宣布全球大流行的评论，不过WHO对此极为审慎，直到3月11日之前一直没有松口。
世卫组织对宣布疫情等级偏于持重背后应有复杂因素，其中包括专业判断和历史经验方面的权衡考量，也显示对这次新冠疫情影响超常全新特点评估有所滞后。
依据对大规模流行病一般认识，在疫情早期原发地以外国家尚未发生本地持续传播，已发病例大都可通过追踪患者间流行病链条精准诊疗，这类所谓“遏制(containment)”防控策略对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带来扰动较小。
随着很多国家疫情本地持续传播范围扩大，通过追踪患者流行病链条进行控制策略不再现实有效，则需转而采取“缓解（mitigation）”策略，包括关闭学校、推迟或取消大规模聚集性或需很多人接触的群体活动等，必然较大范围冲击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宣布全球大流行为各国防控策略转换提供指导性依据。
从WHO官员与媒体沟通及其相关文件看，该组织这次对大流行判断极为审慎原因之一，是认为很多国家“遏制”策略仍有一定效果，不愿意看到宣布全球大流行导致过早宣布放弃有效策略，另外担心转向“缓解”策略会造成社会成员恐惧和失序，发生额外代价。
例如3月初WHO负责人警告“把新冠疫情称作全球大流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恐惧，促成对医院和健康服务的挤兑”。在3月11日宣布大流行的演讲中，WHO总干事谭德塞强调全球大流行“如果不适当使用，这个名词可能导致不合理的恐惧……”，呼吁“所有国家在保持健康、经济和社会扰动最小化、尊重人权方面保持精准平衡”。
从历史经验看，2009年宣布H1N1为全球大流行后，实际上疫情严重性没有那么严重，WHO被批评为过度反应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惊恐。这个背景因素可能对WHO这次处理危机时更果断形成判断构成某种掣肘。另外，“遏制”方法在应对早先非典以及后来西非埃博拉疫情时都比较有效，可能也对WHO评估这次疫情产生某种影响。
评判全球大流行潜在效果具有双刃剑性质，WHO形成专业判断颇费斟酌可以理解。然而，这次新冠疫情产生的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影响，其实也应及时进入对全球大流行的评估判断。
就这次新冠疫情造成公共卫生危机严重性而言，特别是就疫情导致大范围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冲击的严重性而言，宣布全球大流行过于犹豫则不无刻舟求剑的偏颇。
还应看到，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一旦发生，会更大程度受制于经济自身规律作用，以相对独立于疫情后续变化的方式演变，使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危局。
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借鉴，早先疫情经济学侧重研究流行病涉及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特征、比较微观层面疫情防控成本收益关系等问题，很少研究对宏观经济影响。
3月11日笔者做了一个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疫情——新冠疫情的国际经济影响”的内部讲座，其中基于经济学常识及新冠影响现有经验观察，把疫情国际经济影响分四个阶段作用：一是早期原发国疫情经济影响的外溢作用，二是疫情国外扩散诱发外部经济扰动震荡，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影响回流疫情原发国，四是主要国家经济影响互动共振全面展开。
上述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同阶段效应虽有时态继起性，也会共时交叉。观察实际形势演变，直到2月中旬前半期国外日新增病例仍在两位数较低水平，国外主要经济体尚未全面感受到疫情严峻冲击。大体而言，2月下旬以前新冠疫情的国际经济影响，较多表现为我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扰动后产生外溢效应。对此，或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观察讨论。
一是旅游及相关行业因疫情面临“暂停键”并一定程度产生外溢影响。1月23日，武汉加强进出人员管控。此后几天，30个省区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1月27日，所有旅游团队业务含出境游全部暂停。2019年春节黄金周（除夕到大年初六）出行人数4.21亿人次，今年1月24日至1月30日全国出行人数总共才1.518亿人次，大降63.9%。境外旅游预计700万人绝大部分未能成行。携程黄金周变成“退票周”。国际旅游及相关行业如酒店、邮轮游轮、航空、娱乐等遭受重创，国外重要景区陷入萧条。
二是对市场预期较为敏感行业部门可能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经济在全球处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大宗商品和能源供求影响举足轻重，因而有理由推测中国经济受到疫情显著扰动，可能会对大宗商品、石油能源、海运指数等经济指标较快产生外溢影响。
然而，观察相关指标景气统计数据，这个时期除波罗的海指数继续早先走低趋势加快下降外，其它指标这个特定时期并未大幅波动，而是要等到2月下旬和3月份才发生明显异动。原因可能是疫情前期国内外学界评估新冠疫情经济影响普遍认为较为温和，加上缺少类似这次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剧烈冲击的历史经验参照，降低了市场定价反应敏感度。
三是国内经济短期扰动拖累对外贸易，并对疫情比较敏感的供应链产生某种影响。2月我国PMI直降到35.7，反映疫情对制造业正常运行短期形成很大冲击，并拖累1-2月出口负增长17.2%。由于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比SARS期提升好几倍，国内经济波动难免对国际经济形成短期结构性传达。
最直接影响是春节期间我国境外旅游700万人，很多在春节黄金周及以后未能成行，对我国游客偏好的国外景区带来影响。据媒体报道，在汽车、电子等全球供应链行业，疫情影响也较早形成不同程度传导。
如疫情国际扩散有限或首发国经济影响较小，疫情国际影响大体止于第一阶段，类似西非埃博拉或非典疫情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比较有限或波澜不惊。
然而这次新冠不同，2月中旬后期国外每日新增报告案例过百，到3月初超过每日千例，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加快扩散传播，诱发其它国家金融经济波动的第二阶段作用很快显现。由于不同国家在疫情严重程度、宏观经济基本面条件、主导行业特点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等方面不同，这个阶段疫情经济影响差异也会比较大。
