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讲农史 | 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讲清农史是学好党史的重要内容，我们特开设"学党史 讲农史"专栏，从《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中摘录精彩篇章，以飨读者。
第一期
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
——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唐仁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揽，回顾第一个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光明前景，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是一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党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过的百年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是党的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诠释。农业农村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系统梳理党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历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前进动力，接续拼搏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新的“三农”华章。
一、从百年党史看，“三农”问题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焦点和任务不同，但“三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这是由“三农”问题本身的一系列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三农”问题具有政治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解决“三农”问题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也必将伴随现代化全过程。“三农”问题具有基础性，农业是关系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关系政权稳定的基本群体，农村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战略后院，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农业农村这块“压舱石”如果稍有动摇，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大局。“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三农”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性，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激发的动能都很大，新阶段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稳住农村这个大后方和根据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一时一地可能看得还不那么清楚，但如果放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用大历史观来观照，就能看得很明白。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农”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
党旗的图案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最开始的洋镐锤子、“犁头旗”，再到镰刀斧头，最后定型为镰刀锤头。这个历程，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党对于革命力量和革命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从城市暴动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旧中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剥削、被压迫、很多时候也是被遗忘的群体。最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愚昧保守、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近代以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包括中共成立之初，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直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人口众多、深受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只有将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革命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作《青年与农村》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而，他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早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彭湃等就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同时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农民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革命。在古田会议上，党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通过思想教育、诉苦运动等，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把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变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坚定革命力量。对于我们党与农民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当时的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经感叹“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当时党还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模式，认为城市斗争高于农村斗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中心城市，最后都失败了。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随后，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陕甘边等根据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创立并发展壮大。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到抗战结束时，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解放战争时期，党把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大后方，立足农村、依靠农民，解放区越打越大，连接成片，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不竭动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党内首次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深入农村以后，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适应斗争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195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杜润生曾直截了当总结道：“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三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工业化起步迟、底子薄，又面临国外的封锁，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党在这一时期是怎样领导农民开展建设、支援国家的呢？
一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组织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道路。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到1952年年底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党认识到，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毛泽东提出：“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分红、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到1958年，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明显走了弯路，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文盲率下降到34.7％。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改变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通过豆选、圈名、烫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
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质条件。党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改天换地，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针对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建成了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设施，很多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又如，针对农业科技落后的问题，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1958年，毛泽东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大体系。再如，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国农机工业从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水稻插秧机、水轮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36亿千瓦。
三是探索建立以农补工，主要依靠农村积累，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1953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至50％。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粮食开始凭票供应，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00多种。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有专家测算，从1953年到1985年，通过统购统销，农业累计为国家贡献了约80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30％。此外，农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群体，农村成为特殊时期吸纳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空间，1968年至1978年共有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经济发展也是率先解决吃饭问题后，通过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了空前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为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作出了贡献。
一是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个简单朴实的道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创举。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认可、推广，并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和完善。到1986年年初，全国99.6％的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生产关系的变革空前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年见成效，几年就大变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形成，构成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通过改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历史性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三个千亿斤台阶。林毅夫曾经测算，1978年到1984年，作物产出增长的43.6％归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增长的94％归于家庭责任制改革。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达到400公斤以上，到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1.22万亿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
二是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改革后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也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变。1983年中央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1993年全面放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购销，粮票等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把“两水”(水果、水产)价格放开，到2005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市场，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广大农民在取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之后，又取得了产品交换的自主权，邓小平称这是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包干到户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国家放开政策允许农民搞工业、允许个人搞商品流通，乡镇企业乘势而起，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挤出一条缝隙，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发展的一支劲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单一搞种养的格局，倒逼国有企业开始市场化改革，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变。
三是农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为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形成了就地转移浪潮。90年代后，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活动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规定被逐步取消，在市场规律作用、利益机制驱动和城市文明感召下，亿万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形成了农民工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新浪潮，这不仅极大拓展了农民就业发展空间，更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急需且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此外，通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低价征用、高价出售，还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以2004年为例，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省796元，以当时全国1.2亿农民工计算，全年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就高达1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增量，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等方面的隐性节省。以2012年为例，国家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若按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均价计算，共计3.7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三成多。
（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聚焦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一是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经过多年探索，基本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工作中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连续6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冲击，一度引发很大恐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但是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风景这边独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保持社会稳定“功不可没”。
二是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底线任务，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小康的标志性工程。2012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党中央作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由此拉开。8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扶贫工作，他强调：“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起奋斗在扶贫一线，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年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广大贫困群众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在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补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短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都不得不承认：“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
三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2016年在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深改组和深改委会议58次，其中有26次审议农村改革重大议题，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等20多个文件，新一轮农村改革“四梁八柱”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新活力。
这一时期，党指导农村改革有多方面理论和实践创新。比如，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同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推进“三权”分置。这是对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两权分离”的重大发展，是党的“三农”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上也具有全新的非凡意义。以“三权”分置理论为指导，我们还在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再比如，城乡发展“两个规律”理论。2018年9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这是继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后的又一重大判断，为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制度保障，系统阐释了坚持走“七个之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推进“五大振兴”。2020年以来，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构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
回首百年征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亿万农民谱写了“三农”的时代华章，实现了翻身解放、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有三组数据变化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其一，粮食产量从3000亿斤到1.3万亿斤。3000亿斤是193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到1949年降到2263.6亿斤，人均209公斤。2020年粮食产量为13390亿斤，人均474公斤。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
其二，农民年人均收入从44元到17131元。根据联合国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当时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4元，1978年增加到134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居民，2020年达到17131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到2.56∶1。尤其是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如果再算上“两不愁、三保障”，远远高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
其三，恩格尔系数从90％到32.7％。90％是1949年我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现在已经降至32.7％。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农民已经从贫穷迈进了相对富裕阶段。农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的一升一降，看似小数字，实则大变化。同期，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得到极大改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流行的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活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电、通光纤和4G网络，从曾经高达80％的文盲比例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从缺医少药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这可不是小事情，2020年以前，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有力支撑，激励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农业农村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是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之后，把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到一起的重要论断。“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农”要发挥“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基础支撑作用。保供固安全，就是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局中，压实农业稳产保供这块压舱石，稳固国家安全。振兴畅循环，就是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格局中，挖掘农村消费、投资巨大潜力，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容提速。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图已经绘就、前景十分广阔，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三农”一定会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再次谱写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未完待续）
唐仁健 主编
出 版 人：陈邦勋
策划编辑：刘爱芳
责任编辑：刁乾超 王 凯 等
定 价：98.00元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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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中国共产党农史纲要》序言“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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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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