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讲农史 |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党的“三农”政策演进（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讲清农史是学好党史的重要内容，我们特开设"学党史 讲农史"专栏，从《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中摘录精彩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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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世纪初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统筹”

1987—2003年，中央虽没有印发聚焦“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但几乎每年都发布指导“三农”工作的文件。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已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我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强调必须始终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从2004年开始，中央重新印发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一号文件传统的赓续。

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看，2000年我国宣布实现总体小康后，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进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正式提出“两个趋向”，即“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

从“三农”自身来看，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粮食产量下滑，陷入低谷。1998年后，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下降，2003年跌到4307亿公斤，小麦、玉米、稻米三大主要粮食品种全部减产，粮食库存全面告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1997—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4％左右，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承担着农业税费和“三提五统”等负担，很多地方农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已经没有剩给自己的了，甚至还要欠村组织和村集体的。各地各方面都热切期盼中央能再出台一个主题明确、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中央一号文件。

2004—2012年，中央连续印发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城乡统筹，抓住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大提升的历史机遇，推动实现农村的社会事业从原来的主要由农民干逐步转为由政府办。

一是统筹工农分配关系，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从2000年开始，中央选择在安徽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结束了中国农民2600多年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附加在农业税上的一系列地方性收费也一并取消，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国家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加强农业支持保护，建立“四项补贴”政策。包括：良种补贴，2002年实施大豆良种补贴，后扩展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五大农作物；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004年开始实施，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对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按照种粮面积给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2004年开始实施，主要对农民购买、更新农机具给予补贴；农资综合补贴，2006年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因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助。此外，还出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政策，构建了农业风险化解机制。

二是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农村社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部署。随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力推动把政府公共财政、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从无到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开始进行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2012年，全国有8.05亿农民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最早的人均20元提高到人均240元。2006年，国家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财政保障机制，开始实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2012年，有1.3亿农村学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和教科书费，贫困家庭寄宿生获得生活补助。2007年，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2年，有5300多万农民拿到低保金。2009年，提出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正式启动，基础养老金标准从每人每月55元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93元。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的梦想变成现实。

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03年以来，国家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启动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农村公路建设，到2009年年底，全国乡镇通达率达100％。加大农村安全饮水解困支持力度，到2012年共解决3.96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一大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首次开展农村危房改造，1020万户农户从中受益。实施第二轮农村电网改造，农村用电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从原来农村的事主要由农民干，逐步转为农村社会事业由政府办。

四是统筹城乡人力资源，加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各地可以选择若干集镇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理服务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每年增加600万至800万人，形成中国历史上的“民工潮”。从2004年开始，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回应了工资、就业、户口、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问题，被农民工誉为“春风文件”。

这一时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惠农政策，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农村政策体系，中国农民真正地从党的惠农政策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未完待续）

唐仁健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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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序言“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党的“三农”政策演进“中的第二部分内容。作者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副部长级），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兼）吴宏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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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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