近来美欧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是第二阶段经济影响的突出表现。2月2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下属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Nancy Messonnier公开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国蔓延，美国卫生官员正在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做准备。2月25日，这位负责人再次警告新冠肺炎可能蔓延，呼吁公众做好准备。2月28日美国华盛顿州出现首例死于新型冠状肺炎患者，次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及美国疾控中心官员等一同出席发布会，通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及防控措施。美国社会开始转向疫情防控运行模式。
作为经济晴雨表，美国股市率先对疫情形势恶化做出剧烈反应。先是股市价格2月下旬大跌10%以上，联储3月3日降息50基点未能阻止股市继续动荡，3月9日股价大跌超过7%导致美股历史上第二次启动熔断机制。
3月11日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包括对对欧洲实施旅行禁令、推迟缴税期限、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然而未能阻止3月12日股市再次恐慌性抛售导致一周内第二次熔断，欧洲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股市同步大幅下跌。3月13日下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应对新冠肺炎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启动5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储备。
在疫情导致经济预期走低打压石油需求背景下，3月6日OPEC+联盟有关石油减产谈判破裂。沙特随即大幅下调4月销往国外原油官价，表示4月原油供应将增加260万桶/日达到1230万桶/日。俄罗斯也随之表示计划增产，诱发国际油价一度大幅调水30%。
油价波动深层原因应是后危机时期美国石油产量飙升与全球石油供求关系变化客观需要价格调整，也与沙特代表的OPEC与俄罗斯等非OPEC联盟国利益协调矛盾有关，然而疫情冲击经济显然也发生了重要催化剂作用。油价波动加剧了全球经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
虽然难以准确预测，美国经济发生较大幅度减速大概在所难免，2020发生经济衰退可能性显著上升。考虑后危机时期美国多年重手刺激经济导致宏观政策调节空间收窄，加上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紧张因素，如果疫情恶化形势不能较快得到有效控制，在疫情、金融、经济消极变动相互作用下，不能排除发生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甚或更为严峻复杂的形势。
应指出，美国金融经济危机风险加剧形势虽由新冠疫情所触发，其更深层应源自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时代性结构性困境，因而需置于当代全球格局长期演变趋势规律下理解。
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率先创造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生产方式，推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实施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美国缺乏比较优势传统行业生产工序、流程、环节经济活动持续海量外包，然而其前沿技术产业突破拓展创造新岗位、新业态、新经济能力扩张乏力，与企业外部与经济离岸化规模形成越来越大缺口。上述矛盾展开伴随美国经济对外竞争力持续下降与开放宏观经济失衡加剧，构成2008年底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
上述矛盾纠结由全球化开放环境下前沿国与新兴国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决定，本质上无法通过宏观刺激政策运用加以根本改变。后危机时期美国虽然通过刺激政策维持多年经济复苏增长，亡羊补牢加强监管使得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非危机环境下保持较为稳健，然而其经济发展基本面条件以及不可持续性因素并未真正改变。
近年经济运行的一些稳定特征，如货币流动性过多、利率水平低下、资产价格高企、生产性投资不振、增长高度依赖消费等结构性特征，与危机前比较都有似曾相识之感。美国政府近年又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外部经贸关系更趋紧张。美国经济内在脆弱性使其应对疫情外生冲击面临巨大风险。
当然，也不应低估美国经济和社会在历史上显示出的很强的调整能力。认为美国经济必然出现大萧条或大溃败可能也缺乏足够依据。美国经济借助其韧性和调整能力，仍有可能通过各种腾挪翻转的努力，在经历经济较大减速调整或温和衰退后又挺过这次冲击。在把握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和规律基础上，结合疫情经济冲击现实条件观察把握形势演变，需对必然性与或然性因素决定的不同演变情景形成比较客观判断。
上述讨论可建立一个底线思维认识，就是在现实风险因素大幅上升背景下，如果美国经济和社会在短中期发生极为糟糕情形，也不应使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欧元区与欧盟的困境，比大西洋彼岸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年前欧元区爆发欧债危机，经“三驾马车”多轮救助才使危机国先后走出急救室，然而欧债危机的深层根源并未得到根本解决。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并在去年底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对欧盟造成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影响。希腊2018年宣布正式走出危机前后，意大利因为经济政治矛盾长期发酵提出将举行脱欧公投。
这次意大利是欧盟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这个欧盟重要成员国经济政治环境承压能力如何显然不容乐观。德法等欧盟大国都面临严重疫情，欧洲主要股指与美国同步震荡，万一疫情持续恶化导致金融经济震荡甚至危机，可能会使欧元体制甚至申根协议面临比欧债危机更大的考验。
东亚地区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对疫情较早重视并采取比较切实防控措施，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目前疫情控制情况比较好。然而，全球经济大环境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会使得这些小型开放经济体最早与较大程度感受到凛冬将至的寒意。
另外两个重要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由于种种原因一度疫情也比较严重。虽然近日两国疫情由于一系列防控措施出现积极动向，然而疫情冲国际下全球供应链面临扰动失序，仍会给这两个深植全球供应链的经济体带来特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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