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讲农史 | 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讲清农史是学好党史的重要内容,我们特开设"学党史 讲农史"专栏,从《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中摘录精彩篇章,以飨读者。
第二期
二、从大历史观看,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是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与“三农”关系的深刻论述。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就指出,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这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三农”与我们党、国家、民族内蕴的血脉关系和内在的本质联系。
一是从血缘关系看,长期以来,我们党多数党员来自农村农民,始终与“三农”有着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有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鲜艳红旗,旗的左右各有一列小字,右边是“三区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左边落款是“鸡洲乡农民协会祝贺”。这是1925年至1926年间,顺德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时,顺德鸡洲乡农民协会赠送的。顺着读“农为党本”,表明了党的性质;反着读“本党为农”,昭示了党的宗旨。最早在我们党和党员心目中,党与“三农”就是这样的关系。1926年,毛泽东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正是在这些群众组织和理论储备的基础上,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农民在党员总人数中的占比由党的五大时的18.7%上升到76.6%,工人占比由50.8%下降到10.9%。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一直是中共党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基层党组织里,党员几乎全部是农民。1949年下半年,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民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1934年4月,中央苏区红军农民出身的占到68%。解放战争时期,仅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就有160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党旗、党徽上已经烙下了厚重的“三农”印记,党在血缘上天然地与农民有着血浓于水的骨肉联系,在血脉中自然流淌着与农民同根同源的精神基因。不管我们走到哪、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忘记农业这个本、农村这个根、农民这个源。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道理,才能够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二是从性质宗旨看,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对农民惦记最深、操心最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百年来,农民长期占国民的大多数,也是最弱势的群体,这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三农”摆在重要位置,把农民利益放在突出地位。从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到取消农业税、解开农民身上的千年枷锁,再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夙愿,无一不是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比如,取消农业税。当时关于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争议很大,一些人坚持认为,哪怕就交一两块钱,皇粮国税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这种认识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农民纳税可以通过别的税种来体现,西方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农业已实现净流入。如果不采取这一彻底改革的办法,农民的负担减而不尽、降而又升的顽症就无法根除,黄宗羲定律就会周而复始。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农业税这个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这是工农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党为农民谋利益的生动体现。再比如,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偏见,认为中国是依靠政治力量、行政力量,拿钱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贫困,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弱势群体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2017年贫困人口比例仍为13.4%、大约4 200万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去干扶贫这种“亏本买卖”。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利益的实践和事实,才能更好领会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是从执政根基看,我们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始终把农民作为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最懂感恩的群体。一百年来,党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转变,农民始终是党执政最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之所以能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支队伍对党绝对忠诚,为了人民解放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建设时期,广大农民毫无保留、竭尽所能支持国家建设、支持工业化发展。过去打江山,我们主要靠农民,现在守江山,还要继续坚定不移依靠农民。只有深刻理解了农民与党的深厚感情,才能更好领会依靠谁的问题。
(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就得在“三农”上捋清逻辑
一是从粮食安全看,吃饭是天大的事,关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车轮子”与“饿肚子”不是一回事。车轮子没有了,可以不开车或少开车;饿肚子,一天、一顿都不行。古往今来,饥荒饥饿往往伴随着动乱,伴随着王朝和政权更替。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至19世纪期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清朝时增长到4亿,如果不是引进了玉米、土豆和红薯等作物,这么多人口是养不活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专门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极为关注。这表明粮食问题不仅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很重要。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大乱。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一旦出事,就会被卡脖子,甚至一剑封喉。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世界谷物产量总体增长,但是为什么国际粮价涨这么厉害?一方面与美国等量化宽松放水有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预期不好,各国都捂紧自己的粮袋子,不会轻易把粮食出口给别人。这就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不断增多,2019年增加了1000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再增1.32亿。所以,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
二是从国情农情看,大国小农、农民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是我国人地资源关系的真实写照。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07亿农业经营户,小农户数量占98.1%,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如果全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18亿亩耕地只需要1800万农户,那其他近2亿农户、数亿农民干什么去?小农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即使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机衔接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改造小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农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关系,扶持小农、改造小农、带动小农,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是从战略全局看,农村是战略后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么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因素,就是“三农”压舱石稳住了。我国有约2.9亿农民工,在城里稳定落户的有1亿人,其他近2亿人还在城乡间流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2020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万农民工返乡留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数,但是没有出大的乱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年印度1亩地约卖4万人民币,10亩地就是40万,这对于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就赶紧把地卖完进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钱花完了、地又卖了、根也拔了,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贫民窟里。到现在,孟买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住在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对农民进城也要保持历史耐心,保留他们在乡村的根。这种制度安排,现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过渡选择,而是长期必然的固有形态。
四是从未来发展看,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将更加凸显。随着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占比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那为什么说“三农”依然极端重要呢?道理就在于农业之于整个国民经济,好比芯片之于工业,产值比重不一定高,但“卡脖子”功能重要、不可替代。何况农业除了食品保障功能外,还有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而且越往后,现代化越推进、经济越发展,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上升。这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三农”依然极端重要的问题。
(三)中华民族主体是农耕民族,更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得在“三农”上追根溯源
一是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基因,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脉。在绵延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种五谷、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方农耕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将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应用在国家治理和个人社会行为规范上,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植入了强大的农耕基因。在古老的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多,劳动工具差,要获得丰收就得团结起来战天斗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培养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是生动反映。农业耕作、治理水患需要多人协作,所以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讲求集体主义,形成了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都江堰、郑国渠等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随着农耕文明的规模扩大,在协调各族群关系和事务的过程中,炎帝、黄帝等联盟首领应运而生,到周朝时进一步形成天下共主的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仍以炎黄子孙自称。这些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深厚滋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能够站稳脚跟的强大根基。
二是农耕文明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永续发展的密码。农耕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依赖和十分珍惜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由此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宝贵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这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节用发展理念。像云南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浙江桑基鱼塘、新疆坎儿井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历、二十四节气、间作套种、精耕细作农艺制度等都是认识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锤炼出包容宽厚、共融共生的性格特质,孕育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智慧,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韧性和包容性。
(未完待续)
唐仁健 主编
出 版 人:陈邦勋
策划编辑:刘爱芳
责任编辑:刁乾超 王 凯 等
定 价:98.00元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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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序言“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中的第二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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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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