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国内外先进教育智库呈现新特征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世纪初，智库发轫于美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数量陡然增长，教育智库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教育决策方面前10位的智库，美国占了6个。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纷纷加强了教育智库建设，世界高水平教育智库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特征。
（一）坚持智库的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把服务本国教育决策作为首要功能
当前，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在内部管理上，普遍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研究为核心、行政为辅助，全方位为研究人才提供思想创新的制度保障。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们坚持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侧重。例如，美国智库更多强调智库独立于政府、政党，欧洲智库则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而党派属性是英国教育智库的重要特点之一，但在澳洲，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则由最开始的政府附属机构，演变为今天独立运作、完全市场化的教育研究机构。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一方面，应在智库运营和思想创新上借鉴欧美经验，在研究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应保持中国智库与政府、政党的紧密联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研究立场，正确处理好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的关系。
世界各国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无不以服务本国教育决策为己任。如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心”，该中心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又如，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近年来为加强教育智库建设，方便与文部科学省开展就近的政策咨询与研究协作，于2008年将该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并入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在的办公楼群，作为文部科学省的一个公务员机构。我国教育智库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服务教育决策，关注前瞻性的重大教育问题。譬如作为教育部的决策咨询机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教科院”)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实施了2025中国制造与人才培养研究等多项重大战略性研究；参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等多项党和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政策的研究编制工作；承担了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各司局决策服务项目近300项。近年来，政府行政部门还在各类科研机构成立了一些专门为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例如，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1年教育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设立教育科学决策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等。
（二）坚持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将搜集处理分析数据作为制胜法宝
智库研究具有极大的风险，尤其是对官方直接决策起重要影响的智库，错误的研究结论可能会误国误民。因此，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智库一直以来都特别重视实证研究，注重以实证研究范式在微观领域开展研究，注重用数据说话。这与我国一些智库以宏观的“体制与结构”为主要研究领域、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研究范式、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基于证据促进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如围绕“学习者及其需求”的发展目标，开发了相关测评工具，收集相关数据并基于数据研究学习者个体的需求，包括学习困难、特殊需求和进步状况等，然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行动方案以及满足学习者个体需求的教学方法和项目干预方式等。当前，中国各类智库也认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调查研究。如中国教科院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样本教育满意度调查，加快建设基于跨领域数据库的决策模拟程序，为教育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注重数据的广泛搜集和挖掘，也是一流教育智库的鲜明特色与“制胜招数”，世界各国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开展教育数据的搜集分析与相应的数据库建设。著名的兰德公司甚至在机构设置上就突出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其设有计算机中心、调查研究小组和统计学小组三个相关数据机构，且分工明确。还有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韩国教育开发院等，均设立了教育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的专门机构，十分重视协同开展调查研究。在国内，重视实证研究方法、注重用数据说话也已经成为教育智库建设的共识。同时，许多高校智库也认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性。中国教科院近几年着力加强数据库等基础建设，基本建成了教育决策模拟系统，依托战线力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调研基地，在全国培训了400多位调研员，为采集全国教育数据形成了稳定的机构和人员支撑网络。
（三）坚持把质量和效益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重视打造高学历、垮领域和国际化人才队伍
质量是智库建设的生命线，也是智库形成品牌和口碑的关键。国内外一流的教育智库在成果评价上以结果为导向，开展质量管理并建立了严格的成果评价机制。如兰德公司著名的“内部评审制”，对每一项研究计划通常都聘请两位未参与该项目的资深研究人员作为评审，负责中期和结项审查，以确保研究水平及其权威性。中国教科院提出“质量立院”的发展方针，把制度建设作为提升质量的基本保障。
决定智库建设的最根本因素是人才，各国先进智库无不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基本保障，把高学历、跨领域、国际化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准。兰德公司2011年有1600名员工，其中86%拥有硕士以上学位，58%拥有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有340名职工，其中硕士学位职员122名，博士学位职员63名，拥有教师资格证职员120名。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多种多样，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近几年发展迅速，员工分布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柏斯、阿德莱德、迪拜和新德里等地。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上，各国还在学习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跨领域工作的机会，让智库内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同时也聘请和雇佣政府官员到智库从事研究，以此提高人员的素质以及加强成果的有效应用。在我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其学术委员会成员也都由教育领域内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特别是民间教育智库在这方面更加灵活，其理事成员由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四）坚持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教育决策，确保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和充足
各国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发布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优化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输出，广泛服务和影响政府教育决策，及时为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教育信息与咨询建议。例如，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下设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是发布美国教育信息与教育研究成果的最权威机构，为各级各类教育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持。当前，我国各类教育智库也注重通过报告、课题研究、公共舆论以及研究者个人影响等途径发挥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官方教育智库往往更具优势，因为他们与党政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其在研究成果的呈报上有特殊的渠道，在很多时候可以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高层领导，在观点表达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一些民间教育智库也试图打破局限，正在逐步扩宽影响渠道，通过媒体舆论，吸引政府和社会关注，间接推动教育变革。
融资渠道的稳定是教育智库运作稳定的坚实保障。教育智库一般的经费来源除了固定的财政拨款外，企业支持与社会捐助也必不可少。各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虽然包括政府拨款，但更多的是依靠研究合同款项、会议费、活动收入、出版收入、基金会和企业捐助、个人捐款等方式。其中，民间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如兰德公司2010年度筹资额度达到了28292万美元，3个与军事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中心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又如，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总收入为6900万美元，其中94%来自于捐赠，3%来自于出版收入，其他来自对外投资的收入。
总之，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经费来源稳定，是各国智库普遍的经验。
（五）坚持开放、活跃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既可以是同领域的，也可以是跨领域的；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当前，跨部门、跨领域的项目合作已成为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常态。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局部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问题的趋势也越来越成为常态。如终身教育、全纳教育、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教育公平、教育创新、教育质量等话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话题。面对这种状况，教育智库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
对照先进教育智库的发展趋势，国内大多数教育智库机构在努力追赶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例如，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质量智库较少，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应用，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大师级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等。［4］因此，新型教育智库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理清思路，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